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丰：一张图读懂中国产业链的变化与机会_风闻

在早前产业链全球化的文章里，我们提到：中国产业链及其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本篇里，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拆解这条产业链：回顾 1978 年~2020 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变迁，并借此探讨中国产业链在变化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这条链长什么样？你可以看下图“中国产业结构”那一行。我们把它画成了一条横轴：从能源结构—基础原材料，延展到工业品/中间品/化工，再发展为消费品/工业品，然后一路爬升到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服务。

▲ 一张图读懂中国产业链的变化与机会。这张图将在文中反复出现，每次我们会围绕它的不同部分详细展开。

可以说，过去 40 来年，在不同周期、不同政策的催生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或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扩张和调整。结果是，中国形成了一条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具备三个特点——大、长且相对完整。

进入正文前，分享几个结论：

1978~2020，从农村劳动力转化到发展外贸、加入 WTO，再到“四万亿”和新基建，中国产业结构的扩张与调整是一个不断提高附加值的过程。

在产业链价值爬坡的过程中，美国的模式更像是爬完就把价值较低的环节“甩给别人”，以致现在美国国内的产业主体几乎集中在了上述产业结构轴线的最后两环，即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 中国则在不断爬升的过程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整条轴线。

阿里巴巴、华为、抖音这三家中国公司，既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典型变化，也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

在出口和进口的意愿与形态上，中国都在努力提升产业的附加值。然而，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要发展到美日等国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能带来新的思考角度，欢迎在文末与我们交流互动。

1978~2020：中国产业结构的扩张与调整

1. 我们的制造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十年，1980 年代：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被就近转化为产业工人

1978 年开启的“包产到户”等新的土地政策解决了老大难的吃饭问题，却也带来了新问题——被解放出来的大量闲散农村劳动力要如何消化？符合就近原则，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最先吸纳了这部分生产力。

可以说，正是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期的这十年，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转化为制造业工人。这赋予了制造业发展需要的庞大的、完成劳动技能培训的、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推升了制造业的起飞。

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在 1978 年仅占全国 GDP 的不到 2%，而到了 1995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25.3%，而其中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30.8%。

1990 年代：因为买不到，只能自己造，中国产业链被迫变得很长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一度遭遇严重的国际制裁。北美、欧洲等西方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反华浪潮。那时中国的国际处境较如今困难许多。

我们不仅很难从国外买到东西，也很难把东西卖到国外，于是不得不自给自足。为了拉动国民经济，一系列政策火速出台，坚持改革开放，肯定特区发展，鼓励“闯”“冒”的精神，坚持引入外资。在生存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在那十年里被迫发展出非常长的产业链。

第三个十年，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刺激并促使中国产业链获得国际竞争力

这两件事是 1990 年代末外贸自主权的下放，以及两千年初中国加入 WTO。

1999 年初的时候，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的持续冲击，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深化了外经贸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放宽各类企业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对出口商品配额的分配打破 ‘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并向出口效益好、产品附加值高、经济实力强的企业倾斜。”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的制造型企业，都可以自主外贸。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这件事应该不用再赘述。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两件事的意义。我们在过去二十来年经历了一次劳动力的转移和基础教育的发展，并实现了产业链的延升，接下来，在上述政策的刺激下，这条绵长的产业链还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进一步扩张并获得历练。换句话说，你做出来的东西要能卖出去，尤其还要赚到外汇，就需要满足全世界更挑剔的消费需求，这会倒逼你必须把产品做得更好。

第四个十年：始于 2008 年的 4 万亿，到 2020 年春天里的新基建

我们刚刚迈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见证了“新基建”一词的走红。

今年一季度，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内的多项高规格会议开始频繁地提及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

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了为应对 2008 年 9 月由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相继推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措施，也就是大家简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这一计划一度饱受争议，却给我们留下了高铁、地铁等宝贵的基础设施资产，使得中国产业链的流传效率大幅提升。

在我们看来，“新基建”将作用于中国过去 40 年所建成的长产业链，并充分利用过去十年我们打造的流转效率，以更好地进行全局协调，并实现调度效率更优。

2. 经过 40 年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制造业长什么样？

四十多年努力的成果是，中国形成了最大、最长且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且在这条产业链上的很多环节与部分，中国都变成了全球第一名。

