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为何成了自私的遮羞布？_风闻

文 | 李厚辰

我们对“公正”决不陌生，它填充了几乎所有公共争议。不论是骂方方的、维护方方的，支持死刑的、反对死刑的，支持建制的、反对建制的，这些出发点（至少是自己认为）都是为了公共福祉。

我们都觉得人们“自私自利”，但想想网络争议，我想为利益的可能少，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善恶”。

且论辩双方没人为“恶”辩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认为的才是“真善”。这样的争论，从“真爱国”、“真民主”、“真环保”到污蔑对方的“田园XX”不一而足。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敏感于“善恶”并因“善恶”而发言的时代，为何不呈现为真理越来越分明，“善”被更好地维护，而是相反呢？

《圣经》创世记中有个令人费解的细节，神不希望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食用的“禁果”不是什么“罪恶之果”。相反，是“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因智慧得以分辨善恶，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件坏事，而是件好事。神为何要禁止人因智慧而分辨善恶？

也许回看网络上人们“因智慧而分辨善恶”，因而生发出的这么多争论攻伐，我们就该理解一些了吧。

01.

“公正”致恶

“公正”和“正义”当然是一个算计的问题，其中包括“质”的算计，例如杀人抵命，例如方方争议中“诋毁之恶”的传递性；也包括“量”的算计，例如原子弹与战争伤亡，例如碳排放。

这一切的算计，自然是因为善恶公正。

1943年，若依靠普通战争手段拿下日本，美军可能要损失至少一百万人，而日本也将死亡更多军人和平民，且每日持续的战争都在夺去更多人的性命。两颗原子弹下去，二十四万人死亡，换得日本次日投降。二百万比二十四万，这难道不是小恶对大善？

就前两日，胡锡进还在鼓吹中国应该拥有更多核武器。这里也很简单，美国拥有大概5113枚核弹头，俄罗斯拥有4800余枚核弹头，而我们拥有不超过500枚。5000与500的对比，核扩军有什么“善恶灰色地带”？

反环保共识也是一样，所有国际碳排放方案都明显不公平，按照这些方案设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2.3-6.7倍的人均碳排放权利。凭什么过去造成了更多环境问题的发达国家，竟然还拥有更高的人均权利？这些国际方案反正都是“恶”的，又为什么需要去参与？

兴许上述观点，你都还很认可。也很难说里面有什么“不够客观”之处。

如果去了解二战前德国的历史呢？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13%国土，12%人口，因为严重的战争赔款而民不聊生。且一战失败几乎可以说是外被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等不争气的盟友拖累，内被魏玛民主派，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拖累。面对“不平等条约”《凡尔赛条约》，德意志人报复犹太人并为“公义”与“德国国格”进行补偿性的侵略波兰和法国，又有何不可呢？

这与今日之民族主义观点何其类似？我当然明白，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决不可能依靠论证其是“假正义”，我们相信的才是“真正义”予以回应的。

在对公正量质算计后，这些都是极其“有理”的善恶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以死抵死”的死刑之正义；认可“污蔑传递”的“方方有罪”之逻辑的正义；认可“原子弹”终止战胜的正义；认可商业是社会真正“善之动力”的正义；认可大国应该拥有对等的核力量，全球人应该拥有对等的“人均碳排放”之正义。

那么纳粹德国的“复兴大业”同样可以获得“正义性捍卫”。

用智慧分辨“善恶”，尤其是评价“公正”和“平等”，会让我们做出极其可怕的事，但又觉得无比正当。公正就会在这些地方，转向对“恶”的支持。

02.

六种公正致恶的逻辑

这不是一篇抒情散文，我还是要具体地说明，“公正”到底是如何导向可怕“恶行”的。

（1）小恶的合理性

读者们都听过一个笑谈，就是流氓当街挑起争执，极尽恶心下作之行，对方一直忍让，但实在忍无可忍，低声粗口骂娘。流氓立马抓住这点，指责对方竟然“侮辱自己的母亲”，罪无可恕。

我想这不是笑谈，在日常实际争执中，若一方忍无可忍动手，对方一般都会立即大喊“他打人！”“他竟然打人了！”，从此之后善恶逆转。

故事虽然可恨但极具合理性，这些情形发生时，还真会得到旁观者们的支持。

恰恰在于“公正”的善恶算计中，有因果性的“小恶”面对“大恶”确实是可以取得合理性的。且不管时间在前，还是在后。

若网上有人用很恶毒的语言侮辱我，我回骂两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公正的回击”。甚至我先浅浅侮辱对方，引来对方极其恶毒强烈的侮辱我，只要对我伤害够大，似乎最开始我那个“浅浅的侮辱”也变得合理起来了，甚至得到了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证明。

