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刀衣：伟大的共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完美契合_风闻

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绝非偶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内在完美契合，是以马恩列为代表的欧洲进步思想家，同中华民族之间的伟大共鸣，二者的珠联璧合奠定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根基。

一、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特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是“经验”的，同时代的其它信仰体系都是“超经验”的，这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独一无二的本质特点。中国先民智慧地把“超经验”的问题**“留白”，而在经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基于独特“永生观”**的，简洁而深刻的信仰模式。

中国人的信仰，在家里，不在庙里。中国人和各路神佛的关系，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说是交易。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中国的寺庙，本质上只是人和神之间的交易场所，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尽量“敬鬼神而远之”，有事了才带些礼物去庙里贿赂神佛，一般事越大越急礼物就越重。当然，事儿不一定都能办成，如果没成，那人家下次估计就不来了，可如果成了，人家还会带礼物到庙里还愿，向神佛表示感谢，希望下次有事还能帮忙。

人神关系只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十分次要的方面。求神拜佛本质上只是中国人，对那些因人力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的一种心理对冲。只是为了安抚由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恐慌和无力感，找点心理寄托。在中国，比较讲究求神拜佛的是商人、渔民之类，而他们正是时常要面对较大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寓居于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与祖先、子孙的关系之中。从组织结构上看，它是去“中心化”的，中国人信仰的维持并不需要专业的神职人员，每一个家庭或者是家族，就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堡垒。以下将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特点和总体结构做展开论述。

1.“留白”的智慧与经验主义的取向

中国信仰体系，就如同我们的山水画，存在着巨大的“留白”空间，只要是“超经验”的话题，几乎都被“留白”了。所谓“留白”，指的是将问题被晾在一边，没给确切答案。孔子主张的“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达的就是这种“留白”的理念。

只要稍微接触过中国的传统神话和民间迷信，就会发现其几乎不成体系，内容驳杂，有极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它们之所以不成体系，是因为缺乏体系化的动力，之所以缺乏动力，是因它们对中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也就没有人会去做专门的整理。世上究竟有没有神仙，有几个？求神拜佛分几步，该找谁？大地究竟是球体还是平面？宇宙是怎么诞生的？这些在别的地方能让人斤斤计较、打得头破血流直至掀起宗教战争的“超经验”问题，在中国几乎都被“留白”了，处于无关紧要、怎样走都行的地位。在这些事情上较真一点，别人最多也就送你一句“讲究！”，如果比较随意，也能来句“懵懂大吉利”自我安慰。

大家都有一种普遍印象，中国人十分“大度”，对不同思想和信仰都能“包容”。殊不知，只有对于自觉无关紧要的问题，人才会表现出大度。不喜吃喝的人，对饮食就比较随意；可对于吃货，一顿吃不好就能气上一个礼拜。并不是中国人天生大度，只是很多别人奉为神圣，可以为之去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根本不重要，你们自己开心就好，只有傻子才会为这些斤斤计较。

把“超经验”的问题“留白”，既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也能防止被新出现的经验打脸，是大智慧。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礼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我们历史上也有过全民跳大神的时代。幸运的是，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远离其它主要文明区，体量也足够大，这给了先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定居环境，不会像埃及、两河和印度一样，频繁地被周边异文化势力所扫荡和征服。稳定定居的好处是，文献记录比较容易保存下来，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都是在盘庚迁殷，转入稳定定居之后留下来的。而汉字之所以能成为唯一使用至今的象形文字系统，也与稳定定居有关——相比于拼音文字，象形文字的传承极度依赖于文献记录的保存。

如果没有文献记录，人类选择性记忆的本能和口头传播以讹传讹的特性，会给炒作“超经验”话题留下巨大的空间。文献记录，正是摧毁“超经验”迷信最有力的武器，只要翻一翻占卜求神和历史事件的记录，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些“超经验”东西是多么的不靠谱。生活中，阅历越丰富的人，往往越不走极端，越没有所谓敬畏心，越能从实际出发，客观中性的看待问题。同样的道理，丰富的文献记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的拓展了中国人的阅历，“我是见得多了” 的老油条们，自然不愿在不靠谱的“超经验“事物上浪费精力。中国先民们逐步将当时技术条件下，无法检验的事物排除出信仰体系的核心，将其“留白”不予定论，避免其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留白”的处理方式，不仅让中国人对待很多问题能兼容并包，不走极端，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是不断增长的，将超经验的问题“留白”，可以避免新发现、新经验动摇整个信仰体系。这使得中国的信仰体系，成为了世界上与科学技术进步最具有契合度的信仰体系，在中国进行科普教育阻力不大，科学观念很容易深入人心。

