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妈妈：“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_风闻

来自乌克兰顿涅茨河的艾琳娜（Alina）是一名理发师，挣扎谋生的她决定做一名代孕妈妈。

“在乌克兰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她说，“我想重新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给我儿子攒些大学学费——这些都很费钱。我母亲从来没有给到我这样的支持，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得到好的教育。”

来自罗马尼亚的安卡（Anka）无法怀孕，38岁的她告诉半岛电视台：“我四次试管都失败了，代孕是我最后的选择。”随后她与艾琳娜一拍即合。

在乌克兰最受欢迎代孕公司 BioTexCom 的牵线搭桥下，艾琳娜获得了代孕一次1.1万美元和每月250美元津贴的报酬。

这是乌克兰2017年平均年薪（约3000美元）的三倍还多。

代孕到底能拿到多少“报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差别很大。

对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保加利亚等国，因为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交易会在地下进行，具体收入很难给出准确数字。

国际非营利性代孕组织“代孕获得家庭”（Families Through Surrogacy）估算了代孕合法国家的平均代孕成本。

（注：此处主要指商业代孕合法，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比利时等国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

美国在10万美元上下，乌克兰、印度、泰国和墨西哥，基本上在4万到5万美元的范围内浮动，大致只有“美国价位”的一半，且半数以上归于机构而非代孕人。

其中乌克兰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正迅速成为绝望的人们寻找代孕孩子的地方，金钱吸引了许多年轻女性，乌克兰成为欧洲的“代孕之都”。

英国家庭律师事务所 Natalie Gamble Associates 的律师尼古拉·斯科特（Nicola Scott）表示，她的事务所约有25% 的客户前往美国，通常是因为人们觉得美国更安全。

        

代孕法是在美国州一级的政府实施的，并不是所有的州都可以合法代孕：深绿色州属于代孕合法且接受度高，浅绿属于合法但有一定限制，深黄与浅黄色意为代孕需更为谨慎，但红色标注的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则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

来自欧洲的“客户”说：“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法律程序的确定性。代孕在葡萄牙是非常神秘的，人们不谈论代孕，而且很难得到任何信息。但在美国，一切都很清楚。”

洛杉矶的生育律师莱萨·斯劳特（Lesa Slaughter）说：“任何有钱的人都会选择美国。”

生育诊所条件良好、律师经验丰富、出生即美国公民、各项法律先例完善。

今年一项通过的法案，将使得纽约州于2021年2月15日起允许商业性质的合法有偿代孕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份报告，美国代孕人得到的费用差别很大，平均在2万到5万美元之间，来自外国的准父母通常要支付更多。

但他们都要为代孕妈妈支付医疗、法律援助、旅行补贴、保险、杂费甚至是孕妇服。总体而言不会便宜。

由于代孕对于“准父母”来说非常昂贵，动辄数万美元，所以代孕妈妈常会被问道，是否愿意同时将一个以上的胚胎移植到她的子宫里，以增加怀孕的机会。

       

在《老友记》第三季当中，菲比为自己的弟弟和大龄弟妹代孕。在黄金时间的主流电视剧出现这样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当时美国对其的态度。编剧在此处玩了下“增加受孕几率”的梗。

获得经济补贴，是人们想象中选择代孕最主要的动力。

比如说来自美国的34岁单身母亲艾米丽 · 泰勒（Emily Taylor），靠代孕还了学生贷款，每个月得到5000美元的固定费用，同时还有旅行和医疗的费用补助。

额外的收入使她把3岁的孩子送到昂贵的蒙特梭利幼儿园。

但有些人代孕并不是为了钱。

英国代孕妈妈莎拉 · 维斯涅斯基（Sarah Wisniewski）说：“从我们的生活中抽出一年时间，可以极大地帮助别人的生活。”

美国代孕妈妈舒尔茨女士说：**“**许多人渴望与孩子有基因的联系。这只是人类的欲望。所以我想帮助别人拥有它。”

