后疫情时代的潜在群体治安事件威胁_风闻

（作者：王烜 WANG XUAN，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华语智库”公众号）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可怕的场景：某年深秋，由于暂时的突发性危机导致的失业潮，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别有用心的势力鼓噪下，某国数千名无知青年、盲流、闲散人员开始在某城市闹市区聚集。他们身穿各式秋冬款服饰、佩戴各式口罩帽子遮挡大半面部，冲击政府机关、银行、商场等设施，对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破坏。

在强力部门介入时，暴徒们并未退缩，反而凭借面部遮掩的优势更加有恃无恐。对峙、叫嚣、甚至暴力对抗……局势陷入某种程度的失控。

另一方面，强力部门在弹压与处置过程中，无法有效取证、面部识别困难，在事件进展期间、事件后追责期间，陷入目标锁定的技术尴尬……

我们当然有理由坚信，再可怕的疫情终究会过去。然而，当人类社会普遍从高度受控的“洁癖”环境里解放出来时，不难想象，过去的生活方式将有所改变，许多新的生活习惯或许会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比如：戴口罩。

各类暴力犯罪者热衷遮掩面部，剥离自己的识别特征，从而暂时屏蔽羞耻感、道德约束、降低法律追究的效率。恐怖分子、抢银行的劫匪、街头革命的乌合之众，无一例外热衷此道。这是人性和技术局限导致的必然。

由于恐怖分子与劫匪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必过多展开。我们不妨聚焦文章开头的群体性事件，抽丝剥茧地梳理一下，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虽然欧洲人宣称口罩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然而在汹涌的疫情面前，人们还是听从理性召唤，乖乖地学着东亚人的方式戴上了口罩。其中奥地利甚至强制全民戴上口罩。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欧洲人排斥口罩及其他面部遮掩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共安全。

例如，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欧盟最高比例的某宗教人口。2014年，法国颁布《面罩与罩袍禁令》，该规定称：禁止在公共场所，如街道、车站、公园和商场等地穿戴某宗教某派别的蒙面罩袍。不难看出，法国当局颁布该禁令的指向性无他——公共场合的安全。

与我们更近的例子，还有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街头闹剧。一小撮被蛊惑的香港青年，通过戴面具、口罩，肆无忌惮在香港闹市胡作非为，企图以此躲避警方的取证。也正是“口罩足壮怂人胆”的效应在发挥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新冠疫情的传播模式不由分说、无孔不入一样，全球各国都可能由于类似诱因，出现上述情形。

在后疫情时代，社群心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们普遍理解、体谅他人在公众场合戴口罩的行为。而不会像疫情发生前那样，看到别人戴口罩会多看两眼，或者觉得他人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毕竟在疫情前，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场合是没有戴口罩习惯的。无论如何，现在全民长期戴口罩的新生态已然形成。

戴口罩，这个细节在公共治安方面的挑战是否成立？我想应该是成立的，至少是不容忽视的。从实际的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戴口罩导致的人脸识别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目前不少人脸识别技术宣称戴口罩也无妨。然而，迄今实践中并没有证据支持公共治安事件中，全员口罩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很好地进行取证的先例。比如巴黎的黄背心运动和去年的香港风波。我们注意到，口罩确实很好地遮掩了歹徒的面部特征。如果配合鸭舌帽与墨镜，其掩藏效果更佳可想而知。

在后疫情时期，如何进行街头非法聚集时的面部取证？如何应对因为“全民口罩”而导致的“口罩足壮怂人胆”的犯罪心理？这些新生态下的新课题，颇有些时不我待。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争锋相对出台相应措施与解决方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