稳定的定居条件，促进了文献记录的保存。不断累积的丰富文献记录，又对怪力乱神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质疑，使中国人养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经验规律办事的习惯，进一步促成了中国人经验主义的价值取向。相比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中国人更关心，或者说常常只关心“怎么办”的问题。以丰富的历史记录作为素材，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再进一步提炼出经验规律，中国人发展出了极为发达的方法论体系。中国人对方法论的热衷，从古代经典中可见一斑。《周易》、《老子》、《孙子兵法》、《韩非子》、《荀子》等等都将极大的篇幅放在方法论的阐述上，它们对事物特性、起源的讨论，也几乎都是为了服务于方法论的阐述。这些精深的方法论，即使在今天也毫不过时，依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智慧源泉。

在前工业化时代，经验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经算得上十分进步了。受制于科技水平，当时的人很难解析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只能观察其外在关系。中国古人的经验主义取向，体现了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只是受制于技术条件，无法解析出事物的内在规律。这让先民很早就告别了蒙昧的神权时代，贤明如汉文帝都会因“不问苍生问鬼神”被嘲讽千年。若中国领导人像美国副总统一样开会前还要带人向神祈祷一番，只怕是要被全民群嘲到无地自容。

2.独特的“永生观”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作为智慧生命，面对自己这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疾病、意外伤害和自然衰老所摧毁的躯体，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存在是人类最根本的追求。即使不能以当下活着的状态达成永生，人们也愿意相信自己死后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存在。“永生观”指的就是一个信仰体系，对人将以何种形式永远存在的回答。它是一个信仰体系的核心和基石，决定了一个信仰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模式。

如果历史是写过去，那信仰一定要看未来。信仰的奇妙之处，在于其通过控制人们对未来，尤其是身后事的预期，来以最低的成本影响人们当下的行为。成熟的信仰体系基本都有严密的“永生观”，因为这一块儿几乎完全是“超经验”的，胡说瞎写不要钱，其对人预期的影响又是巨大而根本性的。

世上信仰千千万，但有影响力的“永生观”只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姑且称其为**“天国模式”，典型代表是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第二种是“轮回模式”，典型代表是佛教、印度教这些南亚信仰；第三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后模式”**。

**“天国模式”**指出人死后会到达另一个地方实现永生，至于永生的状态，究竟是快乐的永生（比如上天堂）还是痛苦的永生（比如下地狱）就是具体信仰的教义负责阐述的了。“天国模式”特点在于，永生状态的决定是一锤子买卖，也就是活着的这一世的表现将决定自己以何种状态永生。它的优点是容易激发出信仰狂热，激发出信众的奉献意愿，毕竟只要莽一波，就能获得永久的快乐，自然容易让人为之肝脑涂地。其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容易走极端，毕竟假如你相信只要为信仰献身，就能在天堂里喝着不会醉的美酒，搂着汗都是香的仙女享受，那你估计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因此无论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几乎都有过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至于对异教徒和异端的大开杀戒，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轮回模式”**认为，人死后会转化成新的生命重新降生在世上，就这样一世又一世地轮回不绝，以这种不断刷新的方式实现永生。“轮回模式”的特点在于，永生状态有无数次调整机会，每一辈子都是一次新的调整机会。结果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信众会变得很“佛系”，不争也不抢，不慌也不忙，毕竟机会多的是嘛，这辈子不行还有下辈子。如果你去过缅甸泰国或者国内的一些佛教地区，就会注意到当地人都是慢腾腾的，非常悠闲，心态特别好，这就是“轮回模式”的力量。这样的信众容忍力非常强，几乎是逆来顺受，任人折磨。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对外敌也很难进行坚强的反击。东印度公司能以区区几万人就征服一个上亿人的庞大印度，“轮回模式”功不可没。