尽管舒尔茨女士每次代孕都得到了报酬，但她还是建议其他女性，“不要因为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去做这件事。”

              

事实上，除了医疗和法律费用的补偿之外，舒尔茨每次代孕还会收到大约2.7万至3万美元的报酬。

她说：“如果你把它归结到每小时的补偿来算，你的时薪大约是4.5美元。你在麦当劳反而挣得更多，对吧? ”（注：麦当劳在美国的时薪大约是8.6到28.6美金，各州与各门店工资标准不尽相同）

谈及自己帮助代孕的家庭，舒尔茨说，如果那些家庭里有人决定要更多的孩子，她会考虑代孕：“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已经成了家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博士莎朗·巴桑（Sharon Bassan）研究了跨国代孕市场，提及代孕母亲，她说：“她们确实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巴桑博士同时也说，在商业化性质代孕的争论中，人们总在质疑，付费代孕是否真的与其他潜在的剥削性的东西有那么大的不同。

“人们总是在冒险，把自己商品化，包括在就业市场里。相似之处总是存在的。”

顺利的情况下，代孕能为有需求的家庭带来新生。

英国作家理查德 · 韦斯托比（ Richard Westoby ）曾在《我们的旅程: 一对夫妇的美国代孕指南》（Our Journey: One Couple’s Guide to US Surrogacy）一书中讲述了相关代孕经历。

理查德和他的孩子们

与伴侣组建同性家庭后，知晓美国的代孕服务相对有保障，他们便踏上了去美国找代孕的旅程。

他在书中展现出了代孕带来的积极态度：

在开始之前，就让人们了解整个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得到适当的辅导和指导，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错，也的确会容易出错。代孕者也不会得到一大笔钱。我认为经历这个过程的代孕人是杰出女性，因为她们想帮助其他人通过家庭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当双胞胎出生时，我的伴侣在房间里。像任何一个父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孩子一样——热泪盈眶。这是难以形容的体会。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我们的代孕妈妈现在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定期发邮件，她也会来英国看孩子。

不少名人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美国著名的主持人吉米·法伦（ Jimmy Fallon ）经历了五年时间的等待，通过代孕迎来了他的两个可爱女儿。“怀孕”的经历倒让他受了不少折磨，他坦言“糟糕透顶”。

法伦和妻子的两个女儿温妮（Winnie）和弗朗西斯（Frances）

刘玉玲在2015年通过代孕有了儿子洛克威尔 · 劳埃德 · 刘（ Rockwell Lloyd Liu ）。有了新生命的她说，“每一天都是奇迹和梦想，因为每一天都如此不同。 ”

另外，比如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 ）、艾尔顿·约翰（ Elton John ）、艾伦·旁派（ Ellen Pompeo ）等人，均也寻求过代孕的帮助。

       

妮可·基德曼和女儿们

​可代孕故事里，从不乏外人无从知晓的辛酸。

以印度这个代孕曾经合法为例的国家来说，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 Sheela Saravanan 写过一本名为《印度代孕生殖市场的跨国女性主义视角》 （A transnational Feminist View of Surrogacy Biomarkets in India），不必细读便能看出，该国的低成本代孕“不无道理”。

       

一名印度的代孕妈妈正在接受产检

印度的很多代孕妈妈不仅会被要求待在一个类似集体宿舍的地方，人身自由被限制，代孕拿到的酬劳也会比美国少很多。

比起美国相对完备的法律系统，印度代孕妈妈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比如说无法和客户家庭取得联系，孩子终身也不会知道她的存在。

曾经一对夫妇在印度滞留了6年，试图把一个男婴带回家。基因检测发现，这个男婴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是因为精子捐献环节出现了混乱。

碰上这种情况，代孕中介不仅会尽力压榨，单就“孩子不合格”这一条，代孕妈妈大半年的付出也可能颗粒无收。

因为身体联结的关系，代孕母亲往往会对孩子产生感情。

在华裔作家伍绮诗所著小说《小小小小的火》改编的美剧里，主角米娅在纽约读书时选择代孕减轻生活负担，但孩子出生后便反悔，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合理的解释下，在美国法律范围内会被允许。

