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国：道不同、更高伦的中华象符文字文明式法_风闻

       导言： 有老师在问学研讨团讨论中使用“理念”一词时，薛英俊老师指出：以大道中华思维，用“式法”二字才是精准的，而不可用“理念”一词。否则，就会导致两个文化体系的混乱，从而造成误读曲解、鸡同鸭讲现象。大家请其明白解释一下。于是，引出了他的一番道解中华文字、文化、文明之高论。现整理如下，供大家学习讨论（文\薛英俊）：

       一、提到“理念”，必须意识到，那是“拼音指号”、“拼音语词”文化体系得以生发、形成的根源。这一命名，相当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辩证法概念语言，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范畴，毕达哥拉斯、怀特海、罗素数理逻辑，泰勒斯、欧几里得的科学观念，以及后来的技术名词的总集合；而又是个没有全称定义的东西。

      若要彻底弄清其究竟，就必然回到古希腊语言哲学逻辑观；必然追到休谟的不可知论，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激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的“阴阳”波粒二象性、相对论时空弯曲；必须遵循毕达哥拉斯的数创宇宙论，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精密逻辑”，笛卡尔纯粹理性坐标系，奥卡姆剃刀裁判，海德格尔“他者”与“存在”，乔姆斯基的机器语言N阶逻辑，波谱尔的证伪检验原则，霍金的奇点、黑洞大爆炸宇宙观等等。

       其体系庞大混杂，前翻后覆，颠来倒去，无休无止。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王东岳用现代汉语所作的“人生无意义”、人类“无真理”，“递弱代偿”方为宇宙总规律之“物演通论”之翻版。

       所以，运用时，看似好像减少了麻烦，实际却是让人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学术界自说自话，主流思想理论界对社会现象的评论就表现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也就是说，“理念”，除了在表现为不讲理的上帝、真主、天启之宗教教祖意念时是纯粹信仰，是需要信神才见的；实质则潜含着一切现象都是虚妄和假相、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意思。

      由此而演发出的所谓“理性”，恰恰是最不讲人情世故、道德伦理的。如利益分赃统治的打造对国民卑劣素质的强化，资本霸权对人的生命灵性与自然环境母体的冰冷麻木、肆意毁灭，极端自私的自我原子 个体对大众生灵命运的熟视无睹。

      远的不讲，看一下世界各国政府及民众对这次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役情的态度、作法和表现，就可以基本能够清楚认识到曾暗藏在各种花里胡哨现象下的真实底色。除了中国、朝鲜等极少数未被“理念论”蓝色化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理念论”的当代杰出代表------美国的强盗性、流氓性、麻木冷漠性，更是昭然若揭、炫人眼目。

      就是说，这不单是个别人、某族群人、特殊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人心”问题，更是一个语言文化体系对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式法之决定性建构问题。

      二、此言从何说起？

       既然是谈文字、文化、文明、语言，当然首先要回到“文”字。

      现姑且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及“与天地并生”之“文”搁置，单就“人文”之“文”，进行粗略考察而究之。

      远古之“文”，都是“象形”的。

        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非常逼真。牛“文”画“牛”，狗“文”画“狗”，人“文”画“人”。若实物一般。包括类似的“文字”，在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图画文字”，或言前文字为图画、岩画、陶纹的。

       比如由苏美尔人创建的古巴比伦文字，“也像埃及圣书字一样，具有图像”。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称：“一切古文字都是以图形开始的。苏美尔文也不例外。例如，表示太阳就画一个太阳，可是苏尔人强调太阳的光芒，不强调太阳的圆形。”

       唯中华“象形文字”，独具一格（依许慎所言中国先起的“象符”，叫“文”，后来才发展为“字”），是“抽象”的（王东岳语。因此，俺对其同时默认“拼音指号”、“拼音语词”也是“抽象”的，就大惑不解了。就不知其头脑中的“精密逻辑”，精在何处，密在何方了）。

       抽象，虽然取之于物象——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又非像之“全身”之图、逼真之形。否则，就是画（至于说每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则是“写意”，是有事件与之相关联的。而非“素描”或工笔之画）了。

