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勒城旧址考古发现新闻综合_风闻
一洗闲愁十五年-2020-05-13 18:45
考古人员基本确定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作者:张晓龙
原文网址:http://www.ncha.gov.cn/art/2020/5/10/art_1027_160434.html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9日电(记者 张晓龙)经过长达6年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已基本确定:位于新疆奇台县境内的石城子遗址就是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历史上,东汉将士曾在这里与匈奴发生激战,涌现出耿恭等一批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如今,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这座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丝路重镇重现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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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后的奇台县江布拉克风景区,天高云淡,绿油油的小草破土而出,重新覆盖光秃秃的山头。缓缓融化的天山积雪汇成小河,滋润着山前的丘陵地带。经考古人员调查勘探确认,著名的疏勒城就依山形水势,建在此地一座山嘴之上,城北面、西面筑墙,城东面、南面以深涧为障,地形险峻,易守难攻。
负责石城子遗址发掘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田小红介绍,根据《后汉书》记载,戊校尉耿恭正因为看中疏勒城旁有深涧,可据险自守,才从金满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移驻疏勒城。石城子遗址所在地,北与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相连,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文献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的特点,也与城址相吻合。
城址还呈现出鲜明的军事属性。参与发掘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勇说,城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380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城墙夯筑,城墙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角楼1座,北墙上有马面2座。西墙外约10米处有护城壕。城门仅1座,位于西墙中部。“出土遗物中,还有弩机配件、铁铠甲片、铁质和铜质箭镞等兵器。”
石城子遗址出土文物以灰陶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瓦当当面多饰云纹或几何纹,个别陶器表面还刻有“马”“宋直瓮”字样。出土的钱币为五铢钱。吴勇说:“这些器物多是两汉时期的遗物。”
自2014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十余家科研院所,利用环境考古、电(磁)法物探、遥感等技术手段辅助发掘工作。研究人员利用碳14对出土的木头、骨骼测年后得出的数据,也显示石城子遗址的年代为两汉时期。
公元74年,东汉在西域复设西域都护,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公元75年,金满城遭遇匈奴大军进攻,耿恭率部退守至疏勒城。《后汉书》记载,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耿恭从疏勒城撤退时仅剩26人。
田小红说,石城子遗址不仅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也是汉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未来有可能围绕这处遗址建造考古遗址博物馆等。
汉代“疏勒城”重现真身—考古发掘揭开奇台石城子遗址身世之谜
来源:亚心网 新疆日报 作者:张海峰 2020-05-10
原文网址:http://www.iyaxin.com/system/2020/05/10/036257924.shtml
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石城子遗址西北角楼及城墙(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石城子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新疆日报讯(记者张海峰报道)5月5日,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揭晓,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榜上有名,引起各界关注。它是目前新疆发现的首个汉代军镇遗址,专家确定,它就是曾经威震一方的汉代疏勒城旧址,是汉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
从2014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经过持续发掘与研究,向世人揭开了一座汉代遗址的身世之谜。
威震一方的军镇遗址
初夏时节的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一望无际的青色麦田如碧浪起伏,半截沟镇麻沟梁村就在其中,这里就是石城子遗址。
“经过持续发掘和研究,我们已经明确遗址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区划。”5月8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田小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是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组负责人。
