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如何化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_风闻

一、

有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文化产生于信仰；或者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成熟文化，都是以信仰为底色的。

而信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仰，一类是宗教的信仰。

理性的信仰，先通过学、问、思、辨，才能确定“信”；宗教的信仰则相反，它必须先确定了“信”，才能在信的范畴内，学、问、思、辨。

这两种信仰体系，在现实中往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

之所以相互依存，是因为“同是人，类不齐”，有些人长于理性思维，有些人理性思辨能力弱，感性强一些。

理性思辨能力较强的人，即便身处宗教中，一般也比较通达，倾向于敬畏“自然神”，而不迷信“人格化”的神。

感性强而理性较弱的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理论是灰色的，过于复杂枯燥，他们听不懂，也不愿听，他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与自己相类似的造物主；因为只有这样的神，才让他们感到亲切，才富有人情味，才可以依靠，才可以做“交易”

因此，宗教往往具有“两元性”——高级僧侣教士与一般信众，对于神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高级僧侣教士，倾向于理性；而一般信众，倾向于感性。

说到底，信仰是人类精神的食粮，属于“刚需”。理性信仰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感性信仰也同样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性不变，人还是人，那么感性信仰就不可能被消灭；消灭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就会闹精神饥荒。况且，按照经济学上的一般原理，有需求，必定会有供给；消灭了此种宗教，总会有另一种宗教被变着法子生产出来。

所以，理性信仰与感性信仰具有共生的一面，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满足了人类有现实差异的刚性精神需求。

理性信仰与感性信仰之所以冲突，是因为信仰由“四观”所支撑。这四观分别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

1、世界观，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世界是怎么来的？二是宇宙万物以何种秩序存在？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理性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之处在于：理性信仰者，或认为世界的来源与秩序，非人类的有限理性所能探究，不可知；或认为，世界为自然神所创造，为天道（自然的法则）所统摄。

而宗教信仰者，总体倾向于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人格化的神所创造，宇宙万物的秩序，也由这个万能的人格化的神所统摄。

世界观，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信仰倾向。

2、历史观，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我们人类社会从哪里来？我们人类社会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们人类社会要到哪里去？

历史观，一般是受世界观的影响而形成的，它往往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倾向。

例如，有基督教、犹太教背景的人，一般相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而相信历史线性进步的人，必然会认为，人类历史会在某一个高级的、天堂式的阶段终结。对那个天堂式的最后历史阶段的认知不同，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信仰走向的不同。

3、人生观，也是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生观，决定了人生的意义所在。它的形成，与人的世界观、历史观有一定的关联。

信仰不同的人，对人生意义的判断，常常很不一致。

4、价值观，是对人生意义的具体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既可能由人生观中直接推导出来（内生），也可能受社会信仰环境的影响而间接形成（外染）。

价值观含有是非判断，含有立场差异；所以价值观不同者，很容易起冲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冲突，其激烈程度，有时候并不亚于利益之争。

这种价值观念冲突如果发生在族群内部，那么就自然演变成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我们中国当今就面临着这种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困扰，港台问题，政治上的左右之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

有趣的是，理性信仰与宗教信仰尽管有冲突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冲突，会比不同的理性信仰、与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更不可调和。

二、

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的差异，通过价值观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社会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虽意味着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冲突。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文化的冲突，什么情况下又不会发生文化的冲突呢？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在主体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主体信仰缺失，那么其他不同的信仰，必然不能再安本分，必然会谋求争夺主体地位；如此，便很容易引起社会纷争与动乱，甚至会酿成惨烈的斗争。

这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斗争，很自然会表现为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这种不同文化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一般会导致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其中一方取胜，消灭了其他各种信仰与文化，形成了单一信仰的国家；或者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一体多元”的平衡局面。

第二个结果是，谁也不能彻底取胜，从而只能维持意识形态割据的局面；或者干脆分裂，建立起多个单一信仰与文化的国家。

因此，讲信仰与文化的多元，必须先讲信仰与文化的一体；否则，一个社会，很难安定团结。

而要讲信仰与文化的一体，就必须讲以某种信仰与文化为“主”。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主流的信仰与文化，就不可能将其他多元的文化，系合为一体。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美国是个崇尚文化多元的国家，自称是各个人种与各种文明的大熔炉；但在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忽略自己的“一主”——以基督教新教文化为核心。美国人对自己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坚持，二百多年来基本一以贯之。他们所谓的大熔炉，是要以基督教新教文化，熔摄其他各种异质文化而为一体。

假设美国人忽略“一主”，只强调“多元”，那么，它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性格，而且必将面临内部信仰文化冲突的风险。

事实上，美国现今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在外部，而在于它内部多元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有可能危及其文化“一主”地位。如果美国丧失了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底色，它也就不再是美国了；而且它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国家的统一，都是个疑问。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维持社会的安定，要么建立单一的信仰，要么在信仰方面“一主多元”。**相比较而言，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要胜过单一信仰的文化格局——一片大花园，不能只有一株大花树存在，它需要其他树木，及众多藤萝花草的配村，才能丰富多彩，才合乎生态平衡的要求。众绿纷呈，姹紫嫣红，才是春天。

这一方面，我们的古人曾做得相当成功。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回答皇帝的诏问时，曾对文化“一主”的重要性，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 

有人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为“消灭百家，独留儒术”，其实是不正确的。“罢黜”不等于消灭，“独尊”也不等于独留；董仲舒的意思，只是让其他各种学说退居从属地位，不准它们与儒家学说争夺“一主”。