      为了不让人们在“象形”二字上烧毁脑细胞，本人就用“生象”二字定性汉字，以区别于非“抽象”的、其它类的“象形文字”。以免被“特色”、“特别”、“特殊”等字眼，抹杀了其普遍性、普适性和归一性的通用价值。

      毕竟，比喻、借代、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是遍及人类的、通用的，是贯穿于贵族与贫民、僧侣与官僚、男女与老少咸宜的思想脉动及行为表达语言。

        三、再看“生象”与“象符文字”。

        所谓“生象”，即由此“抽象”符号，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然“生”发出其所指示、比喻、借代、夸张或象征之原物之象。

       即，抽象的生象——“象符文字”，形非型，象非物。已经超越于物之“原象”了。按常规，即是型而上，是“玄”的了。

       因为“型而上”是“玄”，虽表达了对物的轮廓性、关系性认识，却不是“物”。人们于是才为其取名曰“符”、“符信”或“符号”（这时就包涵了“音”的因素）。说明其是可信的，是真的共识“道说”，而非特别概念定义标记的“我认为”、“我说”。

     “ 符”一出，其体形非物“型”。久而久之人们又常常以“形”指代符、象符，以及拼音指号、组词之样态了。

      于是，形与图符、象符、声符等又常混用而习焉不察了。

       所以，如果将中华的“象形文字”，定性为“象符文字”，就会减少很多误解，并一改一个鼻孔出气之人的蔑视态度了。尤其是当其清楚了“生象”——“象符文字”与认识、存在及本体相干性之后，回头再看晚期外国人创造的由拼音指号、拼音语词组成的“拼音文字”或“表音文字”，由于“理念”思维所造成的与自然的割裂，就一目了然了。

         四、“拼音指号”或“拼音语词”。

      “拼音指号”或“拼音语词”，这是本人对“拼音文字”或“表音文字”的新定性。凭什么呢？

依据就是“拼音指号”、“拼音语词”，本身与文、字就是两回事儿。既不是中华道学意义上的“文”，也不是汉字之“字”。

        也就是说，文、字与“拼音指号”、“拼音语词”是不同伦的；是不应该混为一谈，以相同的标准衡量或用相同的方式作处理的。文、字，意义根源于事物的自然式法信息；拼音指号、拼音语词，则来源于创造者的理念定义指认信号。严格来说，“指号”与“符号”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符”，必须符合所表征之物象（所谓“原象”）的自然规律性、即与其相“宜”，才可作为“符号”；“指号”，则是其所指认对象的“截量”，是靠人为去定义、说明和解释，才形成“语词”的。尽管在语言表达的意义上，二者有着可以相互对译的传递相同信息的功能，但是其宽窄度、精准度却是决然不相一致的。

        至于二者原则上的异同，可简单陈述如下：

       一是，主要作用的感官不同。“拼音指号”、“拼音语词”，是通过听觉辩认的，所写即所说；“文”、“字”，虽兼有此辨识通道，但必须是经视觉辨识确认的，所写超所说（被空心化、“指号化”、白话化了的“词语”、及外来语除外）。

       联合国文件文本，为什么汉语文本最薄？现代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话唠”？这就是汉字与走向拼音语词化的白话，在“现汉”时期的一种分道而驰。

        二是，“拼音指号”、“拼音语词”，是凭空捏造的。因此，其应用系统，必须有严格、苛刻的人为规定性，即“逻辑”制约。但因其创始的随意性、自我性，与自然事物的割裂性；所以，其不具有归一化的绝对性，即非真理性。

       反观“文”、“字”，是受事物“原象”和人之认识的自然规律束缚的。创造者的联想，必须要受到自然界的先在控制的。因此，进入应用系统，靠的是共识度，是不经解说就可以顾名思义、望文生义的。是故，归一，乃其必由之路。即：文字所表达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是有真理可信度和道德权衡性的。