从航拍地图上可以看到,长方形的遗址依山形水势建在崖体上,北高南低,最大落差200米。西面、北面是城墙,东面、南面临深涧,涧底有麻沟河自南向北绕城东而过,城外有护城壕;遗址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一座角楼,唯一的城门位于西城墙中部,整个遗址总面积11万平方米。城内依托西北城墙,还建有一座2万平方米的内城。
北城墙上两座凸起的马面突出了石城子遗址的防御色彩,城内发掘出土的大量兵器、铠甲上的铁片也强化了这种特质。城中出土的物品均有鲜明的汉代特征,专家结合文献考证,明确它就是汉代名将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地处天山山脉北麓山前丘陵地带,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控扼天山南北往来的重要关隘。公元75年,汉代名将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从金满城(现吉木萨尔)退守至疏勒城。这些文献记载与石城子遗址的地理环境完全吻合,出土遗物也有鲜明的汉代特征,与耿恭在西域活动时间相契合,我们由此推断石城子遗址即为汉代疏勒城旧址。”田小红说。
难得一见的“汉代火锅”
诸多专家将石城子遗址确定为汉代古城,主要依据便是在此出土的大量珍贵遗物。
遗址出土了不少汉砖汉瓦,瓦当上的云纹图案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种云纹瓦当在两汉时期最流行。从制作工艺来看,也有明显的东汉初年特征。此外,我们在墓葬区采集到许多汉代五铢钱,还出土了不少带有典型汉代特征的陶罐、灯盏、瓮等器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勇介绍。这一推断得到了碳14测年数据的印证。
石城子遗址还出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陶器。“像个盆,中间有个圆形的筒,像是‘土火锅’的样子。这明显不是当时西域的器物,新疆地区其他地方也没有出土过类似的炊具。大家推测,可能是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从中原带来的。”吴勇饶有兴致地描述道,“盆底还有残留物。”
“石城子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典型器物,在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断代上具有标尺意义。”田小红说。
此次考古发掘活动先后有疆内外十几家相关单位参与,采用了多项高科技手段,同步开展了土壤、动植物、遥感、航测等多学科联合研究。一系列研究成果勾勒出汉代疏勒城多业并存的生产场景:当时的奇台比现在温暖湿润。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种青稞和小麦,兼有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还有少量商业活动。
“全疆发掘过多处遗址,能确定为两汉时期城址的仅此一处。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新疆地区两汉城址考古的空白。”田小红说。
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引人瞩目的成果,让奇台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了“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奖”二等奖。这是由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中国考古界对田野考古的最高奖项,也是迄今为止,新疆考古获得的田野发掘方面的最高奖。
汉朝管辖的历史见证
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2013年,它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石城子遗址是汉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
疏勒城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名将耿恭曾在这里立下过不朽功勋。他率领极少的将士浴血苦战,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匈奴军队,“节过苏武”的忠勇让后人景仰,为疏勒城留下一段英雄传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表示:“近几年,城市考古是新疆田野考古的重点之一。新疆不少城址延续时间较长,因反复使用,城市建筑破坏得很厉害,而石城子是座单纯的汉代城址,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这对于我们正在实施的两汉西域都护府遗址考古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石城子遗址考古成果对于阐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文瑛说:“石城子遗址位于江布拉克景区,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有天然优势。希望有关部门在做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能建一座遗址公园,不仅可以把疏勒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保存下来,传承下去,更能让各族群众通过这座汉代城址,了解新疆的历史”。
新疆奇台:汉代疏勒城唯一城门找到 来源:光明日报 人民网 作者:王瑟 时间:2018年12月08日 
新发现的陶窑址。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黑陶罐。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间又过去了两年。放眼望去,满山的麦子早已收割完,只留下整齐的麦茬。空气是冷飕飕,天空也是阴沉沉的。几天前的一场暴雨,让道路泥泞难行。
这里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石城子遗址所在地,因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
当汽车翻过一道梁,考古发掘工地映入眼帘时,一个巨大的缺口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我们今年发掘出的城门。史书记载,这是汉代疏勒城唯一的城门,当年东汉名将耿恭就是站在这个城门上拒绝匈奴劝降的。也就有了岳飞后来写就的诗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勇笑着说道。