无论“天国模式”还是“轮回模式”，都需要一套庞大的神话世界观来与之配套。因为不管是末世审判，还是轮回转世，这些“超经验”的操作，只能由“超经验”、超自然的实体，也就是所谓的“神”来完成。可一旦编出了神，那么为了论证神合法性和信仰体系的正确性，就要再编出一创世神话来与之配和，创世神话又会衍生出千千万万的问题，最终衍生出一套庞大的神话世界观。

相对的，咱们中国人的**“传后模式”，就显得过于简洁，几乎不包含什么“超经验”地论述，很容易被人误认为只是一种“传统观念”，以至于不少人提出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奇谈怪论。其实，往往越是简洁的东西，就越不简单。“传后模式”本质上是将祖先和子孙后代的生命视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自祖先而来，还可能通过后代延续到未来的“生命历程”**，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的生命终将消亡，但只要有子孙后代存在，“生命历程”就能够通过血脉的继承，永远持续下去，实现永生。当然，这种传承也并不只限于血脉，曾仕强教授就认为，中国人是通过活在大家的心中来实现永生的。只要有人记得自己，愿意继承自己的意志和名号，自己也就永存了。中国人所追求的“立功”、“立言”和“立德”，正是为了让自己能传扬后世，祀俸不绝，永垂不朽。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三立”实在困难，可遇而不可求，血脉继承依旧是最靠谱，最大众化的永生方式。

这种“永生观”在中国古人奉为圭臬的“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孝”并不是简单的孝敬的意思，它更强调的是对祖辈的继承和弘扬。《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的第一步，就是要好好活着，传承父母的血脉，也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的终极状态，则是通过立功立言立德，扬名于后世，让父母，让自己所在的这个“生命历程”被更多人所铭记和传承。中国人的家庭本位主义，也是这种“永生观”的体现。由于人不能单性繁殖，血缘的传承，只能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基本单位，因此，在时间横截面上，相比于个人，家庭更能完整的代表一个“生命历程”。自然的，在“传后模式”的“永生观”的支配下，中国人必须要以家庭，而非个人为一切考虑的出发点，也就形成了家庭本位主义。

“传后模式”极为简洁，用时新的词来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可迭代模式。它就像一个数学递推公式，只要向上理顺了同父母的关系，向下理顺了同子女的关系，就可以照样无限递推。既可以纵向的在一个家庭的不同代际之间递推，也可以横向的在不同家庭之间递推。父母是自己和祖先之间的桥梁，对父母的赡养和尊重，就是对自身存在意义和血脉传承的确认和肯定。更重要的，这是给子女树立了榜样，“生命历程”的传承在其的意识层面树立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做给一代看”。而既然“生命历程”要靠后代来传承，那每一代人自然都要努力奋斗，为子女开辟尽可能好的生存和学习环境，以图能有其能有更好的发展，得到更好的繁育机会。不同于“天国模式”和“轮回模式”，是通过人死后待遇的预期来影响其当下的行为，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是通过对子孙后代生活状态的预期，来影响人当下的行为的。就这样，中国信仰体系的核心就建立起来了，其它的大多数东西，则只要“留白”就好。

这个体系的构建，几乎完全发生在各个家庭内部，古代中国政府的教化百姓，也只是将这套信仰体系的种子播撒到各个家庭中，并通过塑造社会风气来鼓励其在各个家庭内的生长复制。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并不需要像“天国模式”和“轮回模式”的信仰体系那样去构造一套庞大而统一的神话世界观，因此也就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组织结构来对神话世界观进行维护，进而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也就呈现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的组织结构。去中心化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抗打击能力强。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外族入主中原，或者携带强势异文化（比如佛教）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每次都以异族被同化，强势异文化被中国化收场，中国传统信仰的坚韧组织结构功不可没。

