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疫情会塑造“另一个世界”吗？_风闻

来源：上观新闻   2020-5-14

疫情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焦点放到了疫情过后的全球格局变化。大萧条会不会来临，“去中国化”有没有可能发生，所谓“新冷战”格局会出现吗？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对此阐述了他的分析与判断。

人物档案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大萧条近在眼前吗？

高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的经济衰退。你怎么评价这个预测？

姚洋：他们的预测过于乐观了。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下降了6.8%，接下来能不能尽快转正，要看消费能不能上去，以及新基建能不能见效。一季度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是各项指标里下降最多的。

有人问，现在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我觉得两个都要做。对那些失业的低收入人群，最好是直接发钱，这是救助性的。对更多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可以发消费券，鼓励大家上街去消费。只有消费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经济状况才会改善，就会产生乘数效应。

而欧美国家今年经济会下降5%以上，其他国家本来占比就很小，而且也极有可能是负增长。所以全球算下来，恐怕今年会下降5%左右。

高渊：接下来，全球经济大萧条真的会来临吗？

姚洋：因为疫情而陷入经济大萧条，从时间宽度上看不太可能。如果我们对标1929年的大萧条，会发现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即便按照短的标准算，也延续了4年，但实际延续时间远远长于4年。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是无法走出大萧条的。

这次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但同时，衰退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萧条。

高渊：为什么经济衰退的时长会相对较短，而深度却更深，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

姚洋：根据我的判断，因疫情直接导致的经济衰退，大概率会在较短时间内被扭转。特别是美国，很可能疫情过后会出现触底反弹。因为美国人的性格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一般都趋于保守，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不大敢去消费，有些人甚至两三个月没怎么下过楼了。美国人不管这些，他们一听到解封肯定马上都上街了。

但长期来看，我觉得美国出现另一场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次疫情一来，美联储就开始放水，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虽然救了股市，但是对经济毫无作用，只会继续加大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这种做法是以牺牲未来的代价来照顾眼前的利益，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次疫情过程中，美联储救市措施是饮鸩止渴，简直是在让美国经济慢性自杀，美国最后要毁就是毁在美联储的手里。因为他们无限量地量化宽松，发了太多的货币，欠了太多的钱，这个钱太便宜了。而美国政府也在不计后果地发债，发钱发债的结果，就是消耗美国的国力，最后的资产都变成了那些债主国的资产。

高渊：美国会再次发生像2008年那种规模的金融危机吗？

姚洋：美国不断的救市措施，会引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一次崩盘。其实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迹象。近年来，美国走入了一条靠印钱维持经济增长的死胡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但美国又想要更快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只有2%，他们非得要达到3%的增长率，那就只好发货币了。

发那么多货币，又没有通货膨胀，钱到哪去了呢？全到金融部门去了，所以金融部门累积了非常多的风险。有些人老拿中国的 M2跟美国的M2比较，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拿全口径的货币，比如M3、M4来作对比，美国的M3、M4比中国大多了。现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加起来是好几百万亿美元，而它的GDP才20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经济的风险比中国大多了。

“去中国化”可能发生吗？

高渊：这次疫情让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断裂，如果情况持续就会发生重组。最近国内不少人担心，出于对中国的猜忌心，一些国家会不会把中国企业挤出全球产业链，也就是出现“去中国化”？

姚洋：“去中国化”问题其实国内说得比国外还多，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首先要看大势，全球产业链是由专业化分工造成的。很多企业都专注做一个小零件，或者做一个产品的一小部分，这样才能精益求精。就像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但它的零配件来自十来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形成的全球化分工的世界格局。要想改变这种分工，成本是非常大的。在其中，中国一开始只能做一些装配工作，现在已经在关键的零部件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加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是符合规律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永远做最低端的工作，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性原理决定的。

高渊：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这次疫情，加快他们本国在华企业回流，这种情况会有多严重？

姚洋：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市场足够大。现在转移出去的外企，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型企业。而绝大多数外企之所以在中国设厂，正是因为看中了中国的市场。就像汽车行业，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大。那些汽车企业不大可能把工厂转回本国，因为回去他们的汽车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其实不仅是市场，我们的生产网络也足够强大，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份额是27%，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企业搬离中国后，它会发现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一下就上去了。就好比我们有些企业在美国设厂，结果发现很多零配件要从中国进口，成本反而增加了。

高渊：全球疫情基本结束后，中国企业依然能保持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份额吗？

姚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加码，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产业链的中断，结果对中国可能还是有利的。我有个学生在苏州工业园区，他告诉我，很多零配件原来是由国外企业供应的，现在供不上了，国内厂商正好进来，开始生产了。所以经过这一轮调整，未必中国会吃亏，反而倒逼中国补足以往的产业短板。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也是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国家。所以对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之说，不用特别担心。有一些改变是肯定的，这主要是过去的趋势的延续，我们只要对策得当，就不会有大的问题。疫情过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反而会加强。

“新冷战”格局会出现吗？

高渊：很多人认为，经过这轮疫情，全球化退潮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你有异议吗？

姚洋：这至少有待观察，出现全球化大倒退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调整已经在发生，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调整全球化策略。特朗普上台后，更用一种相对极端的方式加速这一进程。

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国家实行了封城断行等措施，改变了全球商品生产和供应链的分布格局。可以说，全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全球化暂停已经是事实。但目前看来，这还只是应激反应。

高渊：但疫情确实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甚至是全局性的。基辛格说，疫情之前是一个世界，疫情之后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会是怎样的？

姚洋：基辛格确实说疫情改变了世界，但他又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说清楚。不少人说，疫情之后会不会出现“新冷战”格局，其实特朗普上台后，就已经有这种迹象，而疫情确实在使之加速。

这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地缘政治，最后是技术领域。在第一个层面，很多西方人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种族和制度优越感，他们一开始对武汉封城嗤之以鼻，后来他们自己撑不住了，又想甩锅给中国。在第二个层面，从奥巴马时代提出“重返亚洲”后，就已经开始了。在第三个层面，技术上对中国的封锁这两三年在加剧，不仅是美国，有的欧洲国家也在跟上，当然他们不会明说针对中国。

高渊：这样的竞合甚至对立，会愈演愈烈吗？

姚洋：我们应该看到还是有不少理性的声音。比如《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他说中国防疫是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高效的政府，还有民众的信任。但这种理性的声音会不会成为主流，还很难说。

这次疫情中，一开始是不少国家帮助中国，特别要感谢海外华人。中国疫情好转后，我们开始帮助其他国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向西欧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历史首次。欧洲的智库联盟刚出了本书，专门谈中国对欧洲援助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其中一章是意大利人写的，我满篇读下来，好像他在说事实，实际上能读出来隐隐的酸酸的味道。所以说，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影响力是增加了，但影响能不能持续还要观察。

高渊：面对被疫情改变的世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姚洋：早在2011年，我们就写过一个报告，其中引用了周其仁教授的一句话，叫作“大象难以隐身树后”。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了，影响力摆在那里，对外想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这时候，必须站到前台来，想躲是躲不掉的。

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过去我们的外交都是相对被动，应对型的。现在我们主动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课题，轮到美国来应对了。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姿态，来应对国际挑战。

我的专业领域是政治经济学，我觉得疫情后，政治经济学会迎来一个新的热潮。尤其是关于体制问题的讨论，希望疫情能带来好的变化，就是让国际上更多人意识到，应该打破体制二分法，不要简单地作非黑即白的判断。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到国际上发声，当然这很困难，但我们都肩负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