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堕落的意义_风闻

上上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里，我最欣赏投入的一本，是李佩甫的《生命册》，看里面的主人公，那位爱惜羽毛的副省长范家福，是如何一步一步中了圈套，上了贼船，最终变成贪官，无法收手，为此人心痛不已——没有比看到一个美好的生命堕落更让人心痛遗憾的了，而这种堕落是如此自然、如此日常。

再读戏剧家陈大悲生命传略——无怪乎20年代后，戏剧史便不再提及他，原来他也如范家福一般，自然而然、又让人心痛地堕落了，范家福堕落为贪官，而陈大悲，堕落为汉奸。戏剧史不再提他，也不对他后来的历史做评价，是最大的厚道。

但作为研究者，却不能为了“厚道”而为尊者讳，我们不但要研究伟人，也要研究普通人，不但要研究人性的坚韧，也要研究人性的脆弱，中国话剧先驱之一，东吴大学的前辈，性情中人，才华颇丰的陈大悲，怎么就变成了汉奸？真的只是糊涂吗？是哪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走错了，为什么别的普通人没有走错，而他却走错了？从他的结局回溯，似乎很多行为埋藏着堕落的种子，如他抛弃家庭去演文明戏，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化选择，《爱国贼》的剧本创作，办学时眼界有限、把学校办成剧团、沉迷旧派美学因而被学生驱逐……琢磨这样的内容，再看目前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不禁心中感慨，岁月静好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些，但在一个大时代里，不同的浪潮击打历史的河床，人心一不小心，不坚定的，就回应了不同的潮声，以为那是碧海，却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满盘落索——这么看，健康的三观、基本的道义、坚定的人心，就显得尤其可贵而重要。

1944年，离日本投降，还有一年。而这一年，陈大悲死在日伪的中日文化协会湖北分会第五组主任干事的职位上，死在武汉，而他早年参加任天知剧团的时候，演过《武昌起义》，当他临终的时候，是否曾经有过后悔？他曾以为自己是革命者吧，最后却活成了阮大铖。

30年代后，不再提他，真是戏剧史家的善良。但我却更要关注他，关注他的前期也关注后期，关注他的成功也关注他的堕落，为的是，我们不要莫名其妙、自然而然，重蹈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