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小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设考析_风闻

   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已经走过了70年，而1950年建所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尤其初创期的前30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关于考古所如何筹备建立及建立之初的一些情况尤其考古所所址内景观的变迁却鲜为人知。笔者爬梳相关档案、文献，访谈健在的相关人员以期对这段历史有个初步考析。

一

1949年的7月13日，中国科学界酝酿了两个多月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拟定了一份准备提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关于《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提案。9月召开政协会议讨论了这一提案，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负责筹建，由恽子强和丁瓚承担具体组织工作。在上述由钱三强和丁瓚执笔撰写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提出在科学院下设立特种研究机构，即设立各种研究所的问题，并就前中央研究院和前北平研究院等所属机构改组或增设提出了建议。其中有：

“中研院史语所大部分已移到台湾，其中不肯去的，现在留在南京一部分到了北平。关于语言部分的工作人员可以并入北大由罗常培组织一个语言学研究室。历史部门，没有成为一个特殊单位的必要，可以并入各大学中。两所中的考古部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称可以叫作考古学研究所”。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11月5日正式接管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0日则正式接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至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个主要组成单位已经归属中国科学院正式管理，而考古所尚在筹备中。关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历史、发展等已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本文不再赘述。1949年科学院成立将其并入考古所时，时有人员14人，担任史学研究、考古研究、图书管理及行政事务等方面工作，另外考古所接收的还有该所的图书、古物标本和家具等。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以下简称图整处），学者系统研究的不多，兹作一简要梳理和考证。根据《科学通报》记载：“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成立于1946年对日胜利之后，地址设在北京王府大街九号，当时系专为接收并整理日本人所经办的东方、近代两图书馆的藏书。同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网站在该所的简史中指出：“中日战争期间，本所先迁湖南长沙，继迁云南昆明，最后定居于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1946年迁回南京，继续推动各项研究工作，并接收北平东方文化研究所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成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而图整处成立的背景和相关史实从一篇披露的史语所的旧档案——傅斯年亲笔撰拟的一篇上呈公文中似可明确，其内容如下：

为呈报调查北平旧日人东方文化研究所各节，并拟具意见事。查日人之东方文化研究所有房三百余间，中国旧书十六万余册。此事前由行政院核准，由本所接收并接办业务，目下仍由沈特派员为甄审及整理图书之用。斯年到北平后，深觉此事甚为复杂。如本院不接办其业务，则依政府法令，即应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拍卖，如接办其业务，在本院又是一大担负。兹权衡轻重，拟请准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以接办其业务，同时并将一大部分房舍借北京大学及沈先生所主持之华北文教协会应用，但须确定本院产权。拟整理处置办法，及北大、文教租约，一并上呈，敬乞鉴核。再，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外，尚有近代科学科学图书馆书七万余册，沈先生主张，应并由本院接收。此外尚有搜集日人各方图书四十余万册。似可由本院先继续沈先生之工作，加以整理，然后由本院、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共分之。并拟办法，呈请鉴核。现在觊觎此项书籍及房舍者，大有其人，如不早做合理稳固之决定，后患难测，应合并陈明。谨呈

院长

总干事

                                           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

                                                     六月二十三日

由此档案，尽管不知道具体图整处上报后批准的具体时间，但是图整处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46年6月23日。而第二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的史语所抗战后处理北京北海静心斋和蚕坛的档案表明至少在1946年9月之前图整处已经存在。至于有学者言“图整处1945年设立，并于1945年11月聘用汤用彤为主任”的说法或许有误。而关于图整处接收的单位“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图书馆”均不确切，实际接管的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设在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两个单位。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27年12月20日，地点位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收购的黎元洪总统私宅（此大院地景变迁详后），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也建在此院内，1936年12月5日正式开馆。之所以认为有两个图书馆，是因为这个人文科学研究所下曾设有一个图书馆，初设时名称确为东方文化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的名称只在一些文件中存在了11个月，之后改为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筹备处的主要任务是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编撰需要搜集很多古书，就有了大批藏书，考虑其性质和一般借阅的图书馆不同，才改为筹备处。近代科学图书馆以收藏自然科学图书为主，并从日本运来大量日文图书，而人文科学研究所下面的图书筹备处则以中国古籍为主。还需明确的是，民国及建国初期其实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筹备处和近代科学图书馆三者的关系了，所以才有傅斯年和《科学通报》都提及的接收两个图书馆的说法。而另一份民国档案也提到了“业将人文科学图书馆、近代科学图书馆同时接收”，同样反映了时人已对当时的图书馆、研究所的名称混为一谈。