3.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典型特征

有了对“留白”和“永生观”的讨论作为铺垫，我们就可以描绘出中国信仰体系的基本结构，以绳子为模型，来描述中国信仰体系的基本结构最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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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1所示，每一个“生命历程”就像一条无始无终的丝线，从过去而来，并可能延伸到将来。千千万万个“生命历程”就是千千万万条丝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点上，必然身处于某一条丝线的上的某个位置。生命历程之间，并不是彼此毫无关系的，在很多时段时常联汇交结在一起，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像是一条由无数丝线拧成的绳子，从过去一直延伸到未来。这条绳子代表的，就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而绳子之外的空间，就是中国信仰体系的“留白”空间。各路牛鬼蛇神，巫婆神汉都可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所，只要你不试图去动摇这根绳子的结构，就能在留白的地方摆个摊（建庙塑像），和绳子做些交易混口饭吃。这种模式下，人和“神”的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互不隶属，只有如此才有交易的必要和可能。

作为对比，如上图2所示，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的信仰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在其体系下，有一个神坐在所有人头上，众人本质上是隶属于这个神的。雷霆雨露，俱是神恩，你不需要去贿赂神，因为你整个人都是属于神的，你能做的就是献上自己的虔诚，祈求神的庇佑。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注定要产生冲突。清朝和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本质上就是教廷中一部分人不服从中国传统信仰模式的安排，他们想要霸占整个中国人的“留白”空间，并进一步将中国人都变成上帝的羔羊，这自然就为清朝皇帝所不容。

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特点，在关于“留白”和“永生观”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此处再进行一下集中总结。

**一是，经验主义的价值取向。**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经验规律处理问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让中国人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方法论体系，为中国人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至今依然在滋养着我们。在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才是信仰的核心，而人与神的关系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一种交易式的关系，用来满足一些心理需要。

**二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存在着广阔的“留白”空间。**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并不依赖于一套超经验的神话世界观。因此，在其它信仰体系中需要锱铢必较、大书特书甚至不惜发起宗教战争的领域，中国传统信仰体系都保持了一种不置可否地模糊态度，也就是“留白”。在前现代的发展水平下，很多东西都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中国人智慧的将这些事物排除出信仰核心之外，留下了自由空间，使得各种不同观点在这些领域得以共存，形成了中国人兼容并蓄，不走极端的文化取向，更为中国人接纳各种科学理念提供了便利。

**三是，“传后模式”的永生观。**在其支配下，繁衍后代，光宗耀祖，成为了中国人的共同目标。这让中国人必须努力工作，积极拼搏，敢于冒险，成为世界上最勤劳勇敢的民族之一。而由于子女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在中国和深受中国影响的东亚、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父母堪称世界上最具牺牲奉献精神的父母，极端重视子女教育和家庭责任。勤奋的工作和对子女的奉献负责，让中国人发展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成功的族群之一。

**四是，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是去中心化的，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信仰在家里，不在庙里，中国人信仰的维持并不需要专业的神职人员，每一个家庭或者是家族，就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堡垒。**信仰能以极小的人口单位维持下来，这给了中国信仰体系强大的韧性。即使是孤悬海外的华人社区，也能长期保存着中国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中国人之所以能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这种强韧的信仰组织结构居功至伟。

在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润泽下，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长盛不衰的“广土巨族”，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信仰体系优越性、成熟性和坚韧性的最好例证，毕竟，在前工业化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是成正比的。然而，任何思想意识形态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带着深刻的小农经济烙印，并不足以引领中华民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这就呼唤一种思想，一种既能弥补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缺陷，又能与其优越性相得益彰，有效结合的思想。幸运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完美契合此部分主要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弥补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所有关键缺陷，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信仰体系能实现完美兼容。

1.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历史局限性****1.1经验主义和“留白”的局限性

经验主义的取向也好，“留白”的智慧也罢，都是一种静态的应对世界的方式。在发展缓慢，变化不大，相对静态的前工业化时代，它们既是最佳的应对策略，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事物变化不大，先辈的经验足够使用，而对于那些无力去一探究竟的问题，暂且搁置不予讨论是最佳选择，可预见的未来是用不上它们的。

