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焱：华为再临全面封锁，中美经济全面脱钩再加速_风闻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5月15日发布声明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那些处于美国以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由于考虑到该措施会对于晶圆代工厂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因此给予120天的缓冲期，以降低该规定变更带来的冲击。可以说从18年美国封锁中兴开始到现在，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本次对华为的空前封锁既是中美贸易战的延续，又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变局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封锁华为入手，探讨本轮危机周期中美间经济关系趋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先强调一下，对于华为存在的劳动纠纷，996等情况，我们一贯持批评态度。但这不妨碍我们就华为被封锁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讨论。

中美8字双循环

冷战后美国体系大杀四方，不止是攻略了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在地理上属于欧洲一部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原东亚雁阵中的东南亚），同时对日本和欧盟也形成了力量压制。

这让美国大谈的所谓“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显得非常虚伪。在“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旗帜下，欧洲、日本这些老旧发达经济体已经基本沦落到好的开个酒楼（德国、北欧），差的也就是个烧饼摊（欧猪国家）的状态——而且还时常收到美国的欺压和敲诈，甚至吃白食白嫖。这些国家比起搞“扬子公司”和“发金圆券”的美国，虽然都还叫老板，但绝对不可以道理计。

至于大多数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就和过去旧社会的手停口停的学徒、帮工差不多，属于附属阶层。而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美国口中的“屎坑国家”，就是完全看过路人心情的乞丐。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高举一面大旗。后冷战时期，美国人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往而不利的“大义”，就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其标志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

而在物质层面，真正帮助美国经济上压制欧洲和日本，主要是依靠两个因素：

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美国相对欧洲、日本形成了技术代差，对两者形成降维打击；

二是中美8字双循环的形成，中国产业链和美元资本互为表里；美元资本所到之处就是中国商品所到之处。

这里稍微讲一下中美8字双循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国，在世界各地购入原材料，生产后向世界市场出售工业制成品，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风靡全球后，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主要美国提供技术标准、头部市场、生产性服务业，欧洲日本提供生产设备、高技术零部件，其实就是生产技术，主要中国提供生产能力。这主要是一个商品循环。关键两点，美国提供的市场和资本决策，中国提供的生产能力。

同时，中国在生产环节承担了类似早年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园国的角色。既，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就形成了生产循环。过去，商品循环和生产循环是重合的，但全球化以后因为竞争力的原因逐步变为相关联的两个循环。而结合的焦点主要在中国的生产部门。又由于跨国公司利润分配中，更多的分配给商品循环，所以就是8字的上边的圆。而生产循环分配利润较少就是下半个圆。这就是8字双循环。所以在8字循环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中国生产，美国出品。最典型的就是苹果。

如果美国仅仅依靠诸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之类的美国自身产业“仆从军”，那冷战后20年的美欧日经济竞争，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欧洲、日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不敌美国，相当大程度上因为这两者的“经济仆从军”（东欧、北非、东南亚）的战斗力远远不如中国自身产业链。

如果仔细观察美元资本致胜的两个物质基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产业上的8字双循环产业链，大家不难发现这两个关键致胜点恰巧是中美两国共有的，且同时是其他国家普遍缺乏的。信息技术领域，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同中美两国存在鸿沟般的差距，欧洲、日本同样完全不是中美两国的对手，而且还有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也是美国在半导体和5G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围堵打压的主要原因。

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大部分都要看中美两国的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有的只是选择追随或排斥的选择权，丧失未来发展路径的决定权。5G是下一阶段信息产业发展的纲领，华为既是中国5G产业突击的矛头，其庞大的需求又可以进一步刺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因为美国国内经济已经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如果美国挡不住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狂飙突进，待到无法通过美元吸血全球之时就会反噬自身。

危机影响

我在18年9月在沉思录上的文章《贸易战的真相——全球化解构前哨战》中说过：

中美贸易战的焦点不是中美贸易，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美元周期性回流所带来的全球美元荒。此外，本次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至少2-3年（基本与美联储加息缩表同步），贸易战对于中美两国整体的影响有所高估。未来美国通胀率会上升，带动利率提高，直到再次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如果先在其他国家爆发，美国就剪羊毛成功，如果没有大户倒下，可能美国这次就会比较亏）

与此同时，本次贸易战和美元回流是几十年来少数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但因为要忍受通缩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对于国内会非常痛苦，包括产业重心转移和升级。

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冲突”，不如说是中美两个大国为未来经济全球化解构而相互试探的一次前哨战。本次中美贸易战之后，目前8字双循环结构的世界贸易体系将逐步解构。