还需说明的是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系由若干文化、学术、教育机构组成的一个科学考察团体。从考古学史角度已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所以关于该团体的基本情况等不再赘述。中国科学院建院前夕在讨论科学院建院后如何接管原有科研机构时有一个原则: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机构由科学院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以科学院准备接管为原则，其它以往私人的研究机关暂缓接管。由于西北科学考察团不属于上述几大机构，其骨干成员黄文弼曾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表达希望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入科学院。1949年11月科学院成立后，西北科考团理事会常务理事马衡、徐旭生、袁复礼及理事黄文弼也曾联名致函郭沫若表达相同意见。

“现科学院组织成立，所有国立研究机构必须并入。前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组复员后，原暂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地点工作(地质部分借清华地理系工作)，现考古组甚愿参加科学院为一单位，或成立西北部，考古为其中之一组，以便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1949年12月21日科学院举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会议，接收了该机构的部分资料包括文书档案、图书、古物标本等。由于该团主要成员徐旭生、黄文弼都随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并入考古所，这部分接收的资料及清华的一些资料目前均辗转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因此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和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尽管中国科学院要成立考古所基本是确定的，但是从科学院成立至少到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名称官方并未使用。1950年4月郭宝钧已经赴安阳开展考古工作，1950年5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一卷第一期中这次赴安阳殷墟的工作仍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考古组”来署名单位。这个时期科学院接收的其他研究所也存在同样使用解放以前研究所名称的情况。1950年5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任命通知书，任命郑振铎为考古所的所长，夏鼐和梁思永为副所长，之后1950年7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一卷第三期中，殷墟的考古工作报告题目中不再出现前中研院史语所的名称，末尾的署名则用“考古研究所通讯”，可见这时官方已认为考古研究所成立。

任命书

中科院考古所成立初期，组织机构不够正规和健全，所下面一级的机构一般称为XX组，五十年代先后设立行政组、研究组、技术组、图书组、资料组、编辑组等，另有所务秘书。行政组包括收发、人事、财务、总务等。1953年研究组区分为新石器时代、商周和汉唐三个研究组。技术组包括测量绘图、照相、文物修整等，尚有统一管理。编辑组也包括几方面工作，但无统一管理，分别对夏鼐负责。建所初期业务人员很少，业务工作多由夏鼐直接领导，并未形成中层的业务组织。1954年科学院为考古所派来办公室主任，并建立党支部， 1958年派来行政副所长，又于1957年建立学术秘书组，考古所的组织机构始日臻健全。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考古所的各种有关所史资料中尤其近年出版的书籍和所网站均称考古所正式成立于1950年8月1日。然而，政务院1950年5月19日同一天颁发了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夏鼐及近代史所长范文澜等人的任命通知书，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签发任命文件是1950年5月31日。同在一个大院的近代史所通常以1950年5月作为正式成立日期，而同日由周恩来签发任命所长的语言所则以1950年6月25日为建所日。另查《夏鼐日记》1950年及之后的10年、20年及30年，无论在5月还是8月考古所均无纪念活动。1990年考古所四十年始有所庆，之后的五十、六十年所庆均定在8月1日前后举行。由此，考古所建所日定在1950年8月1日还需继续研究。

中科院郭沫若院长签发的考古所所长和副所长的任命文件

二

中科院考古所酝酿成立时除了考虑机构上接收以前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史学、考古组，最主要的就是延揽考古人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徐旭生、黄文弼、苏秉琦当时都已在北平，加入新成立的考古所自无异议。而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多数人员1948年冬迁往台湾，当时留在大陆的业务人员除了上述梁思永留在北平，还有夏鼐在温州老家，郭宝钧在汉口。在梳理相关史料中，笔者也认为在考古所筹备和草创初期中研院史语所人员起着决定作用。除了乔梁指出的苏秉琦写给王天木抱怨的信及考古所1950年春的殷墟工作多是史语所人员参与这两点之外，从各方力促夏鼐北上主持考古所也可看出。

