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提醒人们再看“全球化”与社会治理——读郑永年谈“有限的全球化”有感_风闻

【提要：为获取尽可能多利润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专业、科学的布局各国自己的产业，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固本”、互利的“全球化”，才是可持续的“全球化”；应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来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实现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治理。】

近读到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谈“有限的全球化”，颇有感慨，此将若干思考录之于此。

一、新冠疫让世人更看清“全球化”的弊，而其突出表现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逐利”和“拉大贫富差距”，而其重要原因在于逐利的“资本”

郑永年先生说到，“美国、欧洲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医疗体系也是最先进的，为什么这次搞得那么狼狈？这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结果，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开始，欧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现在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危机一来，每个国家都要自保，欧洲也是一样，各国拥有的物资要自己先用，出口就受到限制，甚至禁止了”。

虽然，这次新冠疫美国、欧洲国家那么狼狈，未必全是“全球化”的错，但是，郑先生所说的这轮“全球化”，使“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欧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并造成“现在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虽然这种现象是否是“西方抗疫狼狈”的主因或一大原因，有待论证；但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对抗击疫情可能是有一定影响。

而郑先生所指，全球化造成“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级越来越小。经济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了两张皮”的情况，看来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大幅缩小，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是诸多西方国家的现实。生活在西方的学者也有指出，近些年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对西方全面冲击，导致最重要的经济后果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整个西方最富阶层和最穷阶层加起来超过50%，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成了绝对少数。

不过，人们可能应该要问：为什么会出现“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等局面？

这里以为，这可能并非“全球化”即“全球更紧密的联系”本身的问题，问题应该说是出在：逐利的“资本”上。

按理，如郑先生所言，“经济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但在“资本”那里，经济并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而是为盈利服务的。是“产能和资源配置的逐利”，导致以获取尽可能高利润为目的的“资本”，“自然”会“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留在发达国家本国，这才使得产能和资源配置的过于“偏颇”（例如“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而由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等资本逐利行为，使得发达国家内原来在其国内（应该）有的相对低收益但是必须的行业、企业，较大规模的迁出到了其他国家，使得西方各国中产阶级原来赖以生存的行业萎缩，从而缩小了中产阶级，并导致“拉大贫富差距”的情况更突出。这样，“全球化”，才成了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了。

不过，笔者以为，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弊”的时候，还应该充分认知其产生“弊”的原因。其实，“产能和资源配置”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弊”，可能还不能简单的“怪”到“全球化”的头上。

人们可能应该如实、真切的认识和分析“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原因。

二、“全球化”的“利”仍然是明显的、必要的，闭关锁国是“故步自封”

而全球化，有何“利”？其缘因又在哪里？

应该说，“全球化”的“利”是明显的。这无须多做论证。

全球化，让全球更紧密的联系起来，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所必要的。

全球化，有利于人们更好更快的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更好、更快的集聚智能，更好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全球各地更好、更快的互通有无，从而共同享有地球母亲提供给全人类的物质资源。

而全球之所以在现代的今天，能更好更快的联通，还是来源、得益于人类的智力、能力、科技的发展。同时，人们如果回溯历史，也会看到，全球人类的互相交往、互通有无的交流，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从这些角度和意义上看，全球化，也是人类共同发展、更好、更快发展的自然需要、必要和趋势。而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也多是“故步自封”的，会影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导致落后。

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也未必应该是“有限的”。“全球化”应该注重在各国、地域间合理、科学的配置产能和资源，也可以和应该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并能更好的整合全球的产能和资源，可以和应该实现各方“自力更生”基础上的互通有无，使地球人类更好的彼此合作，向更高精尖的发展方向前进。

三、疫情后的“全球化”：各国、各区域应专业、科学的布局自己的产业，各国、各区域应该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应在“固本”基础上，实现互利

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那么，疫情后的“全球化”应该是怎样的？

看到郑先生说，“疫情以后的全球化与19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我认为就是有限的全球化，各个国家都尽力掌握经济主权，把一些与国家安全、老百姓生命有关的产能留在自己国家，能掌握自己经济的命运。……全球化不会停止，但以前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些缺陷、负面影响需要消化，要寻求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新的平衡点。”

而“目前，中国产业非常齐全，只是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国在现在的产业基础上，要提高附加值。制度设计层面，一定要照顾到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的平衡。”

这里以为，此言颇有启迪。各国、各区域，是应专业、科学的布局自己的产业，各国、各区域应该以己为本，扬长避短，应在“固本”基础上，实现互利

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这里看到郑先生提出一个关键词，觉得有必要突出的说明和理解，即：“专业”。

郑先生所说“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的平衡”，如果更全面的看，还可扩展为“政府与专家的专业主义与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这应是社会发展、治理的重要关键。

此前，世界上的人们颇多讲民主，西方还特别崇尚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民主”，似乎国家领导人的选定、国家重大决策等，都要以每人一票的民选来票决。但是，从多年的现实运行实践看，由于每个人对决策所需信息的了解、认知等等，实际上由于主客观原因必然会有远近高低各不同乃至千差万别，仅以简单的“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来决定社会发展、治理，实践上已经问题多多，甚至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前瞻性、理性不足的差错。

而对相关领域有专业了解、深入研究的专业性见解、意见，可能比简单的“每人一票的民选票决”要正确、科学得多。如此看来，或可说，人类文明需要民主，但是，应该也必要的是：科学、有效的“民主”。回看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我们可能需要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这其中应该也必要科学、有效的“民主”）。

这样看，应该以适当的制度，保障“政府与专业的结合并充分顾及全体民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平衡”（其中应该也必要科学、有效的“民主”），来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化”，实现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治理。——虽然这些在当前世界的现实下，并不那么容易推进和实现，但人们至少对今时面临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与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思路，应该认真探寻真确的认知，……

陶文庆（文磬）

备案个人主页中文域名：http://www.陶文庆.cn

非中文“备案个人主页”域名：http://twq5105.isitestar.cn

参阅资料：学者郑永年谈“有限的全球化”

（4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