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卖剧本，能成编剧的“救命稻草”吗？_风闻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2020-05-14 13:35
本文为作者投稿，系作者个人观点，观点不代表毒眸立场
文 | 蒲娟
最近几个月，全民带货浪潮兴起。
先有罗永浩高调入驻抖音，连开了多场直播卖货还债，后有刘诗诗、杨洋、宋茜等一众明星现身直播间，与李佳琪等知名网红一起向粉丝推荐产品，到后来就连央视名嘴朱广权和欧阳夏丹、格力董事长董明珠等也加入到这股浪潮里。
而最近一两个月，直播带货的火终于“烧”到了影视圈，编剧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只是他们带的货品不是口红、美食，而是剧本。
在4月份，“编剧帮”举办了三期线上“直播卖剧本”活动，组织了15位编剧在线带货，其中包括近期热片《我是余欢水》的原著作者余耕、《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董润年等。平时埋头写作的人突然变身带货主播，一时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和吃瓜群众的关注，三期活动的观看量累积约13000次。
（截图自编剧帮微博）
直播卖剧本，本质上就是一场线上的创投会，每位编剧先进行10分钟的路演，向观众阐述自己的创作经历、剧本大纲等；然后是5分钟的互动答疑，观众直接提问，由编剧亲自解答。虽然和常见的直播带货有些差别，但观众同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赏编剧或者刷评论，制片方还可以通过打赏168元来联系编剧进一步了解剧本。
编剧帮对外宣传第一期活动为“全球首次直播卖剧本大会”，还引来知名编剧宋方金等在微博公开站台，但从三期活动的反馈来看，编剧同行、制片方以及其他业内人士好像对此并没有完全买账，评论区也出现了两极化的情况。
在笔者看来，直播卖剧本之所以会遇到反馈不理想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刚开始尝试，各方面还有待提升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则和中国编剧在产业里的“尴尬”地位有关。
直播卖剧本的出现，表面上是因为疫情之下，影视产业很多环节的工作都陷入了停滞，故影视人借此机会发起的一场自救。但其实在自救之外，编剧在我国话语权较弱、缺少合适的维权和救助渠道，则是非常重要的内因。
影视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宇宙行星"般的存在，与多种相关行业辐射交融。从现代企业运营角度来归纳，影视产业链中的制片、发行、放映，分别对应着商品的生产、推广、销售三个环节。
如今，美国、韩国、日本等影视大国已经形成了"上游开发、中游拓展、下游延伸"的成熟产业价值链条，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营销、放映等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的影视产业链尚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剧本开发环节就是较为不成熟的一块。剧本是一部影视作品的起点，也是核心灵魂。作为这个灵魂的创作者，编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编剧是被边缘化的。
据《好莱坞2017薪酬报告》，美国顶级电影编剧的片酬可达300~500万美元，金牌电视编剧则往往有机会享受执行制片人的同等待遇，普通电影编剧也能拿到50万美元左右，电视编剧单集片酬在5000至10000美元之间。同时美国还设有编剧协会（Writers Guild ofAmerica），非常有行业话语权，专门帮助编剧维权，提供作品公证和一些法律依据。
相比之下，中国编剧在行业中似乎“早已失去了姓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顶级电影编剧一般有百万左右，新人到15万就不错了，网大编剧是1~10万左右，电视剧编剧单集在1~3万，顶级大咖才可能到6位数，网剧编剧则会更低一些。理论上编剧是最自由的，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写剧本，连出门吃个饭都会有罪恶感。
知名编剧汪海林就曾提到：“基本都是策划部的小孩来找你，然后摆出一堆数据，告诉你市场需要这个那个，甚至还教你哪些是受欢迎的写法。”他还指出，资本和明星的话语权过大，使得编剧对剧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除此之外，编剧还面临弱化署名权、薪酬被拖欠、剧本遭盗用、维权艰难等困境。《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显示，75%的受访编剧都曾被骗稿。但由于霸王条款、势单力薄等原因，即便有相关法律和协会机构保护，编剧也无法维护最基本的著作权利。
在原本就弱势的情况下，今年的疫情可谓是令编剧行业雪上加霜。现阶段，影视行业处于停摆状态，很多公司都倒闭了或者大量裁员，虽然编剧属于相对安全的工种，但受连带效应，不少人都表示今年的收入将大大减少。而对编剧特别是收入微薄的新人编剧而言，无疑会给其未来的发展带去诸多不确定性。