1949年5、6月份，中科院尚在筹建中，其主要的筹建领导显然将夏鼐作为未来创建的考古机构的主要领导人选。《夏鼐日记》1949年6月1日记载当日收到后来出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来信“邀余赴京洽商恢复史语所事”。之后1949年10月6日的日记，收到后来出任中科院秘书处处长和编译处处长的黄宗甄的来信，夏鼐先生的“友朋通信”暂未出版，目前不清楚具体来信内容，基本推测应该与邀其北上工作有关。之后11月21日的《夏鼐日记》记载与罗宗洛在上海会面，从《夏鼐日记》看罗先生这个时期一直和中科院联系密切，并曾给夏鼐去信劝其北上。而这天的日记清楚记载会面后罗再次重申前函之意,“谓黄宗甄君将于短期内来沪，表示或来沪一唔，或赴北京参加协商规划中科院历史考古部分”。郭沫若院长也曾在1950年4月给夏鼐去信，邀其到北京出任考古所领导并商谈考古发掘计划。

而最热心夏鼐来主持史语所“残局”并在考古所筹备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梁思永。早在1949年6月20日，梁思永就给夏鼐写信，从信中可知，此时梁并不清楚未来要成立科学院并组建考古所，其计划的是“如何保存史语所大陆上残存的这点事业基础”，这时他是就史语所的历史、语言、考古三个方面的工作和人事来整体考虑的。当然他出身考古，和夏鼐谈的更多的是未来新中国的考古，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满溢于纸。最后信末竟是“来，来，赶紧来”，可见其迫切之心。这封信发出不几日得知北大也有意聘夏鼐，其又紧急发电报：“前函促北来，惊闻北大拟聘兄，盼仍来平，主持史所”。之后1949年的9月29日，梁思永又一次给夏鼐去信催其北上，从信的内容分析自6月来信后的这段时间梁思永应该是参与了中科院考古机构的筹备。

 “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见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巨，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

之后1950上半年，因夏鼐仍在浙江大学任教，梁思永分别在1月和6月又给夏鼐写信均是邀其北上，特别是1950年6月的信，是在得知夏鼐母丧情况下，除了安慰仍是情真意切力邀夏鼐出任考古所副所长。

郑振铎自1949年10月-1950年1月间曾给夏鼐去5封信邀约其北上担任文物局古物处处长，直到1950年6月再次给夏鼐的信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政务院的任命通知书，郑振铎邀其北上则主要是主持考古所诸事。

还需指出的是郭宝钧在1948年冬辗转到了汉口，他1949年6月和梁思永取得联系，8月也是应梁思永的邀请赴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之后1950年4月2日带队赴殷墟发掘四盘磨村和武官村。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总之，图整处在北平，梁思永在北平，夏鼐又被很多人认为是考古所领导的不二人选。尽管夏鼐还没有回京，但是中央研究院是解放前中国科学发展的最高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史语所，中研院其他很多所的重要人物多未赴台，且是将来科学院的领导人（比如陶孟和等），所以从哪个方面看史语所都是未来考古所组成的核心和骨干力量，考古所的组建过程史语所也必起关键作用。

1950年7月夏鼐抵达北京之后所中诸事则几乎都和郑振铎、梁思永、郭宝钧、苏秉琦几人一起商讨。至此考古所初创时期的三老(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二公（夏鼐、苏秉琦）均已到所。而五虎上将中的马得志、王伯洪则是原图整处的人员，二人自然加入考古所。马得志生平已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王伯洪原为地下党员，是考古所建所时十几位业务人员之一。曾开拓丰镐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为首任丰镐队队长，主持编著《沣西发掘报告》。由于他相当长时间内是考古所业务人员中唯一的党员，故参与了考古所早期的很多重要事务（曾任所学术秘书、党支部委员），为考古所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1974年因病早逝。  