在实际的操作中，汉朝及其以后的诸朝，也没有为了独留儒术，而去刻意铲除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相反，历朝历代都是本着“和而不同”态度，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宽容各种学说与宗教。以至于在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文化奇观——在儒学的统摄下，释、道、回、耶等各种信仰，基本做到了和谐相处，并行不悖。

也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遭受宗教战争之苦，没有因信仰冲突而引发政治分裂。

三、

讲“一主多元”，并非是要“一主”去歧视压迫“多元”；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良性秩序，将“多元”熔系为“一体”，以避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引发冲突。

世间的万物及人事，长短不齐，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尺度裁剪；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承认事物的天然差异，才能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而要尊重事物的多姿多彩，则需要以良性的秩序做保障。

长短不齐、多姿多彩的事物，在同一种秩序内形成和谐的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共处，就可称为“和而不同”。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对人类而言，和而不同是一种很高的治理境界，并不容易做到。人类社会以“人之道”自然发展，并不能自然发展出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执政者遵循“天之道”，才能做到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臣晏婴就辨析过这“和”与“同”的关系。

有一次，齐景公打猎归来，晏婴在遄台随侍。诸官当中，只有大夫梁丘据驾车从都城赶来，向景公致意问候，

齐景公感慨，说：“唯梁丘据与我‘和’啊!”

晏子不同意，说：“梁丘据不过与您‘同’罢了，哪里说得上‘和’呢?”

齐景公问：“这‘和’与‘同’，有什么差别吗?”

晏子答：“有差别。‘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木柴烧煮，由厨工调味，最终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用水冲淡一下。君子食这种肉羹，以平心性。君与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对的事，往往也隐含着不对的成分，臣下进言指出那些不对的地方，可以使之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事，其中常常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臣下提出意见，指出其中的合理之处，可以使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法，百姓不起争斗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说对的，他也说对；国君认为不对的，他就说不对。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说追求‘同’不可以，就是这个道理。”

现代人谈论“和而不同”，常常忽略它的前提——“一体”或说“大一统”；而事实上，没有“一体”，只要多元，就谈不上和而不同。

调鼎鼐，并不等于胡乱大杂烩，它是有原则的——做牛肉羹，不能调成了老鼠屎羹；做羊肉汤，不能调成了胡辣汤。

奏音乐，固然不能只演奏一个调子，但也不能完全不要主旋律，而乱弹琴瑟，

提意见、发表不同观点，也是同理，其原则为：要益事，而非刻意败事；要成其美，而非成其恶；有以公义为重，而非为谋一己私利而故意混淆视听，妄议瞎说。

和而不同，是指多元的事物在“一体”上和谐共处。而“一体多元”，是指以某种文化为主干，将其他多种文化，合为一体，交融共处。假设多元文化中没有核心、没有主干，多元文化将无所依附，这个“一体”也就不可能存在。

四、

在当今，中国文化的‘体’，是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是以儒学为核心的。

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实现古今合“体”，有没有必要？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古老的儒学，实现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尽管具有普遍性与科学性，但它毕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的学说，不能教条依赖；它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的实践。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把它“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也便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呢？所谓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指，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实际；第二个方面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科学原理，结合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胜利，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

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科学原理，结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新中国建设实际，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我们现在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只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已经很不够；我们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做更深层次的结合，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以获得必要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毫无疑问是以儒学为核心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哲学唯物主义、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经济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 

孔夫子生活在东周时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质，不懂现代经济学，也不知道科学；所以他的学说，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是有缺失的，是需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去弥补的。

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有不完备之处，例如：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地论述人生的意义；没有系统地论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关系；没有系统地论述，人修养身心的路径与方法。而这些方面，正是儒家学说的专长。

其次，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斗争，这对一个革命党是合适的；但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则有失于偏。一个治理大国的执政党，其执政理念应以儒家的仁政与中庸为旨。

再者，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总体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无神论，儒学也有唯物无神的倾向；而且儒学在宇宙论建设方面，更加系统完备，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起到拾漏补偏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在历史观方面，也有不相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主张线性的进步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依次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认同退步或循环的历史观，不认为人类历史会终结于某一个高级制度的阶段。

 那么，两种历史观到底哪一种正确呢？客观而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放在近、现代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却不能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相符合。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明确的奴隶社会阶段，其封建社会是夏、商、周三代，而从秦朝至清朝这两千多年，属于什么社会形态？马克思也不清楚。

儒学的历史观，符合古代的中国社会，却不能符合现代日进无疆的全球化社会。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刻板地观察中国的古代历史，那么基本等于削足适履，中国的古代历史很容易会扭曲失真。，

同理，我们假如用儒家倒退或循环的历史观，来观察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那也必会让人惘然。

因此，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古老的儒学，都不能单独承担起中国当今信仰与文化主体的重任，它们只有互补结合，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而且，只要我们不过分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只要我们能够以务实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那么它们就必然能够长短相契，有机熔为一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我们国家“硬实力”快速增长的奇迹；现在，我们需要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以创造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软实力”。

五、

要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族群内部“文化冲突”，就必须建设“一体多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要建设“一体多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先确定这”一体”的主干或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只有将这一“主”确定了，才能谈得上“多元”的信仰文化和而不同，共存于“一体”。

这新的“主”，用现在的政治术语表述，可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重要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归依。”

而这新的“多元”，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譬如释、道、诸子等，还应当包括当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古人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