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时刻，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_风闻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不一一回顾了，因为在外媒看到了很多颠倒是非的文章，觉得非常有必要做一个澄清，就是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以及它是不是必然性走到这个地步。

由于目前的美国总统属于不稳定总统，今天看到的消息是奥巴马又开始骂特朗普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随着11月份大选的逼近，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恐怕比中美关系还会恶劣，2020年的大选与往常不同，对于民主党以及美国主流媒体来说，忍了四年，再忍四年怕是要气爆了，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拜登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当上总统后，不赦特朗普”，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正常选举的关系了，而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鉴于特朗普上台后把自己的一大堆亲戚朋友往执政团体里面塞，把建制派排斥在外，尤其是和小布什家族的关系恶化，真的民主党上台后，对特朗普进行清算，共和党会不会保特朗普还是两说。

在中美关系上，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先由美方抛出一个问题进行指责，然后大家互相争吵，吵着吵着，原来引发争吵的问题就完全不记得了，大家还记得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始问题是什么吗？

贸易逆差问题。这也是贸易战的由来。

莱特希泽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个文，主要针对于台积电的问题，原文名字《The Era of Offshoring U.S. Jobs Is Over》，也就是《美国离岸外包工作的时代已经结束》，大致阐述了美国离岸外包的一系列问题，摘取其中的几段

对于企业而言，这种策略在短期内会获得回报。廉价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影响是痛苦的。美国失去了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反过来，这摧毁了城镇，加剧了家庭破裂，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和绝望。

……

离岸外包时代已经结束，过去对于效率过分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对失去工作的担忧，在我们战胜这种疾病并重新开放经济之后，我们不会忘记从这个误导性实验中学到的教训，从长远来看，我们公司的确定性和繁荣之路和我们工人的利益相同：把工作带回美国。

The Era of Offshoring U.S. Jobs Is Over 纽约时报

莱特希泽的这篇文章在纽约时报的评论区没有得到赞同，其中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

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做梦。只要在人工成本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并且对许多公司而言仍将是可行的选择。轻松获利的诱惑对公司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抗拒了。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不利用它们，那么竞争对手就会利用。

今天中美关系的问题，和08年中美关系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在细节上都非常相似，只是执政奥巴马换成了特朗普，美联储的主席也从伯南克换成了鲍威尔而已。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2008年8月，美联储主席在一次研讨会上发布了《金融动荡的根源：一个较长期视角的看法》的讲话，此后讲话稿被刊登在《国际清算银行评论》里面，伯南克说

当前金融动荡需要联系到三个已经持续了较长时期的情况：1990年代中期开始并在2000 年再获扩张势头的美国住房景气， 更宽范围内的美国信贷景气以及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 第三个情况对美国而言是 “双刃剑”。

在金融领域里， 上述三个我所认识到的较长期变化情况由这一事实联结起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储蓄净供给的显著增加同时支持了美国住房景气和更宽范围的信贷景气。 

净储蓄的这种 增加的根源包括：高储蓄的东亚国家的高速增长， 以及在中国之外的该地区投资率的降低；大量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累积；石油和其他商品出口国收入的大量增加。这些净储蓄流动的压力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实际利率的下降， 刺激了资产价格 （包括住房价格）， 并推动了接受这些流动 的工业国-尤其是美国-经常账户转向逆差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附和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相当多的人都赞同这种说法，这就构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外因论”，伯南克并没有完全否定金融危机的内因，但是按照伯南克和保尔森的说法，似乎美国金融危机因素，外因比内因更大。这也是在2008年到2009年，许多美国政客指责中国的原因，

也是因为如此，在200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的一篇评论《美国政客就金融危机指责中国站不住脚》，文章说：

但是，就在世界各国联起手来共克时艰之时，我们却听到了一种非建设性的声音。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在媒体上抛出言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必须予以澄清。

可能大家没有看懂伯南克以及保尔森的逻辑，可以把他们的逻辑归结如下：

第一，新兴市场高速增长的经济导致了国内储蓄过剩。

第二，新兴市场对外顺差以及经常账户顺差是储蓄行为的表现。

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把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给美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供给。

第四，由于资金的大量供给，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导致美国金融机构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投机性投资。

第五，正是这些投机性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而所有的根源，在于新兴市场的储蓄率增加。由于储蓄率的增加导致的顺差问题。

这就形成了美国保守派势力认为，人民币汇率过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工人工资过低，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这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的罪魁祸首。

这个问题就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最近的表现，就是莱特希泽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

这也是当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对华指责的一个重要依据。

我们回头看看，在2017年到今天，特朗普政府指责的范围基本上还在伯南克和保尔森的指责范围内，而中国今天的回应也和当年没有任何区别。

中国的回应是：

第一，美国储蓄率长期较低，并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美国储蓄率自上个世纪50年代持续下降，导致储蓄投资缺口不断下降。美国财政收支出现了大量的赤字，必须借助外国资本弥补缺口，由此产生了贸易逆差。