       三是，锚定（背景是人为性）与根据（背景是自然性）截然相反。“拼音指号”、“拼音语词”的无根性、人为性；使其在系统化之初，就以理念、观念、概念为圆心、为锚定，是强权夺理、非自觉和公认、共识的。必须靠背记、回忆维持。因此是教条和僵化的。可见，柏拉图的回忆说是准确的，其“洞穴”寓言，也为霍金黑洞大爆炸理论在两千年前就早早地作了背书。所谓起点就是终端，就这么绝。

       文字，因其对对象的统摄性、公共性，是以“式法”、“道德”（道轨）、状态为体系根据的。因此，白纸黑字，是具有契约效用、法律规范意义的。不但识认度高，且极具灵动智慧。而这些，则是《易经》之“三易”（“易、不易、变易”）所作的背书，所谓“《易》是群经之首”在此。比古希腊早四千年以上。

        四是，“拼音指号”、“拼音语词”规范化、秩序化的思想工具——逻辑，只与“指号”或“语词”的文化系统相适配，与自然规律无关，与真理无缘。所以，王东岳的“没有真理”说，对位拼音语词文化知识体系是成立的。但其将此结论殃及文字的文明体系，就属于张冠李戴、不知所以了。

       因为文字，相当于本身包含着的“逻辑”，不仅是思想工具，而且还是文字本身的造用原则、时序机能——“整生罗缉”思维道统。比如“六书”、《易经》的“卦式”、《周易》的“易龙图”。

      “整生罗缉”的功效，就在于保障文字及其象征对象的道德性、自然性、真理性、存在性。所谓“道法自然”，之“道”和“自然”，如同“理念”一样，是绝不能按照一般性具象看待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而“元文字”，就是道的本体、根体。孔子虽然提出“正名”说，可惜儒家没有继承下来，才使“君子儒”越来越成为了“小人儒”和犬儒。

       五是，哲学上一直纠缠不清的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问题，与“拼音指号”、“拼音语词”只有形上与形下两截区分（冯友兰在这点上做出过贡献。一如佛学上的空、色两分一样）密切相关；而文、字，本身就具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三层区分的（金岳霖的“式-能不离”近此。道学的“一气化三清”，乃是）。

       五、简短洁说：文字，是抽象的，是具有事物生态式法的；“拼音语词”，是截量的，是人为概念定义指认其质的。（关于“量”的详细内容，可不敢只从数量上去对待。这需要参照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关质、量及有、无、变的详讲细解中，方能够有效把握。黑格尔是中学西渐后之“西体中用”的东西方学问之集大成者。王东岳蔑视之，证明其根本不知中华道学之本根。其宇宙观的“五大变更”论，只留下一个盖天说给中华文明，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理念截量，不是式法抽象。理念截量，不是式法抽象。理念截量，不是式法抽象。

       重要的、关键的话，真的需要重复三遍。

      “拼音语词”，只是中介“工具”。是可忽之“指月”之“指”，可舍之“登岸”之“筏”（看佛陀的认识，有多么到位）。也是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的“中介”。

       文字，乃道成符身之间质。离开它，不但无以明心见性、启迪蒙昧、长生久视；而且也找不到真理和失去人类生活的意义。

       六、一段时期，曾经流行一句话，叫：“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这句话，粗看似乎有理，仔细推敲则会发现其表达出的思想混乱，堪称至极。或者如那句名言所曰：“真理，就是废话。”

       而这句废话里面包藏的话外之音其实就是“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被当代学者所批判的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及“逻辑中心主义”。

       然而，这两个“中心”，不单是“西方”的思想之“体”，也是所有运用“拼音语词”民族所必然生发出来的文化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后果就是将人的动物性误作“人性”。从而一笔抹杀人的本质性的道德“智业”。无道德，是不可以称之谓 “真人”的。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根源于此。王东岳所谓“自然是渐变的”，并贬低“辩证思维”，就是否定自然的突变规律，以为其“递弱代偿”原理找建构的锚定，从而抱住达尔文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欲本能大腿不放。一方面建立“没有真理”的“精密逻辑建构体系”；另一方面贬低和打击“智业”与“文明”的道德伦理功效。