目前这一判断不断得到印证，且因为疫情原因在加速降临。虽然我一直觉得中美两国会在贸易战结束以后各自进行一次经济危机（美国主要是金融危机），但是新冠疫情还是以我完全意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搞了一次经济危机。所以这里再将之前的判断更新一下：

1、疫情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自身周期相重叠，但风险总体可控甚至远好于两次危机分别来袭。

2、美元未来一阶段（2-3年）仍然会处于相对强势，但这非常有利于人民币最终与美元脱钩。

3、疫情过后，中美8字双循环解构加速。双方贸易仍然会继续维持，但是产业上会逐步形成非美国产业链和非中国产业链，双方都会试图将对方产业加拉帕戈斯化。

4、本轮经济周期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届时大概率会发生中国GDP超美。

先说这次危机对国内的影响。

首先，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10-20年一次。按规律10年左右来一次较小规模危机，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危机调一下产业结构就能够混过去；当20年一遇的大危机来临时，就往往会有比较大的体制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危机才能安然度过。

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各类可能的经济危机中对中国影响最小，同时相对威胁最小的方式，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1、由于疫情的全球化扩散，能有效避免外部势力趁这次我国经济调整落井下石的可能。

2、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必然有部分国内资金外逃规避风险。可疫情蔓延全球，资本外逃在本次调整中没有大规模发生。

3、总体上中国是个产能过剩的经济体，短期的经济停摆相当于一次去产能。这样的危机相比其他经济危机方式，对中国经济伤害最小——大不了年底的环保停工放松一些，就能回血不少了。

与此同时，由于前些年的美国长达十几年的QE，造成美国本身债务大涨，但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涨幅更大。仅在2020年和2021年,发展中国家需偿还的公共外债就将飙升至2.6万亿美元至3.4万亿美元。在疫情发生前，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债务风险已经在上升，并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疫情爆发后，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更加难以维系。所以总体上国际市场上一旦发生危机，大概率会出现美元荒。

虽然疫情发生以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展开大范围放水，但考虑到疫情造成的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等原因，这些美元大概率仍然在美国市场用来防止债务链断裂，或者追加金融杠杆交易保证金，很少一部分会流出美国，造成美元贬值。

所以，美元未来一阶段（2-3年）仍然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交易是必须基于买卖双方自愿的原则下的。前些年美国大搞QE的时候，国内很多人都呼吁要把外汇储备拉去国外购买资产。但当时美元借款容易，同时利率不断走低。在市场上美元泛滥的情况下，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大量出售核心资产，来换取可预见当中不断贬值的美元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2014年以后，除了当时陷入经济困境的巴基斯坦以外，很少有国家容许中国在其境内购买或建设大量新的核心资产；与此同时，从那时起中国的资本外逃往往是前往发达国家购买一些资产价格波动大，资产价值不由主体控制，往往命系他人之手的衍生资产。

疫情发生之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伪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虽然世界银行和IMF因为疫情暂停了一部分国家的还款，但是作为“世界剪刀手”的国际公共金融机构，在疫情结束以后必然会要求这些欠债国家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国家也必然会开放国门，引入外资，出售资产。

我们还可以反向验证一下。德国最近在制定法律，严格审核外资利用疫情造成的危机收购德国企业；同时印度也出台看法律，对“接壤国家”的投资要严格审核。不难看出这些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哪些国家——就是中国。

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什么用。

与主要通过低买高卖赚取资产价格差价美国资本不同，中国资本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拓展和维护中国经济本身的生态圈。一旦中国不选择投资某些地区，则这些地区很有可能被整个中国经济生态边缘化；而中国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唯一的。

因此，这次疫情危机又是一次十年难遇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且非常有利于人民币最终与美元脱钩。

疫情过后，中美8字双循环解构将发生加速。虽然双方之间的贸易将会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产业上有很大概率会逐步形成非美国产业链和非中国产业链。在两大产业链的竞争中，双方都会试图将对方产业加拉帕戈斯化。

（加拉帕戈斯化（ガラパゴス化、Galapagosization）是日本的商业用语，指在孤立的环境（日本市场）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面对来自外部（外国）适应性（泛用性）和生存能力（低价格）高的品种（制品技术），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

为什么8字双循环必然会解构？首先是先说经济、金融部分。

上面第一部分已经说到，美国希望通过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从而维持现行现行体系下第一经济大国和全球领导地位，这就必然引发了随后的中兴、华为事件，即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龙头采取科技禁运、制裁，以迫使这些企业屈服或迟滞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战略压迫。