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人类社会日新月异，很多经验规律在之前得以成立的条件被破坏了。因为万事万物都在飞速改变，光从经验出发是不够的，还要再把握住事物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动态的去看，去处理问题。前工业化时代人类有意识地活动对世界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如今，人类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颠覆以往的格局，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引，注定要出问题。

随着人类探索世界能力的快速增强，之前那些被我们“留白”暂且搁置的领域也不能再让其荒芜下去了。如果科学的思想不去占领这些地方，那么歪理邪说就会去占领。技术进步让人类的传媒手段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都大大提高，人类知识水平的均质性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思想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那普通民众很容易在现代传媒工具下沦为牛鬼蛇神、巫婆神汉的猎物。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传统信仰体系中的“留白”不过是为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想提供了生存空间，还有可能加剧中国人在思想层面的撕裂。为何同处中国文化圈内的台湾地区、韩国淫祀邪教如此泛滥？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曾因历史原因强烈反共，排斥科学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下广阔的“留白”空间，沦为了牛鬼蛇神的舞台。

一般来说，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经验主义传统是有益的，可如果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就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和混淆。近代以来，国际环境剧烈、快速的变化，中国面对西方长期处于严重劣势，传统信仰体系根本束手无策。如果仅从经验出发，看不到内在规律，就很容易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国人不如西方。民国时期的疑古风气，废除汉字主张，甚至“汉人西来说”——既试图给中国人找一个西方祖先，都是这种迷惑和混淆的反映。

为何今天在香港、台湾有不少人不愿意当中国人，甚至表现出逆向种族主义，对祖国大陆和大陆人民抱有近乎种族主义的仇视和歧视？为何大陆也会有不少“恨国党”和“精美”、“精日”？这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思想的指引，仅仅看到过去百余年的状态，就错把西方暂时的优势误认为是根本性的永久优势，盲目跪拜西方，厌弃中国的一切。

1.2“传后模式”和“去中心化”组织结构的局限性

在“传后模式”永生观的驱动下，每个中国人的人生目标都十分单纯明确，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些都是现实层面的追求，现实层面的追求和精神层面的不同，其目标的实现往往具有排他性。能源、物品甚至是配偶子女都是很难于他人共享的。全社会对特定现实目标的追求，必然导致激烈的竞争，塑造了中国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只有有用的东西才会的到中国人的重视。

过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容易催生出功利主义，也容易让人只顾及个体的局部眼前利益，而忽视整体长期利益。虽有众多贤达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将公利置于私利之前。但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结构注定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将自己家庭和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自己的家庭才是自己实现永生的根基。信仰组织结构的去中心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人们按照血缘的远近亲疏以自己的家庭为起点，对其他人进行重要性排序，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别人瓦上霜”，中国前现代社会本质上由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团体组成，尤其是在南宋的宗族复兴风潮之后。在小团体内部，可以进行有效互助合作和资源的调配，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这导致小团体之外的公共领域非常狭窄。明清时代，至鸦片战争以前，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这可以作为公共领域不断萎缩的一个例证。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在农业时代是非常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其分散性，因为农业生产要依托于土地。在交通运输成本高昂的古代，这样小团体内部的自给自足可以最大化的减少运输储存发生的损耗。可对于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格局就是噩梦了。规模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规模经济，它促进了专业化分工、集中生产和技术进步。小团体模式分割了国内市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依赖于广阔的公共空间，而广阔的公共空间，需要强有力的，超血缘的政府来维持秩序，提供公共产品。

中国人在信仰层面“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也完全不适用于近代民族危机。信仰层面的去中心化，造成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松散捆绑。在古时，每逢乱世，个人和家族为了自身利益，时常变换阵营。但因为古时冲突多为中华文化圈内部的冲突，斗争不过是现实利益的纠纷，改换门庭无伤大雅。可到了近代，我们面对的多是中华民族同外敌之间的冲突，若还像以前一样为个人和家族利益转投强势的外敌，那就是在当汉奸了。近代以来汉奸众多，其中就有不少以为自己只是在“弃暗投明”，未曾认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去年底我曾旁观了一场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举办的圣诞礼拜，周边社区的众多家庭云集教堂，大家一起手举白蜡烛，齐唱赞美诗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空灵的歌声中，我恍然都产生了一种大家是一家人，人们彼此相爱的幻觉。由此我认识到，基督教这种超血缘的信仰，或许在推动西方打破家庭界限，形成超血缘的大统一共同体，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所无法自发形成的，是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