        巧不巧，这一无明文化意识形态之集中而典型的“活化石”就是今天的美国。也就是说，其强盗、流氓的表现不仅在于几个正要、议员上，更在其文化意识形态上。认识不到这一点，并以同样的“理念思维”去“斗争”，不但会被其带入跳进灭亡陷阱的节奏，而且将给国家、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的道德性、高瞻远瞩性、新时代性正在于此。

        哦，顺带说一下，吴思之黑帮社会的“血酬定律”，王东岳拼音语词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递弱代偿”原理，在“知识”和“理性”上，虽表现出貌似的深刻性和闪光点，但其却犯了根本性和颠覆性的错误。

       只是吴思指向太直白露骨、太浅薄和急功近利，易于识别，因而早已过气。王东岳刚刚出土，又被其博学多识所掩盖，所以还未遭遇有力的系统批判而已。尤其是王东岳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及所下的结论，不但错误多多，而且与刘宗迪、张远山、蔡历等年轻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之所以将其演讲视频转发于此群，意在为大家提供一面镜子，或反面典型参照。还望谨慎明察。哪个若是听过后，觉得佩服得不得了，那就要加倍小心了。

       七、中华文明，象符文字文化体系之“存在”，在太极的意义上是：道；在无极的意义上是：自然。

       这就是易学中有先天与后天的划别，而无先验（亦即所谓的“唯心”或“唯理”）论与实践（亦即所谓的“唯物”或“经验”）论的区分所在。不同的思维境格及其思维式法构造（所谓“体”）就有着不一样的实践（所谓“用”）。当体（在、存在）当用（真、体），即体（在、存在）即用（真、体），是没有东西、中外、你我他之局限和束缚的。

       先天对应无极的混沌自然现象界（而非西学中的“精神现象学”）；后天对应“北极轴心说”宇宙观下的自然有序的“天、地、人”太极三界（而非什么“奇点”大爆炸宇宙观下的“弱肉强食”、“递弱代偿”）。所以，才有“先天为体（在、存在），后天为用（真、体）”。

       后天的“天”之极是“大道”，是“环中”、“枢中”。大道展演的时序，是与天下万物的生活景象相表里的。整生罗缉象符道学体系就是其知识载体。这与西方无根的“哲科逻辑知识体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而二者的优劣证明，早已写在至少六、七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华民族——中国由小变大、化变于外、受贡于中的历史现实上。

      这一文明体系、道德体系，是从中华古天文学、中华古历法（《易经》卦历）开始的。没有古中华的宇宙观、天文历法智识，是破解不了大道内涵、道学思想的真正本质的。

       八、当然，不要忘记，上面所论，是建基在本人过去曾经说过的自然史、文化史、文明史三层区分之上的。尤其是这里的“文明”是指“文”内禀的从自然（独立性）、走向文化（系统性）、上升为文明（全域性）中的最高形态之文明。而非是现时流行的物化“社会形态”指谓。

问学研讨团讨论发言记录：

        王岩林：薛老师对中国文字、文化、文明和思维式法的重新较正与系统阐释，其价值和影响非比寻常！

       我在编辑此稿和与作者交流中，深感这套理论已触及了中华大道的核心本质，甚至对动摇建立在他称作“拼音语词”上的整个西学体系，都颇具重大意义。我感到，它将有可能成为我们中华学人的一大思想武器。