即便是美国改变了对华贸易逆差，也必须为美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把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

第二，美国能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本国股票和国债市场，同时美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较大的顺差，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都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实际上美国对外经济交往并没有失衡，而是相对平衡。

第三，美国不是对中国逆差，而是对亚洲利差，这在美国2005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已经说明了，认为尽管美国扩大了对华进口，但是这个扩大是以降低对其他国家进口来实现的，2004年美国对华逆差上升24%，但是对日逆差下降了12%，一来一去基本打平。

第四，美国相当多的逆差实际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加工生产的，顺差在中国，但是增值都流回美国了，中国只挣了加工费。

第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对美出口工业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业品和能源，而美国最强势的是高科技产品，但是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管制，导致中国根本买不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充分释放，而美国在进行自我限制，如果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六，在出口问题上，两国采取不同的统计方式，在出口上，中国采取的FOB，美国采取的FAS，在进口上，中国采取CIF，美国采取的海关纪录统计出口，基本上是FOB模式，因此在计算上出现就出现很大问题，CIF通常比FOB高10%，且也没有把服务贸易统计在内。

这场争论是在2008年进行了，距离今天已经有11年了，在这十年内，双方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中国，早就启动了四万亿，释放了相当的储蓄，且中国也开始负债增多，并且中国对于美国国债也开始逐渐减少增持，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

从实践看来，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和作为美国财长的保尔森的论点是错的，中国不是导致美国逆差的根源。

很显然，这些道理并非伯南克和保尔森不懂，也不是在2017年中美贸易战的那些美国主政官员不懂，他们懂，但是他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本身是很痛苦的行为。

1991年，苏联瓦解，在苏联瓦解后，美国的整个政治模式基本上陷入了停止状态，没有了自我的更新，即便是奥巴马时代想对于美国这个肌体进行小范围的更改-----搞奥巴马医保都已经失败。

美国之所以不对毒品问题的根源上动手，不是美国的精英层不知道，而是美国的精英层非常清楚的知道，一旦着手改革，势必要对整个美国的医保制度动手，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来平衡滥开止痛药的问题，同时还要在美国国内开始强有力的禁毒措施，这些行为在美国民众面前是不受欢迎的。

右派会认为，在医保上动手那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

左派认为，在美国搞禁毒，妨碍了美国人民的自由，毕竟左派在推大麻合法化。

而美国的贸易问题，美国的金融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和美国的毒品并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精英层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假装糊涂。

以美国贸易逆差和美国制造业问题为例，美国精英层非常清楚的明白，美国的金融业对于美国制造业的“挤出效应”，金融比制造业来钱快，金融比制造业看起来更体面，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去做美国制造业？

且人才培养都是问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美式自由教育”，每个人都向往当律师医生之类的，又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埋头去学理工科？中国的人口仅为美国的三倍多，但是STEM人才是美国的8倍，这还是美国把医学也算在STEM之内。

今天的新闻是台积电宣布将投资 120 亿美元赴美建 5nm 芯片工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压根不是投资，这是台积电给美国人交的保护费，台积电上个月的财报才说在美国建立晶圆厂的问题：

第一，存在成本缺口，很难弥补。要建必须规模大，且先进。

第二，晶圆厂的供应链必须要建立

第三，晶圆厂必须是工程服务机构，所有晶圆厂都具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人员，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

而现实是，台积电在美国投资的厂子的水平实际上还是落后于台湾本土厂的，台湾目前本土每月生产100000片，而美国的厂子即便是建成了，每月也只有20000片，至少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帮台积电去进行兜底，这个投资非常危险。

这个厂子在2024年投产5nm，和今天的16nm几乎没有区别。

与其说是台积电投资，不如说台积电被迫交了一笔保护费，而且到底实现不实现的了还是两说，郭台铭的那个厂子现在差不多黄在哪里了。

鬼知道今年大选情况如何。

说起来也讽刺，过去是美国人教中国人不要用行政命令这类的强硬方式来搞经济，在2020年的今天，是不是要轮到中国人告诉美国不要用行政命令来搞经济，是不是轮到中国人教美国人什么是“市场经济”？

从80年代里根经济学开始，从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贫富分化问题，金融业过于庞大导致的挤出问题，医疗问题，国债问题，到今天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每一次美国出了问题，采取的方式都是：美国得病，外国吃药来拖。

奥巴马时期的金融危机，本来是一次市场出清的机会，结果奥巴马的名言“太大而不能倒”，导致应该出清的没有出清，特朗普时期在经济没病没灾的情况下大搞减税，仿效里根，导致2018年美股回购大增，似乎还在嫌美国的贫富分化不够严重。

今天拿中国当替罪羊，那么下一只替罪羊又在哪呢？

或许我们给予了美国过多的关注了。

来源 | 李建秋的世界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Kr7-FpuxfStO4tNWouR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