**在网络争论乃至现实争论中，靠点出和强调对方的“大错”，来合理化自己的“伤害”，是绝对屡试不爽的方式。**有多少伤害借此得到了辩护？这就是“公正”的逻辑。

（2）报复为善

你厌恶“网络人肉”吗？我想可能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公正”的逻辑之下，当一个人带来了伤害，如果他本人不受到报复，岂不是“很不公平”。在这个情况下，有法必究，对他造成伤害甚至成为一种“义务”。

这当然是一切“网络义警”背后的合理化逻辑，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至少大家达成了一种**“报复为善”**的共识。

对于我们支持的人，这是一种“网络暴力”，对于我们讨厌的人，那就是一种“网络公正”。当我们谴责“网络暴力”的时候，是要专注其“暴力性”，还是要专注其“诽谤性”？

我们经常更加关注后者，问题并不出在“暴力”，而是这种暴力是“诽谤的”。言下之意，只要不是“诽谤”，网络暴力就是合理的报复。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能达成“何谓诽谤”的共识吗？

（3）善恶必然教条化

还记得每有品牌“辱华”之时，明星们争先恐后地与品牌解约么？甚至晚解约的都会因为不积极而受到谴责。或是在庆贺之时，明星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忠心，未表达的被网友们制作成名单“游街示众”。

我们总是抱怨有时“不大声赞扬”甚至都是一种罪过，有没有想过为何善恶成了对于“行为”的教条式要求呢？

因为我们在考虑“公正”问题，尤其是显性公正时，例如“爱国”。在人们各自的心里有多么“爱国”，这自然难以衡量和计算。能够计算的，是为了“爱国”，相应的代价你是不是承担了，该发的言是不是发了？该舍弃的利益是不是舍弃了？

我们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因为算计和评估的必要，必然成为一种行为和言语上的教条。

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共担风险，共负义务，并据此达到一种“平等”。

因为我们要阻断一切人以“他们内心怀有善”作为辩解的空间。这就是你的朋友圈里大家都转发了什么内容，你被迫转发的缘由，“转发为善”在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教条。

（4）教条善压制实然善

善恶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西方，主要呈现为“政治正确”，即一套平等的，人人都需要遵守的教条，对一切例外的不宽容。

在我们这里，我想主要呈现为“负能量”的教条和“道德自律”的教条。“负能量”上篇文章已经说过，在这里不做重复。

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指责（实际上不可能），我们还达成了“道德是自律，而非他律”的平等教条，意思是只要不触犯法律，谁都不要用“道德”指责他人。

不管背后是否有实际的“善”或“价值”，每个人都要免疫被他人“道德评价”的处境。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主张，可以说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极端形式。是“善恶共识”不可能达成条件下的终极“善恶算计”。

你就会发现，**“公共善”要么极端后退为“绝对都不可做”的消极教条，要么极端前进为“必须大家都一起做”的积极教条。**都符合某种“公正”的形式原则。而真正的善，就在这两种教条中被狠狠地压抑。

（5）先天禀赋为罪

比起仇富，我们更仇视“富二代”。一个人若做了些什么获得财富，哪怕他做的事情是不那么合乎市场伦理，有时都会被当作一种本事。但什么都不做就靠家庭而获得“财富”，才让人恨得牙痒痒。

说明，比起实质的恶（不合乎市场伦理），我们更讨厌“不公平（继承清白的财富）”。这当然不仅仅只在财富的领域。

在PUA技术构建男性“以恶追求”的必要性时，外貌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成为了“原罪”，那么PUA就是外貌和财富都不具备先天禀赋男性的“必要之恶”，是一种合理的补偿。

在《观察者网》抹黑方方时，她来自“大知识分子”家庭已经不是一个优势，而是一种“原罪”了。先天占有更多资源，或先天拥有了一些禀赋，因为其“不平等”，甚至是一种“错误”，并导致对先天禀赋的抵制和憎恨，这在当今的平民主义文化下，绝不是一件新鲜事。

公正的敏感，让自然差异甚至都带有罪过。

（6）矫正正义不可能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期，曾颁布《平权法案》，其中有给予非裔和拉丁裔在美国升学中的配额制度。这种矫正正义成为对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华裔的实质性“歧视”。在川普任期内，遭到了巨大的抵制。

在我们这里也一样，2016年，两部委推出高考招生调整，从12个省份调出相应名额，补贴给其他各个省份，其中江苏省和湖北省调出名额最多，分别调出38000个和40000个，就引发了主要是这两省的极大抵制。

从某种绝对“平等”和“公正”的观点来看，任何“矫正正义”都是对“非矫正对象”的歧视，尤其是在实际执行中，“矫正成本”一般不可能在“非矫正对象”中绝对公平的分担，那这样在某种善恶算计的意义上，当然是明显“不公正的”。

以上六点，分开来看每一个，都是“公正”而“正当”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在某种“善恶算计”的基础上构成其合理性的捍卫。

但当这六种倾向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解释我们社会中和网络上面对的一切乱象。

一个人人都“知善恶”，“敏感于公正”，凭借公正名义而言行的社会，合在一起竟然丝毫不是光明和积极的，而是险恶阴暗的。

据此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滑坡”的社会，我并未看到公共言论环境被“自私”和“冷漠”的言论占据，反而公共言论中言必称善恶公正，今日之乱象是借“公正”之名。

​

03.

