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提醒人们再看“全球化”与社会治理——读郑永年谈“有限的全球化”有感_风闻
文磬-为文如磬的思索者——按人会怎样来创设社会怎办……2020-05-14 10:17
【提要:为获取尽可能多利润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专业、科学的布局各国自己的产业,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固本”、互利的“全球化”,才是可持续的“全球化”;应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来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实现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治理。】

近读到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谈“有限的全球化”,颇有感慨,此将若干思考录之于此。
一、新冠疫让世人更看清“全球化”的弊,而其突出表现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逐利”和“拉大贫富差距”,而其重要原因在于逐利的“资本”
郑永年先生说到,“美国、欧洲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医疗体系也是最先进的,为什么这次搞得那么狼狈?这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结果,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开始,欧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现在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危机一来,每个国家都要自保,欧洲也是一样,各国拥有的物资要自己先用,出口就受到限制,甚至禁止了”。
虽然,这次新冠疫美国、欧洲国家那么狼狈,未必全是“全球化”的错,但是,郑先生所说的这轮“全球化”,使“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欧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并造成“现在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虽然这种现象是否是“西方抗疫狼狈”的主因或一大原因,有待论证;但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对抗击疫情可能是有一定影响。
而郑先生所指,全球化造成“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级越来越小。经济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了两张皮”的情况,看来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大幅缩小,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是诸多西方国家的现实。生活在西方的学者也有指出,近些年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对西方全面冲击,导致最重要的经济后果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整个西方最富阶层和最穷阶层加起来超过50%,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成了绝对少数。
不过,人们可能应该要问:为什么会出现“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等局面?
这里以为,这可能并非“全球化”即“全球更紧密的联系”本身的问题,问题应该说是出在:逐利的“资本”上。
按理,如郑先生所言,“经济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但在“资本”那里,经济并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而是为盈利服务的。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逐利”,导致以获取尽可能高利润为目的的“资本”,“自然”会“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留在发达国家本国,这才使得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例如“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而由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等资本逐利行为,使得发达国家内原来在其国内(应该)有的相对低收益但是必须的行业、企业,较大规模的迁出到了其他国家,使得西方各国中产阶级原来赖以生存的行业萎缩,从而缩小了中产阶级,并导致“拉大贫富差距”的情况更突出。这样,“全球化”,才成了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了。
不过,笔者以为,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弊”的时候,还应该充分认知其产生“弊”的原因。其实,“产能和资源配置”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弊”,可能还不能简单的“怪”到“全球化”的头上。
人们可能应该如实、真切的认识和分析“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原因。
二、“全球化”的“利”仍然是明显的、必要的,闭关锁国是“故步自封”
而全球化,有何“利”?其缘因又在哪里?
应该说,“全球化”的“利”是明显的。这无须多做论证。
全球化,让全球更紧密的联系起来,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所必要的。
全球化,有利于人们更好更快的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更好、更快的集聚智能,更好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全球各地更好、更快的互通有无,从而共同享有地球母亲提供给全人类的物质资源。
而全球之所以在现代的今天,能更好更快的联通,还是来源、得益于人类的智力、能力、科技的发展。同时,人们如果回溯历史,也会看到,全球人类的互相交往、互通有无的交流,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从这些角度和意义上看,全球化,也是人类共同发展、更好、更快发展的自然需要、必要和趋势。而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也多是“故步自封”的,会影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导致落后。
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也未必应该是“有限的”。“全球化”应该注重在各国、地域间合理、科学的配置产能和资源,也可以和应该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并能更好的整合全球的产能和资源,可以和应该实现各方“自力更生”基础上的互通有无,使地球人类更好的彼此合作,向更高精尖的发展方向前进。
三、疫情后的“全球化”:各国、各区域应专业、科学的布局自己的产业,各国、各区域应该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应在“固本”基础上,实现互利
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那么,疫情后的“全球化”应该是怎样的?
看到郑先生说,“疫情以后的全球化与19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我认为就是有限的全球化,各个国家都尽力掌握经济主权,把一些与国家安全、老百姓生命有关的产能留在自己国家,能掌握自己经济的命运。……全球化不会停止,但以前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些缺陷、负面影响需要消化,要寻求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新的平衡点。”
而“目前,中国产业非常齐全,只是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国在现在的产业基础上,要提高附加值。制度设计层面,一定要照顾到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的平衡。”
这里以为,此言颇有启迪。各国、各区域,是应专业、科学的布局自己的产业,各国、各区域应该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应在“固本”基础上,实现互利
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这里看到郑先生提出一个关键词,觉得有必要突出的说明和理解,即:“专业”。
郑先生所说“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的平衡”,如果更全面的看,还可扩展为“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与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这应是社会发展、治理的重要关键。
此前,世界上的人们颇多讲民主,西方还特别崇尚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民主”,似乎国家领导人的选定、国家重大决策等,都要以每人一票的民选来票决。但是,从多年的现实运行实践看,由于每个人对决策所需信息的了解、认知等等,实际上由于主客观原因必然会有远近高低各不同乃至千差万别,仅以简单的“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来决定社会发展、治理,实践上已经问题多多,甚至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前瞻性、理性不足的差错。
而对相关领域有专业了解、深入研究的专业性见解、意见,可能比简单的“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要正确、科学得多。如此看来,或可说,人类文明需要民主,但是,应该也必要的是:科学、有效的“民主”。回看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我们可能需要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这其中应该也必要科学、有效的“民主”)。
这样看,应该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其中应该也必要科学、有效的“民主”),来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实现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治理。——虽然这些在当前世界的现实下,并不那么容易推进和实现,但人们至少对今时面临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与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思路,应该认真探寻真确的认知,……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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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资料:学者郑永年谈“有限的全球化”
(4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