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奇台县第一次全县文物普查时发现,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石城子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启动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本体和周边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大致明确了遗址本体及周边遗存的分布范围。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传统和遥感、探地雷达、电法、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勘探,并对可能存在的遗迹区域进行了扫描。
石城子遗址涧底蜿蜒流淌着的麻沟河,与史书中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相互印证。从地理位置来看,从石城子遗址翻越天山后即可到达柳中城,中间有多条道路可以交通,便利汉军相互支援。根据这几年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参鉴相关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基本认定石城子遗址就是汉代的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依地势而建,北高南低,起伏较大,遗址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长约380米。北城墙和西城墙保存完整,东、南部临深涧,涧底有麻沟河向东绕北经黑沟流向新户梁。遗址易守难攻,最高点在东北部。站在这里,周遭动静尽收眼底,地势险绝,军事防御色彩十分浓厚。城内依托北、西城墙建子城,印证了晁错在《言守边备塞疏》中所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的边城形制,弥补了单一城墙防御的缺憾,同时在城上建角楼,城外建马面、护城壕,也构筑了“金城汤池”的城郭模式,军事遗存的性质十分显著,战略意义重大。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石城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竟然有了重要发现。“我们今年的发掘范围涵盖城门门道及内侧遗迹区,以及城西墓葬和陶窖。清理出门道1条、门墩2个、房址4间、柱洞35个、柱槽7个、排插柱20个,踏步3条和沟槽1道。从现在发掘的情况看,当年疏勒城的门道顶部已坍塌。门道四壁都用土坯包砌,表面抹草拌泥,底部在草拌泥上涂白灰,白灰上再涂抹红色颜料,最多有5层草拌泥和10层白灰。门道两侧对称分布排插柱,柱内残留有烧焦的朽木。”吴勇说。
在发掘现场,记者看到,门道内有大量坍塌的瓦片和土坯。从保存现状看,城门有过两次修建过程。门道底部残存木质门限和门枕均已烧焦,留下许多烧黑的痕迹。门道长13米、宽4米;门限长4米、宽0.16米;门枕长1.8米、宽0.1米。门墩构筑结构与城墙一致,均为夯筑。南、北门墩分别长6米和5.8米,夯层厚约9至13厘米。
“从现在发掘的情况来看,当年这里的战斗非常激烈。第一次城门被攻破或是被火烧后,驻守在这里的守军匆忙间又修复了城门,才有了现在两次修建的现象。”吴勇说。
在城门内,有4间房屋。其中一间房打破了另一间房的结构,屋内地面上残留有大量坍塌瓦片和少量的陶器残片。瓦片下有红烧土、灰烬、木炭等,火烧痕迹明显。个别房屋内有柱洞。柱洞和柱槽主要分布在城墙外侧边沿、房址内部,部分柱洞内残留有木柱和柱础石。踏步呈阶梯状,夯筑,一些台阶上还残存有平铺的木板,木板均已烧焦。沟槽略呈梯形,西宽东窄。
“这些大量被烧的痕迹可以更清晰地说明,当年城门是战斗争夺的重点,曾反复被烧毁。从史料记载上可以得知,当年汉代疏勒城只有一个城门,就是这个城门,所以争夺得最厉害。而且从现在的发掘情况来看,疏勒城被严重地烧毁,可能就是耿恭他们离开后,这个城被再次烧毁了。”吴勇说。
从今年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城内可能没有前几年发掘出土的文物多,但也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铁器、石器和五铢钱币1枚,均为汉代遗留。板瓦、筒瓦的表面均有绳纹,内壁布纹或菱格纹。瓦当当面基本为云纹或变形云纹图案,个别饰几何纹。陶器有碗、钵、盏、缸等,均为轮制,夹砂灰陶,素面。铁器均已残朽,形制不辨。石器则均为石磨盘。
“今年最主要的发现是在遗址外西部高梁上,我们在那发掘了10座墓葬,一座殉马坑,一处陶窑遗址和一座清代房址。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二层台墓。其中竖穴土坑墓6座,竖穴偏室墓3座,竖穴二层台墓1座。墓主人皆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大多朝西,葬具以槽形木棺为主,竖穴二层台墓内的葬具则为榫卯结构的木棺和木椁。随葬品以陶器和铜器为大宗,另有五铢钱币2枚。陶器皆为轮制,素面,部分表面有戳刺纹或附加堆纹。器表有明显的烟炱痕迹,均应为实用器。铜器以戒指、耳环、铜镯、带扣等饰件为主,锈蚀严重。个别墓主人头部随葬羊骨。”吴勇说。
在墓葬北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陶窖遗址。陶窑由前室、火门、火膛、窖室和排烟设施五部分组成。从窖室内清理出土板瓦、筒瓦、瓦当、方砖、陶器等遗物。其中板瓦、筒瓦、瓦当等遗物的制作工艺和制作图案与城址内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
“从这处发现的陶窑遗址可以看出,疏勒城当年使用的许多陶器都是在当地生产的,形制等都是按汉代的形制生产的。几年前我们在疏勒城内发现大量瓦当、筒瓦时就怀疑,这些建筑材料一定是在当地生产的,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吴勇说。
站在疏勒城城门上,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山梁和沟谷尽收眼底。再看看脚下被烧毁的城门,思古之情油然而生。遥想当年,耿恭等守军为了民族大义,靠着坚强的意志,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竟然坚守7个多月时间,3000多人马最终只剩26人被营救,回到敦煌只剩13人。这一壮举一直受到后人敬仰,更被文人所歌颂。这让人想起了宋代李龙高的一首诗:落落丰标霁月怀,棱棱寒碧隔风埃。耿恭也有孤高节,岂但苏郎齿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