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时代的香港风波需要“跳出香港看香港”_风闻

       自去年香港风波发生以来，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的专家、学者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法律体系、国民教育、港台关系等方面对这次事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展现的视角有台湾视角、香港视角，还有美国视角，英国视角以及其他地区视角。但是从地缘或者地理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现实、理性一点。其实香港问题不仅仅是香港自身的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面向。而且看待香港问题，也不能用传统的视角去分析，而应该跳出原有的“风波思维”，站在一种崭新的“多元思维”去分析去审视。所以，看香港风波必须要“跳出香港看香港”。

一、边疆治理需要平衡“同一性”和“差异性”

        从边疆治理的视角来看，香港是属于大陆的边缘区域。所以无论是香港问题或者是台湾问题，它与大陆之间，都始终包含着整体—局部、中心-外围（边缘）、内地—边疆的这样差序格局关系在其中。

       “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安排，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保存某种和主流、主导治理体系相异的制度，从而保持边疆治理的弹性，以体现边疆区域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多变性。从一定意识上来讲，为什么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要保留边疆地区异质性、差异性的东西？这个从生理学角度而言是有道理的。像咱们中国人说一个人老是不生病，一旦生了病就出大问题了。一个人经常感冒，这也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健康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如果把香港真正推进“一国一制”，这也未必是好事。对于边疆治理而言，从历史来看，边疆地区对中央其实一般构不成非常大的威胁。但是在边疆地区保留了一个异质性的东西，其实对中央、对整体、对其他地方、对局部发展是有一定益处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包容，强调“和而不同”，强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领域反对“大一统”“清一色”。举个例子，华为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领域，它即使有实力占到50%，它也不要强求达到50%。为什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来讲，达到了50%，企业发展的危机感就会缺失。在本体或主体内相对保留一种异质性或者差异性，对它自己本体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是有益处的。

二、深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需要加强“一国”认同感

       历史上，中央对边疆的治理一直是“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北魏建立初期，中原及很多地区是封建制度，而在鲜卑族内部及蒙古地区保持奴隶制。元朝建立后，在北方采用租庸调制，在南方实施两税制，即税收上是典型的“一国两制”。在清朝时期，清朝更是“一国多制”，内地十八省是郡县制，而边疆地区在保持各地民族特色、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实施八旗制度（满洲）、伯克制度（回疆）、政教合一（藏番）、蒙旗制度（蒙古）。同时，“一国两制”在世界范围内也不稀奇，如17世纪英国采用普通法、衡平法，19世纪初的美国，北部是资本主义制度，南部是奴隶制。

       目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中，“一国”主要是讲政治上的一国，即香港在国家认同上必须一元化，而“两制”上主要是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讲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所以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即是在边疆地区搞两种政治体制，那必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定是会出矛盾的。所以从一点来看，在面对香港问题时，“一国两制”的内涵必须要明确。

       当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一国”的理解。从这个方案上来讲，咱们国内实际上在这方面也有点问题，过去为了使香港顺利回归，使香港成为“一国两制”的典范，国内对香港往往强调“两制”大于“一国”，希望在“一国”的架构内，“两制”井水不犯河水，忽视对“一国”的强调。目前“一国两制”的翻译是“one country  two system”。 country是什么？ country是基于人与土地自然连接而产生的国家观，country还包含了祖国、国土、乡村等含义。从现代国家构建来讲，真正一国应该是“one state”。这是从去地域化、去身份化等自然因素，而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认同、社会契约、法律构建等角度上来理解的“一国”。所以，现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出现的问题，关键就在此。比如说在人口构成这方面，香港人口主要由解放战争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改革开放前逃港的三波人构成，这部分香港人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天生就有一种不认同感，这是我们必须客观认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需要做“one state”构建的扎实工作。

三、从海洋——对外开放视角看香港风波

       从海洋视角看，香港问题是沿海问题，也是面向海洋国家的问题。在一般的汉语语境里，“洋”就是海洋，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依赖以海为途、通过海洋通道发展成为强国，因为近代以来所谓西方的先进文明是从海洋上传递过来的，以此“洋”代表开放、先进、文明等意涵。而向海开放图强本质上是一种善于学习追求自身强大的态度。所以，在21世纪我国正由一个大陆国家向海洋强国转型的大背景下，香港问题涉及到我国对外开放问题，也包含处理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关系问题。

       香港一直扮演大陆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窗口角色。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本可以携解放战争的余威，一举将香港解放。但是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认为：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这是毛泽东将香港放在陆地与海洋的地缘战略关系上，看待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将来要如何面对海洋、与海洋国家发展关系。所以从海洋视角考量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将香港留在英国手中，这也是现在香港问题的由头。由此，香港变成了新中国朝向西方海洋国家的“战略窗口”，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内连外通”瞭望塔、气象台、桥头堡。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大陆建设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主要是通过香港输送至内地。而当时的香港恰好处在东西方阵营对抗的中间地带位置，大陆与其他西方世界、海洋国家的矛盾也是在此调和。可以说，香港在大陆对外交流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和窗口作用。但是随着1978年以后大陆实施全面改革开放后，香港的地位和作用都慢慢在下降。但是从海洋视角、对外开放的视角看，香港的内联外通作用，不会随着风波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出发，充分吸收我国历代边疆治理的智慧，从对外开放、处理好与西方海洋国家关系，建成海洋强国，保留香港问题的存在，保留一定的适当张力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