       提一个问题：有时用生象文字，有时又用象符文字，两者所指相同吗？区别大吗？生象，好像更有根些，更近乎道。

      生象与象符，可不可以统一为一个呢？

      风行九天：高哉，斯问也！此问题，事关这一理论体系的成败。

      诚如君所言：生象，是本，是虚、空、在，是道之“本体”，意在系、合；象符，是根，是实、色、真，是道之“根体”，意在独、分。

      生象是本质；象符是性质。本质在“大一统”；性质在“独立体”。所以“生象”是先在的，具体表现为“象符文字”。

        对于“元文字”（以许慎小篆为主体）而言：一文、一字，每个文、每个字，每个文字，都是“生象”与“象符”的同一。

       所以，“元文字”的整生罗缉，不仅体现在句、段、章的“大”体上；也表现在每一文字之“小”中。

      因着传统经典文本的“只做不说”，尤其后来《易经》思维式法与文字体系的分离（最关键的转折是篆体的隶化），使“整生罗缉”隐而不显。

       结果造成后世学者要么说“中国无逻辑”（如黑格尔），要么说“中国思维是散点式”（如王东岳）。

       王岩林：明白了，用人们所熟悉的话说就是，需要强调其内在联系、根本统一性、总体生成过程时，用“生象”。体现其独立存在、自成统系、思知明用时，则称“象符”。

     “生象”很好。生生之谓易、生生谓之道，生生不息乃中国人的命脉所在。这个用的准！

       风行九天：嗯，高道也。思维通透，想通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与理念论体系规定性所要求的“理念”是绝然不同的。想，是体会；是在头脑里“过电影”；是自然事实决定论。不是靠规定的“理念”去“判定”。

        易、道的“生生”性，靠什么来体现？如何落地？其文字标的就是“生象”。

       然而，生象是与物——不管实物，还是虚物——时时相伴的。在即时的口语（包括肢体语言）中，表达起来固无阻碍；但事过境迁，或用于记录，再行回忆、叙述，则又非离物不可。那么，无论前文字的结绳“生象”、契刻“生象”和“书”，于是就自然产生了。并进一步升级为书契、“书符”、从而升华为“象符”文字。就是说，不仅“象”是根据于物，符也一样是源于实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基于自然界，而后者其于人类社会的创造——人造。

       王岩林：生象，似乎可以理解成：天地大道之生、使人生、使物活，自然会要求人类以生象方式与天地共生，且自在自为地生。

      比“抽象”什么的好。其象，并不抽离于体、道，也不完全毫无瓜葛的排除具体事物现象。不知对不对？

        风行九天：在批判“逻辑中心主义”的意义上，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一直以来学界把“抽象”这个词弄错了。抽象，是操作方法、思维式法而非理念截量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主体性、孤立性；思维式法的特征是公用性、共通性。这一内部区分必须完成之后，才能从外部对其作出准确判定。否则，就会陷入无是无非，只有利益、没有真理的乌烟瘴气的口水战或“拳王争霸”。

       王岩林：“象符”的“符”，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虽然有符号的意思，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符咒文化。

        还有祝由、画符、甚至卜辞等，是有意的吧？是两方面意思都应兼合体现着吧？

       风行九天：鬼鬼的。一见咒、卜，憋得俺不知从何说起了。

       这么讲吧。如果说，是“符号”将“拼音指号”、“拼音语词”美化、升华成为了“文字”的话；那么，符咒，则是将生象文字的“文明有序性”拉回到了神秘混沌界。

       换句话说，就是前者将一个智能机器人、假人，当成了自然人、真人；后者则是将子、女重又退归为母亲。

        前者以假乱真，自不必说，西方（拼音语词文化）世界及哲科逻辑技术知识体系正在、也越来越请晰地证明着。

        后者，则因母体缺失了“子”的阳性主动激发力，而不得不借助于自然“神性”。而自然神性，虽然存在，但对能使其发挥作用的载体要求却是极为苟刻的。

        所以，无论祝由、画符、算卦、“跳大神”，还是特异功能、神秘预测；有的管用，有时好使；有的不管用，有时不好使。原因就在于此。

        爱因斯坦讲“神是存在的”，其“神”就是“自然神性”。黑格尔最终也是想将“绝对理念”拔高到自然神性上去的，却没有达到。而费尔巴哈则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缺陷，马克思于是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颠倒过来”。

       王岩林：是的，虽然不必否定神性灵性，但也不可将大道的体悟更多寄托在它们的身上。你的意思是跟符咒之类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虽然它们也根系着自然。

        风行九天：然。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分”。前者还在混沌自然界，后者则在自然有序界。

       拿人来讲，混沌自然态是动物性质；自然有序态方是人的本质。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是站在混沌自然界的立场说话；所谓人是道德的、“大公无私”的，是站在自然有序的立场上说话。

