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这么窝囊_风闻

岳飞必须死。

昏主、奸臣，这是最传统的归因方式。但历史舞台上各种重要人物的行为，综合在一起，反映的往往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有人说，《满江红》这首词的最后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要朝的“天阙”，不是南宋高宗，而是靖康之耻中被金人掳走的北宋徽钦二帝。那么对于高宗而言，岳飞不但不是忠臣，还是最大的威胁。

推测合理，但这个“天阙”是谁，恐怕只有岳飞才知道。后世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高宗，岳飞绝无不臣之心。

根本问题出在“岳家军”。

岳飞的能力和魅力，让他和整支军队浑然一体，因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攻无不克。电视剧《亮剑》里塑造的李云龙和八路军129师386旅独立团，就是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犯了大忌。不仅是高宗的大忌，还是整个宋朝的大忌。

这个王朝，立国以来，最大的底线原则就是防范武人坐大。这一底线，即便在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交手过程中频频失利，输送岁币，山河破碎，也从未动摇。

要理解岳飞的结局，还得回溯180年，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说起。

1

杯酒释兵权

公元959年7月，周世宗柴荣猝然病逝，年仅39岁。其子柴宗训登基，是为后周恭帝，年仅7岁。

新帝年幼，孤儿寡母，这是最容易发生政变的时刻。柴荣去世之前做了防范，把禁卫军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换了下去，换上他最信任的赵匡胤。

就是这位心腹股肱，次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走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天下。

赵匡胤，名将、战略家、社会意义上的大侠，也是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之中，兵变实在是家常便饭。柴荣的姑父郭威，就是在公元951年受部属推戴，黄袍加身得到政权，建立后周。

赵匡胤，在社会意义上是个大侠，军事意义上是个名将，政治意义上是个战略家，文化意义上也是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他资治通鉴，不想让兵变在自己的子孙身上重演。

于是，登基次年，有一天晚上他就把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兵变功臣，也是他行伍生涯中的老兄弟们留下来夜饮。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喝着喝着，皇帝就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兄弟们问他何事伤怀，他就说，你们可以给我黄袍加身，将来你们的部属也可以给你们黄袍加身。

石守信们很识时务，第二天就纷纷“病了”，辞官还乡。

这确实很厚道，没有杀人，也没有破坏皇帝与功臣的情感关系。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天下一定，就让功臣宿将人头滚滚。

赵匡胤知道，自己能够和平收权，是因为“卡里斯马”，但凡王朝谱系，基本都是越往后越窝囊，后代子孙未必有能力控制得住这些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的武将。

所以他还要从制度上杜绝武将坐大的可能性。

他把军权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的领导全部是文官，遇有战事，枢密院报皇帝核准，方能发符调兵；第二块是管兵权，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由军队内部的“三衙”分别负责；第三块是统兵权，要打仗了，皇帝就临时指派将领，带兵出发，打完马上把部队交回来。

这就造成武将不可能跟部队建立李云龙和独立团那种关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甚至战事临头，兵和将才第一次认识，凑合着拉出去打。

宋太祖兵变上位，深知其害，“重文抑武”的政治格局至靖康之耻后才有所改变

结果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强的战斗力。

然而，赵匡胤这样做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后周和自身的经验，也来自五代十国的草莽纷乱，更是对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乱的回应。

逻辑上应该倒过来：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兵变频仍。强盛如唐朝，因为武将、藩镇尾大不掉，导致天下乱离，皇族子孙结局悲惨。

就算对外不能打，也好过被内部劫持。

事实上，把石守信这些一生行伍、能征惯战的将军们一顿酒“搞掉”之后，开国初期军力就已大幅削弱，导致一个根本问题无法解决，留为后患。

北宋南宋的所有政治、军事、外交的悲情，几乎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2

燕云十六州

后周世宗柴荣，雄姿英发，可惜天不予寿。

他在崩逝之前，还在战阵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势如破竹，激战40余天，收复三州十七县，马上就要兵临幽州。随着他暴病而逝，光复战略也就搁置了。

燕云十六州，大致上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全境加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得契丹的扶持，将之割让给契丹。

我们知道，万里长城，是传统上中原王朝用来防范北部游牧民族攻击的军事防线。万里长城的东段，沿着燕山山脉铺排，据险而战，攻不足，守有余。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相当于把长城“转让”给了它的防范对象，就像警察把枪交给嫌疑人。

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长城防线是宋人的梦想

石敬瑭的无耻，不仅在于对着比他还小几岁的契丹国主叫爸爸，更在于这一次主动割让，让秦汉以来1000多年的祖先们耗尽心血和人力财力设计、建筑的武器，调头对着自己。

这就是宋朝的先天不足。

燕云十六州南面就是华北平原，北宋的北部疆土，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一马平川，最是适合游牧民族的铁骑驰骋，几乎无险可守，只能被动挨打。