身处困境，又遭遇黑天鹅，此次直播卖剧本似乎成了编剧自救的一种尝试。编剧帮创始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杜红军表示，希望用直播的形式帮编剧搭建良好的剧本交易舞台，之后还会帮优秀编剧做项目推广，为编剧权益提供法务援助。
入驻抖音直播带货以来，罗永浩不仅满足了各方看客的好奇心，也让各个品牌卖家过足了人群焦点的瘾。带货率如何先不评论，但人家确实狠狠刷了一波人气。据了解，看过罗永浩的带货首秀后，编剧董润年在朋友圈感慨也想直播卖剧本，获得多位知名编剧的认同。
4月，直播卖剧本就真的来了。在影视行业，很多时候都是由明星、制片人、导演等做路演，对已经完成后期的影片进行宣传，从来没有涉及过原始剧本。而专门针对编剧的创投会，一般都是线下沙龙或小型论坛，极少有线上活动。
疫情之下，催生出很多新业态，直播卖剧本就是其一。
很多编剧、制片方和业内人士都对“全球首次直播卖剧本大会”充满好奇，也有一些是被“编剧直播带货”吸引来的吃瓜群众，因此4月3日，编剧帮的第一期活动就获得7000多次观看量。杜红军透露，大多数观众都是圈内人，很多知名编剧、制片公司也在其中，部分人还参与了讨论。
直播期间，编剧们“入乡随俗”，像网红一样来到屏幕前，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依次路演自己的剧本，并回答观众的提问。看得出来，这些“文字老兵”在当网红一事上还是新手。面容朴实、没有滤镜、说话还一板一眼。不过正是如此反差，才引发了外界好奇，评论区热闹非凡。
这些编剧背景不一、从业年限不等，有科班出身，也有转行选手，还有拿过电影节奖项的，他们创作的作品类型也不一样，涉及悬疑、科幻、战争等题材。对于这样的多样化，有制片人表示肯定：“如果缺项目或者编剧了，我会来这里好好挖掘一下，好编剧达成合作应该没问题。”
但随着直播进行，来自制片方的质疑越来越明显。
首先是带货方式，笔者所接触到的很多人都不太买账：“剧本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和多番沟通的事，看完直播聊几句就马上成交很困难。”
据悉，直播期间如果制片方想进一步了解剧本，可打赏168元，由编剧帮牵线与编剧沟通，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即可交易剧本。编剧帮设置这样的带货规则，应该是想缩短剧本供应链的长度，排除二道贩子的风险。不过从制片人的态度来看，编剧的带货变现之路可能还任重道远。
编剧阐述也是制片方吐槽的重灾区。有的编剧在讲剧本内容时只点到为止，制片方很难提起兴趣，也无从判断质量好坏，有人戏称“想销售却又遮遮掩掩”。有的编剧阐述没有主次，让人找不着亮点。还有的编剧作品并不成熟，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但也基本没人想深入了解了。
制片人担心较多的还有创意透露过多。“现在的人太聪明了，根本不需要看全剧本，只要一个核心想法就够了。”某资深人士说，一个好的核心创意被借鉴了，影视公司购买这个剧本后，版权方面可能有风险，还会影响到影片上映。
“李佳琦卖口红，薇娅卖火箭，卖的都是实物，就像画家卖画、雕塑家卖雕塑，商品都有迹可循，它刺激的是你的消费欲。但剧本属于创意类作品，它会涉及版权购买的方式、是否后续修改，跟买口红这种一次性交易不一样。”编剧陈绿说得比较直接，“直播卖剧本还不如直播卖编剧”。
在主要交易对象的热议中，直播卖剧本热度出现下滑，14日的第二期活动只有2000多次观看量，25日的第三期活动也只有4000多次观看量。三期活动的总带货量目前还不清楚，不过第二期活动后，杜红军曾提到，希望进一步了解的制片方大约有10个。
从倍受关注到热度下滑，直播带货在编剧圈如此高开低走，是水土不服吗？不一定。
编剧出镜带货，观众们喜欢可打赏6.66元，不喜欢可打赏2.22元，想下单先刷168元。表面上看这是直播标配，但严格来讲，直播卖剧本并不算真正的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的定义是用直播的方式把商品卖出去，激活和转化用户。在资本催化下，淘宝、快手、抖音等早已快速发展，在直播带货领域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每个平台都坐拥庞大的用户基数，入驻了海量网红主播，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并建立了很完善的供应链。
现阶段，在直播带货成熟的产业链中，这几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平台、卖家、MCN、用户。而在直播卖剧本中，编剧帮是平台，编剧扮演着卖家和网红的双重角色，用户是制片方。
先从平台的角度来看，对比淘宝、快手、抖音等泛娱乐直播平台，编剧帮更加垂直化，只聚焦于剧本产品等。平台使用者质量较高，但体量完全无法和大平台竞争，而且没有完善的引流机制，直播观看量总体偏低。
再看集卖家和网红于一体的编剧，编剧是创意型的卖家，笔头功夫盖过口头功夫，却不一定能做销售，对一些人来说还很难接受。“智慧产物要去智慧化推销，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围观者更多只是猎奇，这让推销更惨烈。”
对此，一位比较佛系的编剧表示：“剧本质量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只担心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其他的我不管。”不过也有编剧想要尝试自己销售剧本，虽然还没报名活动，但已经开始和朋友讨论演讲台词了。