2.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缺陷的弥补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主要历史任务是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关键弥补。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人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的存在诸多“留白”空间，对以往不能检验的问题往往存而不论，导致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存在着很多空白和混乱地带。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人需要尽快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需要广大劳动人民对世界和它的内在运行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中国人等不起，必须尽快引进一个先进的思想体系，将传统信仰体系中没有讲清楚的问题讲清楚，让中国人更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搞好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这些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擅长的，它的入中国，让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帮助中国人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人将经验主义传统升级为实事求是精神。**中国人讲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源远流长，但是由于缺乏对事物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只能流于经验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入，让中国人能在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结合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形成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地方广大，人口众多，国情复杂，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没有古代中国的经验可循，也无法完全模仿外国的做法，唯有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立足于实际对自身情况做出科学判断，结合科学的理论，才能制订合理的方针政策。

**最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去中心化信仰体系的弊病。**中国人信仰层面的去中心化，容易造成个人和家族的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松散捆绑，向心力不足。面对民族危机，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需要规模足够大的市场和广泛的分工合作，就必须打破血缘的界限，建立囊括全社会的共同体。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凭借其科学的思想和先进的组织结构，能将一国，甚至是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完全能够弥补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缺陷。

3.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完美兼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于西方，却偏偏不见容于西方。如前所述，基督教信仰体系的合理性需要依托于一套无所不包，囊括世间万物，将“神”作为一切“超经验”问题的答案，且唯一确定的神话世界观。对这套神话世界观任何内容的挑战，都有可能造成信仰危机。像 “日心说”和“进化论”这样纯粹的科学发现，都有可能严重冲击基督教的世界观。更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会从本上颠覆掉整个基督教信仰体系，甚至是其道德体系（道德体系与信仰体系密切相关），还可能对一些民族的民族认同产生冲击（很多欧洲民族的重要英雄人物都与基督教关系密切）。传统信仰中充斥着唯一、确定的欧洲人，根本无法同时驾驭两个完全冲突的信仰体系。其结果是，一但苏联东欧的马列政党丧失掉了执政地位，宗教等传统势力就会迅速反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国家日渐式微。这背后固然有资本家的恶意推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这些国家原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仍是其基础因素。

我们中国则完全不同，虽然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存在不少冲突的地方，但其核心部分，即“传后模式”的永生观和“留白”的智慧却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得益彰，彼之所长我之所短，二者能像纽扣一样完美结合。繁衍后代延续基因是生物最本能的追求，是客观事实，将子孙后代作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是人类作为动物最朴素的观念。并没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而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那些被“留白”了部分：世上有没有神？人类的前程向何处去？则可以直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填补。此外，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的“留白”空间，也让中国人能以一种相对务实有弹性的态度去接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因为知识水平的差异，对于问题的认知水平是不同的。同样是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较高者，比如党员，就可以运用马列原理理性客观的看待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和不确定性，用马列主义将“留白”空间完全填满，成为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而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低者只能部分掌握，只能用马列主义填充其“留白”空间的一部分，在面对问题和不确定性的时候，还会是跑去求神拜佛以求心安。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对其有不同的掌握程度，介乎于0%到100%之间。求神拜佛（仅限于中国传统神佛）并不代表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其掌握的程度较低，无法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会妨碍其在合适的地方部分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少爷爷奶奶都是一边拥护共产党一边烧香拜佛。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一种被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给予的，部分接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弹性。其有效的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群众基础——毕竟部分认同也是认同。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兼容并不是偶然的，前文说过，中国传统信仰体系，是先民们在丰富历史文献记录的基础上，逐步提炼而成的，彰显着中国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取向。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欧洲先进分子，在对人类历史做的科学的总结和分析之后所提出来的。二者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基于客观事实，这奠定了二者有效兼容的基础，是欧洲先进分子同中华民族之间的伟大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