总体而言，2018 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是 14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制造业产值为 4 万亿美元，占了全球制造业总值的 3 成左右，远高于世界排名第二到第五名的美日德韩。

以能源为例，从 2017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而根据 2020 年 1 月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9 年中国全年进口原油量同比增加 9.5%，达到 5.06 亿吨。这些原油除了民用，主要就是化工和工业用途。以液化石油气为例，其工业用途就涉及玻璃、陶瓷、金属、纺织、塑胶等行业。

以钢铁为代表的基础原材料也同样如此。自 1996 年底中国钢产量突破 1 亿吨，之后的 23 年间，中国的钢铁产量始终保持着全球第一的位置。据世界钢铁协会初步统计，2019 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为 9.963 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份额为 53.3%。排在二三四位的是印度、日本、美国，粗钢产量为 1.112 亿吨、9930 亿吨、8790 万吨。钢铁制品的覆盖范围很广，从家里的冰箱、洗衣机，交通的汽车、铁道、桥梁、船只到输电铁塔、住宅、工厂……

化工领域，援引新华社在 2019 年 9 月的报道，中国化工产业的产能占全球 40%，到 2030 年这个比例将接近 50%。

在工业品和中间品领域，目前中国已经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都居全球第一。

消费品领域，即便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为例，中国已经有了华为这样能代表全球最高技术水平的消费电子类品牌。而我们在手机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也在逐渐提升。兴业证券的数据显示，从 CKD（零部件完全拆解）角度，全球手机产能约 75% 在中国。

产业链的最高端是高附加值服务，包括技术、金融、软件和文化等领域。这是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差距较大的领域。但是，中国也在发展。华为同样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不仅提供了高技术附加值的工业品（消费品），也包含了高附加值的服务，即技术、软件、设计等能力。当然，华为并非唯一的代表公司。

▲ 四十多年努力的成果是，中国形成了最大、最长且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 1978 年之后乡镇企业在中国萌芽至今，中国产业结构的扩张与调整是一个有深厚积累且不断提高附加值的过程：从最初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到工业中间品、化工，再往上走到消费品与工业品，然后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品，再到近来大力发展以娱乐、金融、软件为代表的附加值最高的服务业。

在“做大”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在“做增值”：除了承接越来越难的精密加工，中国制造还在高附加值加工的基础上加了越来越多的技术、软件等其他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化与美国有所不同。

美国的模式更像是在产业链价值爬坡的过程中，爬完就把价值较低的环节“甩给别人”，到现在美国国内的产业主体几乎集中在了上述产业结构轴线的最后两环，即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

而中国则在不断爬升的过程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整条轴线。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爬得太快，二是中国人口庞大，三是整体的规划也在起作用。

这条又长又相对大的轴，指向的是我们的供应能力，而中国的另一大优势还在于，我们的这条供给轴恰恰又是和另一条轴契合的，也就是消费阶段变化的轴线。

3. 中国产业链结构升级和消费升级阶段的契合

▲ 消费需求变化的三个阶段与中国产业链的发展阶段，即供给与需求的发展大致合拍。

2003 年，中国统计信息网刊载署名国家统计局贸经司严先溥的文章认为，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升级。严先溥认为，从 1978 年改革前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历经了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移过程，消费升级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主要追求“三转一响”的“老四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1978 年前)

  ——生活大为改善的电器普及阶段。始于 1980 年代、以家用电器普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大约延续了十年左右，其主要标志是以排浪式消费的方式在城市普及家电商品，以及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农村家庭。

  ——高层次的享受型阶段。家电普及后，以住房、汽车为主的新消费热潮又扑面而来，增势出人意料。

严先溥的“三段”划分后，中国从 2012~2013 年前后又开启了整体消费品的品牌化历程，表现为品质更好、范围更广。

2013 年初由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一份针对中国消费品市场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 年，中国名优品牌企业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等优势，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份额。销量前十位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平均为 68.66％，比上年提高 1.39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家电类消费品的市场集中度依然最高，其后依次为日化、日用品类，食品类，文化办公类，服装鞋帽类。