但是，中国不是欧洲、日本。中国产业链是美元体系的“雇佣军”，但不是“仆从军”。短短两年，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矛头“华为”已经可以实现硬件去美国化了。

既然中美两国的高科技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物质基础（硬件，主要包括芯片和其他核心零部件）、市场环境（主要是市场准入）都会相互逐步隔离，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必然会点出不同的科技树，并且在技能树的发展方向上越行越远。

从中期看（5-10年），世界会形成以美国和中国各自一个产业链。竞争胜利的部分，会享有除对方以外的绝大部分世界市场玩在线游戏；竞争失利的部分，则回家关起门自嗨玩单机自娱自乐。但，相当一部分势均力敌的产业则会形成各自领导，相互部分重叠的圈子各自表演。

由于中美双方各自拥有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内市场，因此各自的主导企业即便外战失败也不可能迅速消亡。但有一句话叫做久守必输。一旦被对方赶回家，时间一长除非出现其他变数，败亡是早晚的事。日本的手机市场就是前车之鉴。

这也就是我说的，双方都会试图把对方“加拉帕戈斯化”的原因。

此番以5G为代表的科技市场争夺战中，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争夺的焦点主要在欧洲国家，而欧洲的态度则一直相当的暧昧。原因很简单，中美双方产业链都有各自的基本盘。

美、加、澳、新必然是美国产业链的地盘——五眼中的英国历史上就是搅屎棍，这次也不会例外。同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默认的中国买家，这里的电信运营商长期依靠中国的廉价尾货维持运营，除了中国没什么选择。当然一定会有诸如像印度、越南这样的戏精国家出来表个反对中国货的态，但最终他们可能还是会以价格可以承受的中国货为主，最多在Made in China的标签上贴牌来掩人耳目，同时还会要求中国给他们贷款。

但属于自身经济能力可承担、政治上不绝对排斥的欧洲，是双方争夺市场的焦点地区，对于中美产业链的选择，更多是考虑未来自身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估计欧洲人大概率会两面押宝，不会排斥中国产业链。

由于中国的巨大产能，低于中国发展水平的国家必然为中国海量的供应能力所淹没。一旦排斥中国产业链，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中国以及经济水平在中国以下的绝大部分市场。这对于已经失去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主导权的欧洲国家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

我们可以通过2016年默克尔访华制定中国和欧洲电动车充电接口标准，以及2018年日本向中国共享电动车快速充电技术中管中窥豹，这两件事是代表着一般发达国家对中国供应链态度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从北欧这几年对于中国的态度就能看出，美国没有自己的5G直属力量，只能找北欧雇佣军。

虽然疫情中不断有各种反全球化声音，希望将中国排除出全球产业循环。但是我的看法是，虽然未来8字双循环产业链逐步解构，但是中美双方的贸易仍然会继续，那种在中国以外重构产业链的想法注定只是想想而已。

也许大家会觉得这和我前面说的8字双循环解构自相矛盾，但一点都不，而且现实中就有大量例子。

首先，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外部生产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以及像基础教育、技能培训、生产实践这样的人力资本持续性投资。今天西方国家由于持续性的去工业过程，工业投资能力已经大幅度衰退，他们的再工业化已经不是依靠短期的几笔投资就能恢复能力的，相关投资规模已经超出现行西方社会财税能力的可承受范围，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西方社会的经济体制，这样的改变幅度要至少达到中国1978年前后30年变化的级别，偏偏这是现在西方所无法面对、无法承受的。

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中国因为出口防疫物资的质量问题，被外国媒体和政府黑了一顿。在那之后中国出台新的进出口检验标准，要求出口企业，必须同时具有中国和出口国双重认证。结果一批由苏州出口美国的试剂盒被海关拦下。原因是这家企业没有中国的资质，即便它是美资企业，出口的也是美国市场，但依旧作为不合格产品被拦下了。

这反应了一个在水面下的问题，即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体系下的供应链，是靠用中国的工业资源完成的。反过来说，虽然这些产品在中国制造，但却不属于中国产业链部分，因为其企业资本、技术体系、市场销售都不属于中国，中国只是挣个加工费而已。

这类情况在前些年南方的加工贸易中最为明显。

总的来说西方简单再工业化是不可行的，沉思录以前不少文章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中美脱钩意愿始于何时？