安志敏1950年春季的殷墟发掘已经作为北大的实习生参加。1948年6月安志敏中国大学毕业后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兼任助教，协助裴文中史前考古学的教学实习。次年2月代裴文中讲授史前考古学。194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为考古组的研究生，师从裴文中和梁思永。其同届研究生还有三人蔡美彪、宿白、漆侠。安志敏研究生未毕业，1950年10月就加入了考古所。具体弃学来考古所的原因不可考，但是从梁、安二人的师生关系及两家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可以推测安志敏到考古所工作很大可能是受到梁思永的影响并得到他的引荐。石兴邦是1950年9月5日到考古所报到的，他的情况和安志敏有类似之处，1949年石兴邦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吴定良，入学后转随夏鼐学考古，一年后也是研究生未毕业，适逢考古所筹备，他可能是应夏鼐之邀，梁思永同意就到考古所工作了。五虎上将的另一位是王仲殊，王先生是1950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经张政烺推荐，梁思永欣然接纳并于8月初入所，成为考古所成立后第一位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研究人员。

 建所之初除了上述人员，考古所接收的图整处人员究竟还有哪些呢？图整处成立时人员有12人。具体情况可从梁思永写给夏鼐的信中得窥全貌，时主任由汤用彤改为梁思永，支薪的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1人，助理员2人，事务员3人，书记2人，工人3人，院警3人，共15人。又据《本院所属各研究机构概况》指出“接收的图整处人员十二人，刻无增减”。这与梁思永所言15人有出入。近年有学者据史语所旧档所载的人事资料列出1948年12月史语所当时人员的动向。据此人员名册则前述出入正是多了院警3人，推测院警应是后来加入的临时聘用人员。结合此名册中登记的10位滞留北平人员和梁思永的12人记载，又据考古所《同仁录》及人事档案资料。大体可知研究员1人：梁思永；助理研究员1人：孙德宣；助理员2人：赖家度、傅婧；事务员3人：丁始玉、窦珍如、王伯洪；书记2人：马得志；工人3人：杨有润，名册中此人职称为技士，或许是梁思永所说的工人之一。此外名册认为还有北平办事处的主任余逊和管理员陈钝。余逊一直协助汤用彤管理图整处，其属于北大发薪，不在梁思永所言的12人之列。图整处12人中尚有2人不清楚具体是谁，上述确知的10人中仅有梁思永、赖家度、王伯洪、马得志于1950年考古所建所时留在考古所。

同时1950年建所前后徐智铭、魏善臣、王明已加入考古所，三人均在苏同炳记录的1948年底史语所实有人员名册中，徐智铭、王明二人后来均调离考古所。徐智铭是考古所建所时仅有的十几名业务人员之一，曾参加建所初期辉县、洛阳等地的发掘，又曾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中央考古训练班讲授考古测量课程。大约1954年调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所。王明1950年进所，担任所务秘书，1957年调往中科院哲学所，他是道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具体情况不再赘述。

魏善臣1932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中研院史语所任职。1950年6月到考古所工作，辉县12人发掘团成员之一，曾参加安阳、洛阳两地的发掘，管理新出土的文物标本，晚年管理所本部的文物库房。而建所当年即入所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还有赵铨、杨圣泉等人。赵铨1921年出生于北京，1950年春应聘入考古所，参与建所当年的殷墟和辉县的发掘工作，于1952年建立考古所技术组，并长期负责。杨圣泉1914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50年6月进入考古所，1950-1958年被派往地质学院袁复礼处，协助整理西北科学考察团资料，后在考古所图书室工作。关于二人更详细介绍可参看《同仁录》一书。