而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010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首次破万），消费者不仅开始更加追求品质品牌的升级，服务消费需求也迅速上升。2012 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餐饮、娱乐、旅游文化、金融、医疗等服务业也迎来了高速发展。

总体而言，从 1980 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消费阶段变化大概如此：

第一个阶段，是以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以大宗加家居消费为主，典型的代表是房地产。

第三个阶段，则是品质品牌升级加服务，体现为智能手机普及，餐饮、娱乐、金融等服务业发展迅速。

消费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中国产业链的发展阶段，即供给与需求的发展大致合拍。

另一项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则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 40 万亿，比上年名义增长 8.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0%）。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2375.57 亿美元，同比上涨 3.6%。

如果按照国家外汇局发布的 2019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6.8985：1）推算，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美国少 2703.32 亿美元，与前两年比，中美消费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如果疫情对美国零售行业的影响持续更久、更强烈，则中国很有可能在 2020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大、最长且相对完整”的中国产业链发展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最大、层次最丰富的单一消费市场的过程。

市场消费能力和供给能力相伴壮大，是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产业发展速度得以超越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

从进口和出口两个角度，看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变迁

1. 出口案例：阿里、华为、抖音

前面我们论述了，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在过去四十年里发生的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低端加工，而是逐步向高端产业转移。典型的特点是，产业链长、产业链完整度高、工业附加值逐步提高。

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正在经历从一般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的进阶。一般商品贸易是生产制造的必然结果，服务贸易则是输出金融、技术与专利、咨询、软件等产品。打个简单的比方，在国际上，苹果、特斯拉等公司做的偏商品贸易，Facebook、Google、高通等都属于后者，把技术与服务销往全球。

而在中国，阿里巴巴、华为、抖音这三家公司，既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典型变化，也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

▲ 从阿里、华为、抖音的发展来看，我们的产业链在越来越多地朝高附加值的方向去。

阿里巴巴几乎打满全场，跨越了全周期。初期阿里巴巴（1688.com）提供原料、生产、加工一系列服务，代表了中国的化工、工业品、中间品；后来，淘宝、天猫代表了一般商品贸易；这几年蚂蚁金服、阿里云、平头哥芯片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服务、云服务、芯片技术服务等。

在这条横轴上，华为目前所处的位置，一半代表了高附加值制造业，另一半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前者是华为销售的电子产品，后者是华为的自研芯片、5G 等技术与软件、专利与服务等等。

到抖音这里，就是完全的服务贸易。和 Facebook、Google、Disney、Netflix 的国际化一样，抖音在全球卖的 100% 不是实体商品。抖音变得和 Facebook 一样，输出文化娱乐，做广告相关的生意。这属于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

从阿里、华为、抖音的发展来看，我们的产业链在越来越多地朝高附加值的方向去。其中服务业是高附加值的典型代表。和中国一二三产业的 GDP 占比一样，我们也在增加第三产业（即商品与服务）占比。

不过，华为所遭遇的来自美国的制裁，以及抖音开始经历的国际化挑战，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我们也在增加高附加值部分的对外输出；不过，中国不断优化的产业链结构，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换句话说，世界容易接受一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企业代表中国制造与贸易，因为这是中国业已形成的优势，却还难以接受一个像苹果一样代表了顶尖科技的消费品牌来自中国，或者说一个像 Facebook 一样风靡全球的公司也同样来自中国。

2. 引进外资案例：特斯拉、高盛、摩根士丹利

▲ 我们不仅要引入特斯拉、丰田这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制造，还要带动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反映在了进口上，主要表现为吸引投资和吸引资金。从引进特斯拉，到近期的金融开放政策，都可以看出，我们在主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即努力发展产业链最后两个环节——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

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以汽车产业为例。前些年，我们已经吸引了零件、零部件的加工配套，并变成汽车制造第一大国。现在，我们则开始努力吸引附加值更高的汽车加工产业，比如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

这是特斯拉首座设在海外的工厂，也是中国首个完全外资拥有的汽车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制造总监宋钢在 2020 年初曾表示，当时国产 Model 3 零部件国产化率为 30%，并预计今年年中将达到 70%，而到 2020 年底将实现 100% 零部件国产率，即整车实现国产化。