最后看观众，编剧长期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对外宣传较少，粉丝基础薄弱，带货号召力差，同时营销技巧也比不上从专业体系出来的网红，直播过程容易让人无聊，提不起购买兴趣。制片方作为产业链上游环节的主导者，可以决定由哪位编剧来写剧本，编剧怎么写剧本，由哪位导演和明星来拍摄、出演剧本，但总体数量较少。而一般直播平台的用户是普通大众，基数大。
因此，直播卖剧本是直播带货的一种变形，杜红军在活动开场白时佐证了这一点：“希望这个尝试能给行业一些启示，而不是简单的直播电商复制。”
基于以上原因，“直播卖剧本”热度低走，成交率低，影响范围有限，也在情理之中。杜红军也意识了活动的不足，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他表示，未来将在形式上改善，在直播中增加“创投导师”或“特约观察人”等角色，引导编剧写好故事、讲好故事，更有能力改善故事。
创投导师、特约观察人、编剧经纪人、剧本经纪人的出现，确实填补了直播卖剧本“MCN板块”的空白，分担了编剧之前的销售任务，让直播卖剧本更接近成熟的直播带货模式。如果这些人是行业大咖，在用户即制片方那边自然有份量，但如今影视行业大多崇尚“资本式成功”，最后能否成功带货还是个问号；而如果这些人是明星，平台可能要做好长期砸钱的准备。
某编剧提到，以前有同类平台做过类似的事，但基本没有效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由此可见 ，增加创投导师、特约观察人等，也不一定能解决直播卖剧本的问题。
身处困境的编剧们好像再次走进死胡同，那么直播卖剧本是不是编剧自救的正解呢？
笔者认为，直播电商的在影视行业的落地，可以打破人际关系边界，让新人编剧也接触到成熟编剧同等的资源，获得更多机会。所以即便目前实验意义更大一些，直播卖剧本也可以成为编剧的自救。如果有可能，还是一场完美自救。
关于改善直播卖剧本，笔者试图从直播带货产业链寻找答案，并非觉得这个已验证成功的商业体系是万能药，而是想要从中得到一些适合的有效的解决思路。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以下4个方面可能有迹可循——
第一，扩大平台影响力。
一般情况下，制片方会自主开发剧本，但有时也会“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比如到各大电影节寻觅好的项目，到线上打捞IP来改编，举办一些征稿比赛，从编剧帮等类似平台获得剧本等。
目前业内有一些平台与编剧帮类似，比如剧本超市、云莱坞等。扩大平台自身影响力，建立行业公信力，是吸引制片方注意的最好方式。
除了提供优质的剧本内容、合理的交易机制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平台可以与权威人士合作，共同探讨并切实解决一些行业问题。同时效仿直播平台，利用社群、新媒体等建立完善的引流机制，吸引更多影视公司来关注，创造一个活跃的交流氛围，从而提升平台影响。
第二，提升编剧实力。
直播带货再火，也不能把坏故事变成好故事，因此编剧实力很重要。
对于成熟编剧，平台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合作模式，双方长期互利互惠；对于有潜力的编剧，平台可以提供系统且全面的培训课程，比如一些平台推出的编剧学院等，帮助编剧成长和提升，然后反哺平台。与直播带货一样，良好的内容生产关系，是平台打造优质供应链的关键。
第三，提高营销层次。
宋方金评价，直播卖剧本是新时代下的新创意形式：“编剧球员化，价值可视化。故事乃奢侈品，价高者得。此跟罗永浩薇娅李佳琦之不同。”
正如所言，剧本是一种特殊的创意产品，与化妆品、服饰等直播带货主要品类不同，所以营销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如果编剧的自我营销能力不足，平台可以通过剧本或编剧经纪人、明星、行业达人、知名导演和编剧等推荐阐述。
在好莱坞，编剧基本都是通过经纪人卖剧本。“国内环境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剧本经纪人。”编剧帮曾说。但很难不代表不可能，实践是最好的证明。
明星自带人气，如果能为编剧的作品站台，制片方那边考虑带货的可能性应该会更大。行业内的知名导演、编剧、大咖等为剧本做推荐，也可能增加交易机会。
另外，平台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创意方式等辅助编剧进行剧本展示，比如剧本广告、剧本实景演绎、VR/AR、小程序等。5G是直播带货的最大变量，同时也是直播卖剧本的，视频清晰度的提升，会创造更好的故事体验。
第四，拓展用户类型。
制片方把控剧本内容时，往往会以市场为导向。香港知名导演王晶曾公开表示，自己拍电影的标准就是观众喜欢。虽然这话不一定准确，但确实能给平台一些启发。
目前“直播卖剧本”主要针对制片方，但传播和影响范围比较有局限性，远远不及直播平台。平台可以将针对的用户类型拓展到普通大众，通过影响大多数人的想法，反过来改变少数人的想法。制片方因为了解到大众的偏好，可能会交易，然后拍出影片再重塑观众喜好。
当然，对于编剧方面也不能忽略。活动发起之初，平台就要求剧本必须是有版权的完整剧本，电视剧则至少5集以上。虽然理论上编剧占着时间和舆论优势，但钻空子的人很多，平台的法务团队依然要做好编剧权益的保护应急预案。
就像编剧余飞说的，直播卖剧本如果能形成产业新模式，做到最好的编剧和剧本都从这里走向市场，那是行业之福，但很难。不过即便很难，也有尝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