1950年10月夏鼐带领考古所12人前往辉县发掘，考古所成立后的第一次田野发掘

后排右起：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姓名不详，民工）、安志敏、夏鼐、苏秉琦、郭宝钧、（姓名不详，民工）、徐智铭、魏善臣。前排右起：赵铨、（姓名不详，地方干部）王仲殊、白万玉、（姓名不详，民工）、（姓名不详，民工）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并入中科院考古所时共有人员14人，除了前述的三人，其余11人随史学研究所并入。11人中冯家昇、王静如、程溯洛、尚爱松、贾敬颜、王恩庆等人主要从事史学研究，1953年从考古所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许道龄、钟凤年则留在考古所从事史学研究至退休。白万玉（1899～1970），1950年进所，参与辉县发掘，同时也是建所时十几位业务人员之一。曾为北大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讲授文物修复课程。参与了考古所早期很多田野工作。1956年起，代表考古所参与北京明定陵发掘的现场指挥，退休后仍在定陵工作一段时间。陆式薰1950年进所，长期从事考古绘图工作，擅长清绘地图，1960年代初退休。姚从善1950年进所，是目前唯一尚健在的先生，其1927年出生于北京，1936-1942年读私塾，1947年入北平研究院工作，1950年考古所成立后在图书室工作。

三

中科院考古所成立后，所址就在当年图整处所在的王府大街九号。这个王府大街九号在考古所成立前后的情况可以从邓广铭女儿邓可因的描述中略见一斑：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墙内，翠花胡同以南、东厂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笔者按即今东厂北巷），这是一个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解放前南侧的门叫东厂胡同一号、二号，东墙门叫王府大街九号。1950年前后这个大院落中的机构也并非图整处一家单位，从前述图整处成立的公文中可知，西边的部分即东厂胡同1号、2号由北京大学和华北文教协会占用。北京大学在此的机构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5年抗战胜利，随北大迁回北平时迁入东厂胡同，除了办公地点，院里还辟出一些房子作为教授宿舍，沈兼士、汤用彤、邓广铭、胡适、张政烺均在此居住过。梁思永1946年回北平养病也在大院内居住。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北大文科研究所解散，所属研究人员及所藏学术资料分别归入北京大学有关各系、中国科学院有关各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华北文教协会是沈兼士创立的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抗战胜利后沈兼士负责接管北平的高校和文化机构，当时大院中西部的三百余间房屋其曾做过规划，一部分实际已经占用作为特派员办公及复员委员会会址，拟还占用一部分作为华北文教协会办公及整理储藏图书之用。

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前后相关人员一直与北大交涉，最终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办公用房腾出，而教授们的住宅、宿舍以后才陆续迁出。与此同时中科院院部于11月23日即从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迁入，当时院部办公用房，正北三间的西侧为郭沫若院长办公室，东侧为竺可桢、陶孟和两位副院长合用，中间为会议室，两厢房屋为办公厅。此处院部的办公用房位于大院的东南部（后文详述）。特别要说明的是，东厂胡同1号未来的主人是1949年4月作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身份搬入的。1950年5月主要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但是在成立前后所内人员并不能全部集中于东厂胡同办公，仅有范文澜领导的5人组留在东厂胡同，近代史组曾迁至干面胡同整理档案，即使搬回后也因房间少而感觉拥挤。结合近代史所筹设情况，推测在大院中当时的近代史所要使用房屋和作为“主人”身份的考古所应当是不同的。1951年6月23日中科院院部迁往文津街3号原静生生物调查所大楼。1964年世界史研究所成立后，曾长期在东城胡同1号内办公。1983年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在改为边疆研究所）成立后，也曾长期在东厂胡同1号内办公。

还需说明的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旧址在三贝子花园，三贝子花园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其中两个庙是被史学研究所作为办公用房。史学研究所被中科院接管后，1950年考古组部分先搬进王府大街的大院内，之后陆续全部搬入。

大院最西部的房屋也称东厂胡同2号，1949年归属中科院后为“中国科学院第六宿舍”。2号院的北部靠近翠花胡同的部分，后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1982年盖了家属楼，目前门牌为东厂北巷2号院。1985年2号院南部靠近东厂胡同建了两栋中科院的家属住宅楼，目前门牌是东厂北巷1号院6号楼和4号楼。

其实大院落的形成历经几个时期。明代这里是著名的特务机构东厂，并无园林水榭之类建筑。东厂胡同的名称概也因此得来并一直延续。清咸丰年间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在此大肆建筑，修建园林，初名“漪圆”，奠定了此大宅院的基本轮廓。八国联军侵华，此园也遭劫难，瑞麟三子佛尼音布对花园重加整修，改名“馀园”，其得名一说“劫后余生”，一说“富贵有余”。这是大宅院的第一次较大变化。光绪末年宅园归属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民国二年(1913年)，荣禄后人将之售于袁世凯，次年被袁世凯赠于黎元洪。黎元洪将其作为私宅，在东面靠近今天的王府井大街一侧修建了水泥围墙，这是大院景观的第二次重大变化。今天在王府井大街1号的嘉德艺术中心大楼外保存了一段当年的水泥墙，围墙转弯处的下方还有一块界碑，上面写着“黎大德堂界”。（图一）