        西方哲科逻辑知识体系前沿、基础研究刚刚走到对“混纯与有序”的分判，所以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搞清“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一会儿把人当成物（唯物论、科学主义），一会儿把人当成神（唯心论、神秘宗教），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失道，于是缺德）。陈平站在了普里戈津等科学大师的肩膀上，洞察出了老子道学的伟大，遂勇立于今日潮头。易中天跪在科学教的脚底下，于是鹦鹉学舌地胡诌什么“﹢府不应管道德”，所以这次立挺方方这个动物人。是非高下立判！

       老曹：风行九天， 我观察你的思维，相对西方思维而言，略高一筹。西方思维是形而下，你是形而上；但是，你和西方思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向内內视，而不顾周围。只有焦点，没有视域；只有事物，没有环境；只有太极图，没有太极图周围的气。

        风行九天：嗯，老曹的这一观察是深刻的，虽然不是太精确。

       学界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是必须恪守本分的。否则，就会发生不同体系之间的“乱伦”了。

       尤其是对“内核”的研究，要求更是苛酷的。一如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三十年战争”。只当这一“内核”成熟，生发出基本纲领（佛学的“法印”），方能见到“太极图”外的曙光，再由“曙光”展演出整生罗缉；人们就能把握住各自所需的视域、应用阈之“气”了。

       需要明确一下的是：所谓内部研究，就是研究事物在思维中的存储和取用问题，其成果是文化或文明体系；所谓外部研究则是建立在一个文化或文明体系之上的，对世界、社会、人类等诸问题的研究。前者创造和研究语词或文字的应用；后者应用语词或文字研究对事物的处理。

        王岩林：@风行九天，不过我对你提的“思维式法”，很有看法。觉得跟现在常用的“思维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似乎没有很好的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来。

        一是，没觉得有体悟依循道的意思；二是，不能反映综合全面的本质思维特点；三是，有点像是因为别人有一个、自己也就要同等提出一个来的那种意思，不太好。四是，一用思维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将感觉、经验、潜隐的种种意识情感等都排除在外了。这就犯了中华大道的大忌。

        风行九天：嗯，够狠，够黑。

       你的这些问题不但具有典型性，且还是高阶的典型性。所谓高阶，即具备了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模形建构的知识体系。因此，对新的范畴、概念的“侵入”不但具有敏感性，还会有相当程度的排异反应。所以，真正的文化创新、文明建设阻力往往来源于高阶团体，而非低阶群众，这是历史的常态。而每一次文化之革命，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都是知识分子而非革命群众。西方的典型如苏格拉底、布鲁诺，中国的典型如商鞅、方孝儒。这是在千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知识分子的宿命。

        所以，来群之初我就讲过，不抱着必死之心、忘我的全身心投入，在“新文化、新文明”的征程上，是难有造就的。这不仅指外在压力与遭遇，还有头脑风暴——思维上的“自我革命”。就是在一个人头脑里旧理念与新知识的迎头相撞，常常是令人难堪至极、痛不欲生的。这也不单是我个人的体验，也有先贤们的撰述为证的。孔子：“假我五十以学易，则彬彬矣。”“泰山摧乎！哲人萎乎！”就浸透着满满的悲凉之慨。至于普朗克对新理论能够通行的条件的无奈说辞，更是众所周知，不引也罢。

        好在我们现在所从事的道学复兴已渐趋形成民族意志，不会再重蹈往贤覆辙，方使人略觉安慰，但恰恰不能掉以轻心。

        清理奥吉亚斯牛圈，可不是一个什么好活啊！

        厚生：思维，不可能取代心念，

也不能够取代意识，

更不可以取代灵觉。

          风行九天：现谨以提要形式回答王老师，并致厚生：

        首先，必须声明，“式法”的来源有三：一是栻盘，即载有表征“北极轴心说宇宙观”——北极、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的栻盘图符；二是金岳霖的“道是式—能”说；三是《周易》六十四卦标准图谱——易龙图。