我们之前讨论过，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和华为一样，它所承载的一部分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品，而另一部分则是高附加值的服务，具体而言就是包括智能驾驶在内的软件服务。整车国产化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引入这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制造，还要带动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这对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我们有一条非常长且粗壮的产业轴线，但是从工业增加值率的指标来衡量，我们要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还有一段距离。据 2015 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的测算，“十一五”期间，中国平均的工业增加值率是 25.6%，2015 年前后还出现了下降，不到 23%，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在 35% 至 40%。

这个指标反映的是投入产出效果，数值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高、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的效果越佳。如果我们既想保有工业链条的长度，又想保有最大的工业产出，同时使得链条中的企业和工人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把工业增加值率提起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积极引入特斯拉等企业的原因。

在吸引资本方面，我们一直在加大对金融的开放，开放的步伐在疫情下也没有减速。

2020 年 4 月 1 日，中国宣布将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当天，高盛、摩根士丹利都表示，将提高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占比，以 51%的股权比例实现控股。至此，加上 2019 年 11 月开业的野村东方国际和今年 3 月 20 日最新开业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以及 2018 年就实现控股的瑞银证券，目前外资控股的在华合资券商已达 5 家。

2020 年 5 月 11 日，又传出了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将转让上投摩根基金公司 49% 股权的消息，如果交易完成，国内将诞生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另一项近期推出的新政，也是为了鼓励并进一步便利国外资本参与中国金融市场。2020 年 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取消了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简化了资金管理要求。

小结一下，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中国产业链的附加值、长度、完整度都在提高，且在出口和进口的意愿和形态上，中国也都在努力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下一步，我们能如愿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吗？

1. 以自动驾驶行业为例，中国拥有行业发展的最佳土壤

近年来，“产业互联网”的提及度越来越高。如果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开始发展以来，互联网公司更多解决的是信息传递效率和方式的问题（Google、Facebook 等巨头也不例外），那么，从 2010 年前后开始，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做另一件事情，即把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将技术真正地嵌入到实体世界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互联网。

以人工智能领域公认挑战最大的自动驾驶行业为例。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大概五年前，自动驾驶还是当时最受 VC 热捧的创业领域之一。五年过去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大家意识到，技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必须要在大量日常行驶的车辆上落地。

也就是说，仅仅是实验室的结果好没有用，你必须和主机厂联合开发，有用户愿意买，买完之后他还愿意开，然后在驾驶过程中不断反馈。依据用户需求和数据，你得以不断地迭代自动驾驶的技术，在实用领域得到持续的历练。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自动驾驶能行，要具备三个条件：足够多做车的人；足够多坐车的人；基于前两者，技术的持续迭代更新。

由此，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发展自动驾驶的理想土壤应该在哪里？

中国肯定是极具竞争力的。

放眼全球，中国拥有最完备的汽车制造能力，也有全球最庞大的购车群体。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自 2015 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连续四年全球第一，每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与保有量均占据全球市场的 50%以上。

除去人才储备、技术发展，最完善的供应链和最大的市场在同一地域，也会使得市场反馈和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这正是 2015 年到2019 年新能源汽车能在中国异军突起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产业链+市场+持续技术迭代=自动驾驶发展的理想环境，那其他国家相对很难同时集齐这三点。

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具有发展高科技的优渥土壤，这也是中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重要机遇。但是，也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以工业增加值率为衡量指标，我们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本篇总结

1. 从 1978 到 2020，中国产业结构的扩张与调整是一个不断提高附加值的过程。在“做大”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在“做增值”：除了承接越来越难的精密加工，中国制造还在高附加值加工的基础上加了越来越多的技术、软件等其他服务。同时，在出口和进口的意愿和形态上，中国都在努力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2. 市场消费能力和供给能力相伴壮大，是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产业发展速度得以超越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

3.  在产业链价值爬坡的过程中，美国的模式更像是爬完就把价值较低的“甩给别人”，以致现在美国国内的产业主体几乎集中在了上述产业结构轴线的最后两环，即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中国则是在不断爬升的过程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整条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