但还是得防御。修长城是不现实的，因为长城几乎都是沿着山脊修筑，三分人力七分天工，而现在山是别人的。如在平原修长城，连亘千里，且不说耗费几何，修出来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意义。

无奈之下，宋朝只能在华北开河流、挖池塘、筑军寨、修城堡。

周世宗是个梦想天子，因为他毕生所向，就是夺回燕云十六州。如果他不早死，历史走向还真不好说。

“出师未捷身先死”，当属“赵匡胤北伐燕云十六州”

赵匡胤一样有此雄心，但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力不从心，只能暂且搁置，容后缓图之。

缓图的预案，是“封桩库”。他不断积累金银财宝，多得令人咋舌，打算将来要么给契丹这笔钱，把燕云十六州赎回来，如果对方不同意，就用这笔钱做军费，把它打回来。

可惜，赵匡胤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也是一夜暴毙。他的弟弟赵光义通过说不清楚的方式继位之后，看到这笔钱，惊掉了下巴，也确实发兵北伐，但重挫而返。

在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大腿中了两箭，连夜奔逃，弃兵将于不顾，致全军覆没。此后年年箭伤复发，最后内脏感染而死。

高梁河之战中宋军重骑兵部队像

契丹在当时，世界史都记载为东亚强国。然而平心而论，对比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契丹恐怕强不到哪里去。

它的版图大约包括现在的内蒙、外蒙、东北、部分西伯利亚，以及燕云十六州，疆域比宋朝最强盛时也大得多—宋朝极盛时期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今日中国的四分之一。

而且，它的南下没有长城天险阻拦，宋朝也如前文所说，在军事上自我压抑，发挥不出潜力。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契丹还是和宋朝陷入拉锯战，基本上占不到太多便宜。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契丹不是匈奴、突厥那样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野蛮社会，它广用汉人，学习中原文明制度，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典型的封建文明社会，已经没有了真正的草原民族那种生产与战争一体化的锐气。

契丹族画像

太祖、太宗时期，二帝都是马上天子，行伍出身，老将们退休了，元帅还在，元帅就是皇帝，动辄御驾亲征，还是有号召力。但在他们两位手上，收复燕云十六州都没有结果，后世太平天子就更加无望了。

宋辽金夏，谁是正统，这种争端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今天看来，都是华夏民族，中华一家。然而，就是因为燕云十六州这个症结，导致作为历代和平基础的大一统在数百年间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也是事实。

3

仁厚与懦弱

都说宋朝是仁义之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举两个例子。

有一天，太宗上朝，寇准奏事。太宗本就心情不好，寇准说的也不对胃口，皇帝非常生气，“拂衣而起”—离开龙椅准备走人。寇准三步两步跑上去，扯住龙袍说：“您先坐下，说完再走！”

宋太宗反而不生气了，认为自己有寇准这样的臣子，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宋神宗。他是太宗之后第四个、宋朝第六个皇帝了，因为对西夏用兵失利，他亲批处斩一名运粮官。

第二天上朝，皇帝问杀了没有，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

神宗说，不杀的话，也要刺面流放。

门下侍郎章惇站出来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说：“卿何出此言？”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勃然大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章惇面无表情地说：“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寇准鲁莽妄为，蔡确、章惇逆鳞而谏，但都没有被追责。

宋朝是仁义之朝，宋仁宗在位期间，更是开创了“仁宗盛世”

宋朝皇帝不杀士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黄袍加身之时，他跟拥戴他的将士们“约法三章”，听我的，这个皇帝我干了，不听我的，另请高明。后来就转换为“勒石三戒”——刻在石碑上的祖宗训令：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而加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加农田之赋。”

这三条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条，保全柴氏子孙，一方面是因为柴荣确实对赵匡胤恩深德厚，临死还对他寄予厚望，可谓托孤之臣。而在五代那种乱世的政治江湖里，一旦政变成功就把原来的皇家杀得族无遗类，几乎是一条铁律。赵匡胤此举，也是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后路。

保全柴氏子孙做到了吗？后周恭帝柴宗训被封为郑王，13年后，20岁，“发病”而亡。

柴熙谨，在宋初不明不白死去；柴熙诲、柴熙让，《新五代史》说“不知其所终”。

柴荣有七子，老大老二老三，都在宋朝建立之前已被后汉隐帝杀死，至此七子全失。后来宋仁宗下诏，取阅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周祀”。

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是为有宋一代的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埋下伏笔。

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举制度变得更重要，文人地位上升，用以抑制门阀，而武人地位下降，用以防止兵变。

