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开始被认为是占了大便宜，后来却是吃亏的事情？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发布：2020-04-06 16:14:30    更新：2020-04-06 16:14:30阅读 3030赞 22

一、宋辽榷场贸易

说起这类“先占便宜再吃大亏”的事情，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宋辽榷场贸易”。

“大宋花钱买和平”的宋辽《澶渊之盟》里，“榷场贸易”是其中一条著名的亮点。在当时北宋官员乃至后世诸多“专家”眼里，大宋打不过辽国，难道做生意还做不过辽国？

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宋宝货”，只要往榷场上一摆，岂不是“干挣”？

北宋年间时，很多官员就有榷场“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的说法。

乍一看，北宋每年通过榷场，可以赚到四十多万缗钱，“岁币”只需交价值三十万缗钱的白银与绢，真是占了大便宜。

但事实是，辽国哪有这么傻？

首先一个事实是，别看辽国生产落后，但宋辽贸易里，大宋也有“刚需”——羊肉。

两宋年间，羊肉是大宋餐桌上的公认珍品，宋朝宫廷更有“御厨止用羊肉”的规矩。

宋仁宗年间，仅大宋的御厨，每天就要宰杀二百八十多只羊。

民间有些地方的羊肉价格，一度暴涨到每斤九百钱。这暴利买卖，辽国又怎会放过？

所以每年的宋辽榷场贸易里，大宋都要从辽国买走数万只羊，而辽国也夹带私货，尽弄些老羊病羊凑数。

以至于这几万只羊从榷场拉到汴京，路上就病死一大批。

如此无良操作，大宋朝怎么看？照宋仁宗的原话：“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

也就是说，只要“辽国弟弟”不打咱，吃点亏就吃点亏吧。每次都是咬牙买单，叫辽国占便宜。

而除了“卖病羊”外，其他的买卖里，辽国也动足脑筋，更惯用的伎俩就是“卖假币”。

趁着“榷场”的机会，每年辽国都会铸造大批铁钱，这些完全模仿宋朝铁钱的“假币”，大量流入榷场，把北宋的铜钱源源不断兑换出去。

以北宋科学家沈括的哀叹说“泄中国（北宋）钱于北者，岁不知几何”。宋辽边界的地方官们也常怒斥此举“所害尤大”。

可事关宋辽和平，北宋王朝明知有害，又哪敢较真？基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既然不敢较真，后果当然也就严重：北宋号称“富宋”，可自家铜钱却年年外流，反而是自己年年闹“钱荒”。以至于“百货不通，人情窘迫”。

以当时北宋名臣以及后世学者的看法，这“钱荒”主要是“铜钱外泄”闹的，泄哪去？辽国！

至于宋辽榷场贸易，北宋每年“岁获四十余万”的贸易收入？《宋史》里面统计了，所谓“四十万”，包括了“银钱、布、羊马、橐驼”等各种货物，注水十分严重。

但大宋每年交出去的三十万“岁币”（后来涨到五十万），还有每次榷场贸易“外泄”的铜钱，都是实实在在的硬通货。

到了宋哲宗年间，苦于“钱荒”的北宋使者们出使辽国，竟发现辽国市面上流通的，甚至庙里拿来敬佛的，清一色都是大宋的铜钱。谁吃亏谁占便宜？此情此景，一目了然。

吃够血亏的大宋，也就在“钱荒”的难题里，载入积贫积弱的大坑，直到陷入靖康之耻的灾难里。

确实，对于“花钱买和平”的大宋来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软习惯了的腰杆子，怎么可能在生意场上硬起来？

二、北洋政府“西原借款”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不平等条约”更是一抓一把。但民国北洋政府与日本签署的“西原借款”协议，却是至今让许多民国粉们连呼“给力”的一桩：

1917年至1918年，段祺瑞主政下的北洋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过商谈，陆续签署了八项借款协议，拿走了高达一点四亿日元的“借款”，史称“西原借款”。

那这样一笔巨款，最后下落如何？除了1920年，北洋政府偿还的500万日元外，其他的款项，都由于民国中国政局的变动，被接下来的几届民国政府或拖欠或“不承认”，竟全都不了了之。

如此“打水漂”结局，也叫日本国内一度群情激奋。主持“借款”的西原龟三等人，也在日本落到了狼狈挨骂的境地。

而在中国这边，至今也有人对这“借款结局”大唱赞歌 ，甚至还有人调侃：“甲午战争赔出去的钱，段祺瑞给要回来了。”

但这事，真的是北洋政府占了大便宜？当然不是！

首先一条要明白，段祺瑞借这么大一笔钱，不是为了发展生产搞建设的，相反却要继续打内战。

“西原借款”里近百分之七十的款项，都被他用到了军备里。

北洋军阀时代的混战，也就越打越惨，1918年到1920年，直皖战争打的头破血流，为了打仗，北洋政府更竭泽而渔，疯狂搜刮民脂民膏。

原本迎来“民族工业春天”的中国，反而陷入了战乱。

而这，恰恰是“借钱”的日本，最想看到的。

而具体到“西原借款”的条款，几乎每一条，都是暗藏陷阱：最出名的就是其中的“山东铁道借款协议”。

为了拿到协议里的钱，北洋政府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给予日本驻兵济南青岛的特权。这“坑”一挖，接着就导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谈判里直接陷入了被动。“中国不能失去”的山东省，险些就这样被日本人白白拿走。

其他的几条，也是杀机暗藏：比如“交通银行借款”和“有线电信借款”，让日本拿到了“贷款优先权”和“优先购买日本货权”，叫日本的对华贸易额直线飙升，几乎“用赚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

“吉黑林矿借款”更让日本人取得了中国东北境内的林矿主权，从此肆意掠夺东北的林矿资源。

“吉会和满蒙四铁道路权”协议，更让日本拿到了东北三条铁路，十三年后的日本关东军，就是凭这条迅速窜犯东北全境。

换句话说，日本只是花了一点四亿日元的“小钱”，就轻松取得了之前花十亿日元都换不来的种种特权，不但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控制，更给十三年后的侵华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此后果，正如操纵“西原借款”的日本前首相寺内正毅的得意标榜：“本人在任期间 , 借与中国之款, 三倍于前之数 , 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中国之权利 , 何止倍于二十一条”。

面对这样的后果，再参考日本侵华带来的种种苦难。所谓“段祺瑞坑日本钱”的说法，就是个结结实实的笑话——那么一个“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哪有什么便宜可占？

吃血亏的严重后果，以及“血亏”前后，那一批“民国精英”们的贪婪自私与短视。才是这段历史，真正发人深思之处。

参考资料：《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欣，吕亚军《宋辽贸易站论析》、为国钓鱼《宋朝花钱买和平的外交手段到底正不正确》、陈宇，黄佳梦《西原借款问题新探》、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