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渴望回归中国”，不过是信息孤岛上的狂欢_风闻

（选自微信公号：传真界）

国内的一些自媒体终于搞出了国际动静。

4月14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副外长约谈中国驻外人员时提到，近期中国网络上刊登的题为《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两国关系实际情况，对此表示异议。

在微信搜索功能中，以“渴望回归中国”为关键词搜索，多个微信公众账号在不同时间曾发布多篇诸如“越南为何渴望回归中国?”“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等为题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其中，名为“最新汽车的资讯”的公众号曾发布过近30篇“某某国为何渴望回归中国”“某国为何从中国独立出去”为题的文章，数量之多、内容之浮夸，令人瞠目结舌，更叫人吃惊的是这些文章动辄就有上万阅读，有的甚至是10万以上阅读量，即人们常说的“10万+”。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采取了对国际舆论的屏蔽措施，如此一来，相对于世界舆论环境，我们成了信息孤岛，唯一可以接触世界声音的途径就是部分官方媒体。可是，所谓的官方媒体提供给国内的外媒信息偏颇之大，让很多人开始怀疑其真实性。

仅举一例。

通过国内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以关键字“伊拉克”查询，包括新华网、新浪等在内的官媒和商业网站给出的搜索结果全部都是关于这个关键词的负面消息，关于该国国内的战后重建、秩序恢复等问题避而不谈，给人留下的最终印象就是该国国内民不聊生，甚至报道我们因为各项工作得力而让外国嫉妒的新闻，试图让读者产生这边风景独好的自信。

但也正是这种宣传需要，让一部分人开始自负起来，最简单的表现就是网上充满对外国的偏见和傲慢，甚至恶语相向，当有人指出问题，呼吁平静的时候，这部分人又会说：你看看国外怎么指责我们的指责他们不应该吗？

**确实应该对于不实指责进行回应，但是他们走错了片场——我们的舆论场还没有融入世界舆论大舞台。**世界舆论的主动权在西方国家，被我们所熟悉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等社交平台在全球拥有巨大市场，保守估计，单是Twitter和Facebook全球已有十多亿用户，也曾有媒体估计，截止2019年初，Facebook成立15周年之际，月度用户量已经达到23.2亿，相当于全球46.7％的互联网用户每月都在使用Facebook，或者占全球总人口23％的人在使用它。

注意，这里不是单个国家的用户数，而是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反观国内的知名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又有多大的世界市场呢？有多少国外用户呢？

对于所谓在国内媒体平台回击国外抹黑言论的徒劳性，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如同楼上下两个邻居吵架，楼上的邻居拥有整栋楼，甚至整个小区的播音系统控制权，所以他能将吵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告知所有人，而楼下的邻居则只能关起门来对着自己家人大声抱怨，当家人劝他小点声的时候，他就说：我这是回击外面对咱家的污蔑！

这样有用吗？当然没用，因为小区其他人根本听不见，更何况外面广播的声音还是别人转述给你的，到底失真多少，已经无法判断。

话语权的疲弱，还表现在国外社交平台的强势。

4月13日，推特冻结了我在斯里兰卡和塞浦路斯两个驻外机构的官方账号，不过随后又被恢复。

那如果放开网络限制，也就是说，楼下的邻居也安装上播音系统会不会就能避免被动局面呢？恐怕有一点一厢情愿了。

**我们的声音没有融入世界舆论洪流，与网络限制有关，也与文化体系有关。**试想，即使放开限制，又有多少人可以无障碍英文阅读，能够用英文阐明事实真相呢？在普通网民中，恐怕是寥寥无几。

推特早在2016年7月发布的一项评估称，中国大陆目前有大约1000万推特用户。业内分析家表示，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来登录外国社交媒体尤其对于中国的年轻用户来说并非难事**。但在中文环境下，随着国内社交平台的日益活跃，真正经常浏览国外社交平台并影响舆论风向的恐怕鳞毛凤角。**

所以，在相对的信息孤岛上，我们只能相信媒体流露出来的国外信息，相关信息的单一化、统一化，很容易让网友标签化，于是，“水深火热”的“同胞”要求回家，就大有市场了，让一些哗众取宠的媒体赚流量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暂时不能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辨识事件真假，加强独立思考才是关键。

清代乾隆朝土尔扈特部的东迁，应该是为人们熟知的归顺事件，但其中的政治博弈远比读者看到的故事梗概复杂得多。

一般科普书上写道：1771 年，渥巴锡率部东归，历来被视为史诗壮举，“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土尔扈特部是漠西卫拉特蒙古（即明代瓦剌）的一支，原游牧于新疆塔城一带。其西迁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同为漠西蒙古一支的准噶尔部崛起后，企图控制土尔扈特部，土部首领不愿屈服，于 1628 年毅然率部西迁。

不过据《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记载：土尔扈特部首领、“东归英雄”渥巴锡在归顺清朝后，曾与乾隆谈到祖先 100 年前的西迁历史，他虽然承认“我卫拉特四部不甚和睦”，但同时认为“我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也是西迁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草原对游牧人口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一旦人口增殖过快，出现大量剩余，出路无非两条：内部攻伐消耗剩余人口，或者向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土尔扈特部西迁实在是无奈之举。

而一百余年后，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又东迁回来，主要还是因为生存空间问题。18世纪后期，随着俄罗斯对土尔扈特部控制的加深，不少俄罗斯人和伏尔加日耳曼人移居当地从事农牧业，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土尔扈特牧场进一步缩小，牧民大批陷入贫困，很多人甚至把孩子卖给俄罗斯人为奴。

几乎与此同时，从东方传来了与土尔扈特部同文同种的准噶尔部落被清朝灭绝，伊犁一带牧场清空、千里无人烟的消息。这对土尔扈特人无疑极具诱惑力，摆脱俄罗斯人控制，东归故土的想法在汗国蔓延开来。严峻的生存空间问题和东方巨大的吸引力让土尔扈特人只能选择东迁。

但东迁回来的土尔扈特部随机便遭到了朝廷的分化，大大降低了原部落的人员聚集度，清廷不但需要顾虑沙俄的反映，更是猜忌归顺部落是否有霸占伊犁之心。

所以，对渥巴锡东归动机的疑虑，让乾隆帝下决心对土尔扈特严防死守。艰难东迁旅途后剩余的土尔扈特部落人口被拆分安置，各部分远远隔开。渥巴锡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未能获得伊犁附近的原准噶尔牧场。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远没有历史科普书上那般美好。

世界上有历史记载以来，极少有国家或民族要求归顺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情况，这不但涉及两个政权之间的战略平衡，更是当局所不能允许的，因为人口意味着实力和税收，绝少有国家主动放弃人口，也绝少有部落或群体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所谓归化，古代不可能，现代社会更不可能。

炮制所谓“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的话题，不但毫无历史常识，更是一种玩弄读者感情的卑劣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