图一  “黎大德堂界”碑

黎元洪搬走后，1927年10月日本人设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购下此处房舍，并于1934 年 3 月 1日-1935 年 8 月30 在大院东北部建了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大楼。推测前述东方文化图书筹备处的图书和近代科学图书馆的图书应该都存放在这个三层楼内，从一张朝东开的1937年挂有近代科学图书馆的照片看(图二），很可能东面开门也是这个时期，这个阶段东面的门牌也称王府大街九号。三层水泥大楼北边还有1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建造年代可能是1950年代。日人占领时期是大院的第三次重要变化。

图二1937年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大门正面《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年创刊号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日本人建立的三层大楼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在，曾被定为北京市文保单位，中科院图书馆全部迁往中关村后空置数年，1990年代连同北楼一起被拆掉。之后翠花胡同东段路北的住户被拆迁，目前这个区域和半个翠花胡同，建成了嘉德艺术中心的大楼。

日本近代图书馆的三层小楼南边和以西部分一直是考古所的办公用址，门牌号在文革后也改成了王府井大街27号。考古所范围的东侧，主要是大院子的花园。中有北宽南窄的池塘，北部塘内有太湖石矗立，南部则有一座水泥长桥横跨东西池岸。水池的西北岸边堆石为高台，考古所人称之为“大山坡”，其上建有坐东朝西三间两卷勾连搭的古建筑，名“苍莨馆”（又称“紫藤轩”）。（图三）

图三 五十年代考古所院内

五十年代考古所院内

紫藤轩2020年春

“苍莨馆”的西侧，为高数十米的水泥藤萝架，每年藤萝花开美丽异常。顺着紫藤花架南行，在“苍莨馆”西南有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正房东侧有顶部垛口状虎皮石门洞，额称“乐安门”，院中有一颗古树白皮松，南有垂花门。正房三大间坐北朝南，东西各有耳房1间。还有东西厢房各3间。四合院垂花门建在一长排南房中，南临东厂胡同，均系古旧建筑。这个四合院的北房就是前文所说的当年曾做过郭沫若院长办公室的房子。

“乐安门”四合院正房北面是又一进院子，但无东西厢房，仅有坐北朝南房子多间，房子五六十年代又向西和北扩建多间作为考古所的室阅览、书库和办公用房。这一多间房子的西南有一八角亭子。房子的西北则有一片高凸于周围的大平台，考古所人称为“小山坡”，其上有开间不大的平房十间左右，曾是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一家住所。“小山坡”以南地段，曾有花厅、凉亭等老建筑。以上景观基本是考古所建所时院落内的大致面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拆除“小山坡”上平房及前面的老建筑，营建了考古所早期的技术室、标本室、会议室等。目前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的老房子尚在。同时也是在五十年代末，沿东面围墙建了约三十余间简易平房。

2000年前后围墙

 

三层书库楼、阅览室及北楼（从东向西看，可能华侨大厦上拍摄，约80年代）

四合院内的北屋和东耳房及园中的白皮松2020春

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区域变化更大的是最近三十余年。先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拆除东南角的四合院以及南围墙内从东到西的南房，建起一座外墙白色的楼房，就是考古所人俗称的“小白楼”。90年代后期起，社科院为营建博源宾馆及考古所8层办公楼，继续拆掉原考古所院落东南部的大部分旧房。目前院内的旧建筑和景物仅存四合院内原正房三间、东耳房一间和院中一株古树白皮松以及那座坐东朝西的“苍莨馆”。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本单位姚从善、王世民、高炜、梁星彭、安家瑶、王巍、陈星灿、王浩天、吴海燕、秦少华、侯俊宇等先生诸多帮助，尤其王世民、陈星灿先生在资料搜集、论文修改等方面都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