告别“公正”为公共善的时代

所以我是要主张一种“去善恶”的环境吗？大家多谈“利益”和“实际”，少谈道德和善恶？

绝不是。我要绝对反对的是一种以“公正”作为公共善核心的环境。人们总想说“XX啊，多少恶事假汝之名而行。”这个“XX”，原话是“自由”，有时被化用为“爱国”，有时是“民主”，有时干脆是“道德”。

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其实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临刑时也应该说出我今天所看到的问题。“公正啊，多少恶事假汝之名而行。”因为大革命的基础价值即“平等”，是一种追求激进“公正”的尝试。

对于公正（equality）的算计，以“正义”之名，让自私甚至都变得不再自私，让暴力不再暴力，让伤害正当，让“小恶”得到捍卫，让“行为教条”被人自觉遵循维护。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维护任何“不公正”，不管是财富收入，还是任何的资源分配。**社会整体财富分化缩减，资源更加平均分配，都是非常可欲的结局，可以作为衡量社会整体善恶的标尺。

但公正绝对不是衡量行为善恶的唯一方法，摆脱看上去无懈可击的道理，尤其是再明显不过的数字，接受一种“差异政治”，这是个严肃而永恒的话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意识到绝对公正之不可能，城邦中的“统治者”、“辅助者”与“一般公民”的分工必然性，平等之不可能，因此只能依靠“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来作为此种不公正的调和。

说到底，“公正”是一种“自利的合理化”，且既可以用于弱者诉求利益，也可用于强者拒绝放弃利益（矫正正义成本未公平承担）。因此即便对于“弱者”，公正作为善恶算计也是一件坏事。

要我说，“公正”已经成为了自私的遮羞布。

04.

“公正”最好仅仅自律

当然“公正”作为公共善的核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尤其对于我们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一套从分配不公出发的善恶观；而我们的近代史被描绘为被“不公对待”的屈辱历史，里面充满着报复的因子；战后的公共秩序又被描述为以“多元”和“公正”作为核心的秩序；而改革开放后明显的分配差距更加剧了显性的“不公”。

这四股力量交织在一起，教育和塑造了强烈的“公正敏感”的社会文化，也让上述六个公正的必然问题凸显出来。

**尤其当我们缺乏其他实质性的“善恶”共识，公正就额外会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替代品。**就像夫妻间情感的实质丧失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公正”就成为了维系关系的方式。

除了“公正”，善恶当然会呈现为很多其他的形式，不管是儒家的“仁”，西方的“爱”。纵观各个美德充盈的人物，他们或许关注他人之“公正”，但甚少关心自己是否被“公正”对待；奖励是否充足，或是厄运承担是否太多。

一个民族也一样，他们可以关注天下的“正义”，只是不必每次这样的关切都七拐八拐的回到对于他们自己是否被“公正对待”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一种公共道德的虚伪：一旦问题关乎“公正（即实际利益）”，大家群情激愤，正义喊声震天。

**当道德呈现为“真诚”、“奉献”、“宽恕”之时，人们要么摆出老练的嘴脸斥责这些“乌托邦”，要么摆出嫌恶的嘴脸，斥责这些是“道德绑架”。**这些玩意儿最好都拿来自律，能够他律的唯有“公正”。

只关注他人之公正，而非自己的。我倒觉得人们刚好说反了——“公正”最好仅仅自律。其他的“道德”，那些才是我们需要用来“他律”的善恶准则。

如果要选一个开始的话，不如就从我上次说的“真诚”开始吧。

尾声.

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正是自己的恶习

这不是个好接受的结论，因为“公正”看上去天经地义，受到“公正”加持的“自利”，都变得无可指摘。

但我们恰恰应该看到“公正诉求”的“自利底色”，并回忆我们的经历中，“公正”在多少次被当作恶念与恶行的捍卫，成为教条，成为一种过度精巧的算计。

我想正是看到人身上这种“公正”的敏感和天性，这种必然算计的“智慧”，伊甸园中才会有“善恶树智慧果”的禁令吧。

确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报复，大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相残，再到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报复——谁都认为自己因“公正”而“正义”。“公正”追求，这种“善恶智慧”已然成为诅咒。

这让我一再想起哈维尔在1990年的致辞，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初获自由，正是应该大谈“公正”以清算过去之时，但他说：

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