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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先生所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一书以高屋建瓴的姿态，通过对中华文明哲学基础和近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深入分析，从而提炼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核心价值观。此外，他还通过对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变化历史的梳理，带领人们走入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产生、发展、演变，活灵活现的展示在世人面前。最后，陈来先生还就当下热点问题如怎样看待所谓普世价值，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等做了讨论，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余读此书往往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如要夸张一点的话，则可以说是那盘古开天辟地的一斧，劈开了我尚处在混沌中的天地。孟子曰“独乐乐不若众乐乐”，如此好书不忍独享，属文记之，以飨诸君。

一、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首先从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入手，全面解读中华文明独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陈来认为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并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别阐述。

首先，中华文明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观点，可以用“一气充塞”来予以概括。所谓“一气充塞”便是指整个世界由“气”这种物质构成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哲学从物质性范畴解构世界的努力。“气”论与“原子论”不同，它否定所谓虚空的存在，所有的虚空中都充满了“气”，也就是说它是普遍的，连续的存在的。如荀子“充盈大宇而不窕”，张载“太虚不能无气”、“知太虚则气无无”，都是说整个宇宙空间里充满了“气”。朱熹也讲“一气周乎天地之间，万物散殊虽或不同，而未始离乎气之一”，黄宗羲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都是认为“气”是构成整个世界的基本要素。实际上这种宇宙论为儒家、道家等各派哲学所共有，也成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基本立场。这种宇宙观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关联性，从而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阴阳则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矛盾。阴阳的概念出现很早，从战国时起便与“气”的概念紧密结合，成为了所谓的“二气”的概念。如庄子“阴阳者，气之大者也”，荀子“天子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到后来这种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如周敦颐认为“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因此宇宙是阴阳之气互补互动的整体，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世界及其运动。葛瑞汉指出“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成互补的，而西方人则强调二者的冲突”。就像张载说的那样，“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在一气论和阴阳论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又发展出了“变化生生”的物质存在观，即认为整个世界像“气”一样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停运转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陈来认为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华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

用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一气论”解决了世界的本源问题，“阴阳论”说明了世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变化生生”则是整个世界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以上哲学观念，最终影响了中国哲学对于宇宙的终极思考，即“自然天理”。由于受气论和变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古典哲学并不承认宇宙的永恒，认为一切都会像“气”一样聚合消散，有其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造物主。宇宙中的真正主宰是支配气自我运行的“理”，如朱熹所说“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认为整个宇宙是密切关联的，整个世界存在于普遍联系之中。汉学家杜维明指出：中国人的宇宙是动态的有机体，宇宙的实体是生命力—“气”，气是空间连续的物质力量，也是生命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连续性、动态性、整体性是把握中国宇宙观的三个要点。李约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至少在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思想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思维，而是中华文明的某种特性，即有机主义（所谓有机主义，是指事物各部分相互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

陈来把以上观念称作有机整体主义，指出中国古典哲学正是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从而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即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责任、义务、集体、和谐

陈来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必要有其独特性，而要表明其独特性就不能不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比较。其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责任先于自由，第二、义务先于权利，第三、群体高于个人，第四、和谐高于冲突；此外，他还指出中华文明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互助友爱、安居乐业、社会平等、国际和平的大同世界。

（一）责任先于自由

从有机整体主义出发，人不是以权利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而是以责任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换言之，一个人有多少角色，就相应地有多少责任，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如孝是对父母的责任，忠是突出尽己为人的责任，信是突出对朋友的责任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去趋避之”等格言警句，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二）义务先于权利

梁漱溟说“人生必有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人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戚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伦理特别强调义务感，而这种义务是开放的，伦理的义务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总之，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强调义务感，义务取向的德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对立实现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身上所负有的责任。

（三）集体高于个人

根据中国文化的看法，人在世界上的生存不是个体的独立生存，一定是在群体之中的生存，人的道德实现也一定要在社群生活中实现。虽然，中国思想在古代并没有抽象的社群概念，但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是与社群同义的，能群，保家，报国等都十分明显的表达了整体和谐与繁荣的重要性。这种伦理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是在向着一个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出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延伸。

（四）和谐高于冲突

中国文化注重以和为贵，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如中国古人往往用音乐作为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际关系的重要媒介。《礼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清楚地表明和谐是一切事物生成的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根源。实际上，这与前文中阴阳和合滋生万物的观念是相契合的。

陈来认为在西方文化里有一种冲突意识，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在中国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甚至我们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跟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五）中华与世界

在古代“中华”最早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因此“中国”可以退化为“夷狄”，“蛮夷”可以进化为“中华”，它与血缘以及族属没有任何关系。在西周鲁国是中华，宋国也是中华，而彼此之间曾今是敌对的部族。因此在中华文明中文化是高于种族的存在的。

“天下”一词，在历史上有三种含义：一为“普天之下”即世界，这种观念多见于儒家的典籍，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思想；二为中国古代天子实际统治的地区，多见于中国的政治文献，用以处理中国内部事务：三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世界体系，多见于中国对外文献，表达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

陈来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世界秩序可以用孟子的王道世界来进行解释。孟子对“王道”和“霸道”的区分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中华文明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置态度是以礼治和德治为中心的，所以中华文明一般不主张扩土拓边，是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合于此的行为，但安边睦邻是主流。在古代中华文明虽然以世界中心自居，但主要不是靠坚船利炮，而是繁荣而发达的文明对于外邦的自然吸引力，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大同的世界是互助友爱、安居乐业、国家和平，文明发展的世界。

三、对于该书的自我思考

陈来先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从古代中国哲学基础入手，从而提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在当今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是书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来说都有着不小的贡献。

（一）放眼全局的学术视野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本书大量引用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吸纳了全世界有识之士对于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有益思考，使得该书具有了全球性的视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就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自身的财富，而是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的财富。可以说陈来先生很好地继承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老一辈人执掌清华国学研究所时的学术风格，立足中国、面向国际，从而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从而让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二）贯通古今的历史维度

在书中国学发展与演变所占篇幅，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基本相同，两者之间看似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则是用数千年中华学人们对于世界、社会以及人生的思考，来展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通过对于数千年国学发展与演变的梳理，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渊源流畅和连绵不绝，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从幼稚到成熟，成为人类文明瑰宝的全过程，这就是通古今之变的要旨和意义。

（三）为中华文明崛起而服务

今日中华文明复兴与华夏崛起已经成为必然，面对一个再度强大起来的中国，世界充满着困惑与不解，以至于充满恐惧和焦虑。身为当代中国学人，陈来先生承担起来向中国和世界阐释中华文明价值取向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除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也是向世界宣告中华文明的自信，以及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坚定信心，从而更好地做到价值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四）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

此书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其中对于当下许多社会热点问题如国学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何为普世价值等都做了探讨。陈来先生深入分析了国学热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日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论断，对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对于我们加深对时下热点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中外文明价值观冲突等问题都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