将领和军队是分离的，确保他们不可能在军中树立个人威信；练武当兵是地位很低的，因此武将也不能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干预、制约作用。

与此同时，这也造成军队缺乏信念和荣誉感，战斗力低下，到澶渊之盟以后，天下无事，又不能不养兵，这就造成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养兵百万而不可以一战”。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反映这种文武关系。

澶渊之盟前，真宗被寇准半推半就来到澶州城（今河南濮阳），契丹正在北面攻击，真宗不想过河犯险，寇准力劝他快点动身，文臣冯拯在旁不敢作声。武将高琼（《杨家将》里那位赫赫有名的高君宝）也劝说皇帝过河，冯拯马上就斥责他“无礼”。

澶渊之盟

战阵当前，冯拯还玩这一套，高将军也马上火了：“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强敌？”

宋朝君王对武将的猜忌，朝野对军人的鄙视，使得兵将根本不敢施展手脚。战胜则自危，有功则速祸，如何指望他们为国拼命？

因此尽管宋朝名将辈出，经常还是“一窝一窝”地出——比如种氏家族（《水浒传》里的“小种经略相公”就是出自这一家族），折氏家族，都是世代名将，但在这种制度底线之下，功业自然有限。

其实话到此处，我们就能理解岳飞的结局了。山河破碎之时，必须仰赖武将，但宋朝君王的底线意识，任何时候都如此顽固，不可能像郭子仪与唐代宗那样君臣相知。

岳飞与军队一体化的关系，对于高宗始终是块心病，何况岳飞还不谙政治，竟然涉入立储问题，触发没有子嗣的高宗的隐痛，犯了所有的大忌。

岳飞之死虽因秦桧陷害，但宋高宗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崇文抑武本是惩前毖后之举，但是矫枉过正，就让本来就有燕云十六州未复这一先天不足在身的宋朝，又加上一个致命的后天不足。

倘若不是契丹也同样取法中原制度，变得文弱，北宋甚至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当更加原始的女真政权崛起，北宋的致命弱点才充分暴露。

政治、军事的仁厚，或曰懦弱，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真宗时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确保了百年和平。两国是真心修好，谁也不想打，异常亲热，简直是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典范。

基于妥善措置了利益关系的和平，谁也不吃亏。北宋年年输送岁币，貌似屈辱，但时人也很清楚，仅两国边贸所得的税收，就可以抵消岁币而有余，何况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繁荣，由此带来的好处更不可以数字简单计算；辽朝得了岁币，财政相对轻松，也就可以减免饱受战争之苦的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的赋税，归集民心，而且没有外患威胁，内政上更容易抑制贵族权势，防止军人擅权。

但这种其乐融融的局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宋辽两国互为对手，其余不足论。

女真崛起，事实上让这一假设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朝野均已被长久的清平和乐搞得文弱不堪，根本没有抵抗能力，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加起来只用了短短十几年。

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

王安石像

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它成了道德君子的门面，一说改革就是整顿吏治、崇尚节俭；王安石一谈开源，就被误解为破坏“祖宗之法”，与民争利，成为攻击口实，尽管他本意并不是要加赋，而是要用财政金融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但时人哪里能理解他这一套“先进理念”。 

4

300年成与败

这个“勒石三戒”，贯穿于宋朝始终，可以说“成也三戒，败也三戒”。

其实，它的贯彻运作要想不带来负面后果，仁慈不转变为懦弱，前提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确保边境无忧。

太祖和太宗时代，的确为此夙夜忧思。两位马上天子，还有豪情在心。

太祖设“封桩库”，准备买不回来就打回来，前已有言。

太宗伐北汉，北汉的盟友契丹遣使来朝质问“军出何名”，太宗说：“河东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

纵观两宋，如此雄霸之气，后代帝王，再无其人。此后安于燕乐，惧战成性，却又少怀亡国之忧。

但毕竟，太祖太宗还是没有实现光复夙愿，燕云十六州不复，则江山不固。这样的条件下，“勒石三戒”就好事成为坏事。心理上畏战，却以仁义为旌幡；军事不上振，又用防范武人来自缚手脚。最后文恬武嬉，不思进取。

后来宋金隆兴议和，保持40年和平，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宋孝宗被认作“仁恕之主”。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痛斥作出如此评价的腐儒心理：“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灭辽、灭北宋的金朝，因为议和成功，也开始风花雪月起来，结果就是蒙古兵锋到处，摧枯拉朽，与宋俱亡。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南宋的忠贞之臣文天祥，最后道破天机：

“本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燕云十六州既失，本就天生独臂，再以“勒石三戒”自缚，又再自断一臂，300年出头的悲壮、凄凉，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