        其次，式法与“大道”是平权的，是大道的范畴化。故，非式法“依循道”，而是“道”乃式法的易变分身。

        第三，式法是抽象的、全维的，对应着全息；方式是观念的、截量的，对应着具体。所以，正确的表达应为思维式法、思想方式（法），“思维方式”的表述是混搭不明的。

       第四，思维是“奇恒之腑”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全称范畴，其不但与感觉、知觉、意识息息相关，是整个神经系统集中控制场域；且是超乎其形而属上的。

       第五，式法表达时序之永恒循环、无限、动能性，本质联系；方式体现空间之静态区阈、有限、势能性，性质定量。

       第六，思维式法蕴涵生象、图景之意；思想方式存在观念、形式之义。

       第七，式法是可能，方式是现实。

       第八，与主流知识体系相类比，则：式法是“联系的、运动的、全面的”；方式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

       金岷林川：一、建议尽量用社会公共知识系统里的通用词汇，少用自造词。二、“象符文字”确比“象形文字”更得体一些。许多文字学人也曾指出古汉字已是“不象形的象形文字”。三、中文工具书的收词状况表明，汉字词汇“理念”，是一个最近一二十年才创造出来，为社会接受和使用而流传开来的新词汇。与古代、近代、现代的西方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王岩林：谢谢风行九天老师能将俺高看一眼，归入高阶一类——其实我努力追求的是全阶，要不怎么达成最終的统合呢？

      不过，虽然你讲了八条，还是不能说服我。我觉得你的这个提法，还需要好好推敲一番。下一次，专门跟您掰扯掰扯。

       同意林老师新概念不要太生僻、最好通俗易懂的看法。不过个人对林老师所提“社会公共知识系统”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我是力图无限全覆盖的，而不仅仅拘于现代知识体系内的。比如，历史上千百年约定俗成的成语俗语、大众集体生活中的民风民俗、以及许许多多日用而不知的或隐或显存在。站位不能极尽全面，再怎么自诩全面，也都有从娘胎带出自己命里的硬伤！

       但我却不同意林老师尽量不要“生造词”一说。不想照搬西哲，感到西哲概念跟中华大道学的对不上，想要为本不同于西方思维的一套建立自己的话语，就得立足自身，自己动手去创造。一开始，必然会显得是“生造”的。

         风行九天：首先，谢谢林老师亲自参与讨论。从您提的建议中感受到了过来人经验之谈的暖心和关怀，诚属可贵，深为感动。尤其是对“象符文字”的肯定与理据提供，意义非凡，支撑牢固。

        问题在于，从全部的建议都可看出，你的思想是属于外部研究范畴的。因而，对于内部研究很可借鉴，但难为所用。比如，关于“理念”一词，我这里必须采信西哲原著译本中的本义使用，才能形成中、西两套文化体系的真实对比的。如用“现汉”中对“理念”的这一不中不西的新解释，就不伦不类了。犹如，靠翻查“现汉”词典去诠释我们自家的古代经典，只会出现曲解与歪批，而无法传达原生态一样。

        关于文本中的“自造词”，第一，比较同意王岩林老师的立场观点；第二，需要说明的是，文本中出现的“自造词”，一方面是从对中华古代经典的诠释中发生的，有着不可避免的必须性，无此就完成不了古今对接；另一方面，是有着衍生渊源和现实根据的，比如“式法”、“生象”，均属此类。第三，类似西方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之后，康德、黑格尔都对“范畴”进行过补充和改造；在我们自己道学体系中，继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等都有新的字、词出现和创造。也就是说，一定时期，一定的研究文本出现“自造词”，乃是一个文化或文明体系生成、发展、壮大、创新之必然，非小子之妄为也。第四，作为内部研究文本，检验“新词语”的尺度是所属体系内部的规定性，而非接受体系的先验要求。这一点，还望林老师明察。

        非常感谢王岩林老师组织的这次讨论活动，不但开阔了本人的视域，获得了对闭门造车研究成果的良好回馈，也激发了创造思维的活力。无论人员的参与，还是建议的提供，这些都是元文字道学体系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和极为宝贵的。诚望能与王岩林老师和大家能在此继续掰扯下去，为大道中华新话语体系的建立贡献我们的智力支持和成果展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