     

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希瑟 · 赖斯（Heather Rice），代孕后发现孩子出现了先天缺陷，而且在分娩那天没人出现在产房门口，她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甚至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否留下了他。

她说：“我在 Facebook 上找到了他们，但是没有他的踪迹，我感觉他们把孩子送去领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这让我每天都很痛苦。”

在东欧的乌克兰，那个代孕广告贴满了公交和地铁的国家，辗转谋生的代孕妇女不在少数，她们将未来生活的期许寄于其中，没有担保，也没人会为她们着想，这些女性独自承担着“苦果”。

21岁便选择“代孕改变人生”的泰蒂安娜（Tetiana）说：“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才能不感到这种感觉。”（注：21岁是乌克兰女性合法代孕的最低年龄。）

洛杉矶代孕律师安德鲁·沃尔齐默（Andrew Vorzimer）见到过许多这样的“问题流程”，他说：“一旦大家都回家了，关上了门，就没有办法真正监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6年《美国妇产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份的研究报告，指出使用其他妇女的卵子怀孕的女性，与那些用自己的卵子正常受孕的女性相比，患先兆子痫的风险更高。

（注： 指妊娠24周左右，在高血压、蛋白尿基础上，出现头痛、眼花、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等症状者称为先兆子痫。）

美国次年调查研究了124名代孕母亲的生产情况，其中发现，由代孕母亲孕育的新生儿早产率和出生体重都低于代孕母亲之前自然生育的孩子。并且，**代孕母亲也承担着各类病发症的风险，**妊娠糖尿病、高血压、前置胎盘和剖宫产。

博蒙特教授（Paul Beaumont）是《国际代孕协议》的作者，他认为，“诊所得到适当的监管，代孕母亲得到充分补偿，并在完全自愿加入的前提下，获得一定医疗保健”，才是最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旧有大批不受法律监管的代孕机构存在，创造一个买进卖出的生殖市场：在那里，有心怀梦想的客户，也有受生活所迫的女性，很有可能都正在被肆无忌惮地利用。

它们突然出现，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带走了委托人的订金，留下无人保护的孕妇。     

哥伦比亚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及妇产科学教授，温迪 · 查夫金（Wendy Chaffkin）博士称这种风险**“超出了正常怀孕和分娩的风险”**。

有时候代孕的结果如何，“客户人品”倒也成了需要依赖的东西。

33岁的杰西 · 莱斯卡博（Jessie Lescarbeau）是一名执业护理师，她为自己的男同性恋朋友代孕产子，第一次结束后认为是很棒的经历。

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原本植入了两个胚胎，孕检报告却显示杰西怀上了三胞胎，但好在“父亲们”将代孕母亲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决定将会抚养孩子。

在历经产后大出血和产后抑郁后，逐渐稳定下来的杰西坦言，与其他几次怀孕相比（她自己有三个孩子），这次的代孕**“要从中恢复的还有很多”**。

杰西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她“代理”的是“好友业务”，新生儿的准父亲们愿意同她沟通，尊重她的选择，也乐意杰西作为代孕母亲参与到孩子未来的生活。

但其实，那些迫于生计、想靠代孕以解燃眉之急的女性往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交易链条将她们死死捆绑住。

艾琳娜说：“公司承诺会好好照顾我。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丈夫立即同意了。”

但这个“简单决定”的背后，艾琳娜却频频受到 BioTexCom 公司的威胁，她们被限制外出时间，甚至不能发表任何有关公司的差评，否则这些“妈妈们”将会被处以罚款。

她说：“我们像牛一样被对待，并受到医生的嘲笑。”****

如今，艾琳娜和她的丈夫还有儿子住在她新装修的房子里，那间她靠代孕挣来的新房。

明年，她的儿子也将如期走进大学。

“我很高兴我帮助一对夫妇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婴，他很可爱。但我再也不会做代孕妈妈了。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