如果我们观察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会发现。在人均GDP超越10000美元以后，到20000美元的这段区间，都会有一个经济加速区域，之后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当然也会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始终在10000美元上下徘徊）。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工业社会，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增密的过程。所以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左右以后，由于东亚储蓄传统和勤俭作风，以及生活必要成本上升相对滞后等原因；造成资本积累加速。

当时日韩的经济规模较小，相对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造成的冲击较小，属于可容纳范畴。所以日韩在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向深层次发展、产业快速升级时，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外部约束，表现就是日韩人均GDP在10000到20000美元的区间，经济增长实现了加速。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日韩经济在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内成长，一旦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又无法脱离和超越美国产业链，产业发展就面临前有美国堵截，后有中国追兵的窘境，表现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二十年，而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广场协议”。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经济规模、工业产能、人口和国内市场上的巨大体量，我国在还没有达到人均10000美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现行世界体系的外部约束了。从2012年底到2014年初左右开始，中国就已经客观上受到外部经济体系的限制。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经济主体部门用PPI出厂价格比CPI消费价格更能够体现经济实际状况。大致从2012年开始，我国PPI就不断走低，2015年螺纹钢1600一吨、动力煤370一吨的价格就是极端体现。

再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公开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2013年初秋；我国开始搞对外“产能合作”大致在2014年前后；2014年9月集成电路国家大基金成立，新能源汽车补贴加速从2013年开始……从这些事情来判断，我国大致上在2013-2014年，就产生了突破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想法。

在此之前的2012年，是美国开始推动TPP和TTIP的时候。同时参考2015年前后西方国家推动的主要针对中国的世界钢铁去产能协议，基本可以确定，美国大致在2012-2015年左右就开始考虑对中国经济进行限制或踢出体系以外。

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在2012-2015年左右，都有逐步脱离对方体系的意愿，但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2015年811汇改的失败和近些年来的美国在工业化的一地鸡毛表明，双方体系的脱离是需要时机和成本的。

危中有机

参考日韩的经济发展轨迹，同为东亚国家且规模更大的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则中国应该会有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加速区间。

然而我们这几年看到的却是经济增速逐年降低的“新常态”，这和上面所讲的并不矛盾。

在《《贸易战的真相——全球化解构前哨战》中我写过，2008-2009年我国由于各种原因错失了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的时机，既然错失时机，必然要付出代价。从2015年开始，我们面对一系列不断的全产能、去库存、供给侧改革、环保等等政策轰炸，通过不断压缩自身经济规模以此来匹配外部的限制环境。再这样的宏观环境下，经济增长必然会出现不断走低的趋势。

但是随着近些年中国的积累，不论在包括5G、大数据、AI、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产业技术的进步，还是国际经济地缘上（主要是一带一路逐步积累的项目），都已经开始具备逐步脱离现行美元产业链体系的能力。

再考虑到客观上新冠疫情会极大的阻碍国际交流，大大降低美元的流通速度，以及中国的产业升级未来发展方向、模式与美国逐步异化，人民币与美元逐步脱钩的时间窗口又一次出现。对此可以参考下笔者18年11月在沉思录发表的文《告别美元要靠地方债？人民币发行机制可能出现变化》

虽然很多分析都认为中国GDP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超过美国，然而单纯讨论GDP是否超过美国并没有意义。因为在世界现有的美元主导经济体系下，即使短时间内出现中国GDP超美的情况，中国也还是被吸血的一方，还是会因为不能突破美国及其盟友的外部环境约束，从而会再次从世界第一的位置上跌落下来。

所以，如果中国能利用本轮危机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非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在这轮经济中周期中国GDP也将大概率超过美国。

最后，我们再对近期的中国经济趋势做个总结，疫情发生以后的2020年一季度就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终点；同时差不多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起点。大概率经济的底部就是2020年一季度，本周期以内没有意外不可抗力的话不太会出现击穿这一底部的现象。因为这已经是自身经济周期与自然灾害同时国外环境恶化多重共振的共同结果——说到底就是坏事已经聚到一块了，没法再坏了。

新周期将是中国产业升级、资本对外扩张、自身产业链补全、金融货币体系全面独立的一个过程。而这几个过程完成的质量好坏直接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同美国经济规模的直接比较关系。

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如果后面中国经济增长呈现U型反弹，底部逐渐提高，则对未来经济长期趋势可以相对乐观，这意味经济本身得到充分调整，类似1998年到2000年的底部调整；如果经济出现快速反弹，即V型反转，则对未来会有充分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类似2009年的底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