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切割的美国，无法改变的不公_风闻

疫情让美国掀起一股强烈的民粹主义浪潮，美国民众不相信自己的祖国——这个世界上科技最为领先的国家——会在疫情中表现得最为狼狈，种种反智的阴谋论应时而生，将美国社会推向更加严重的分裂。今天许倬云专栏，我们继续跟随许先生，回看被切割的美国社会的“来路”。

被切割的美国社会，无法改变的不公

撰文：许倬云

在今天，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这个年龄段，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可能应当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另外一个十分不相同的群体则是理工科生（STEM）：从事科技、工程、数理相关专业的知识分子。这第二群人乃是最近四、五十年来，随着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等最尖端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加上现代经济型态下，那些工厂、公司、银行等等新产业的白领专业人员。因为这些新的产业，开拓了崭新的商品、劳务交换和财富的分配机制。其中的业者，和过去工厂管理人员和生产线上的劳工完全不同。新经济的从业者也必须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相当专精的教育项目。他们的工作要求全时间的投入，他们的报酬是紧张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其中若干最成功的创业者，还可能在很短期间就聚集大量的财富。

这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目标却是和垮掉的一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追逐的正是名和利，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不眠不休的紧张生活，以及在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落。整体言之，诚如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观察：这些白领工作人员，由于大量使用信息工具，“人”的部分常常受制于“工具”，执行机械性的例行工作，操劳终日却没有任何成就感。在这两种型态的知识分子之中作如何的选择，就都必需由当事者自行决定。

我们可以假想：第一类的人物，是将人生四周围耳目所及、心智所寄，作为一个小宇宙；在这小宇宙之中，他们自己找出每个角落，界定其中的秩序及人我彼此的关系。他不是孤独的，然而他也不是主宰者，他和这小宇宙是相依为命。小宇宙之中的风声、雨声，花开、花落，对他都有一定的意义。他们宁静淡泊不求进取，往往不愿出头干与世事，甚至有些孤高自足——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志在澄清天下，改善社会。

第二类的知识分子中，这是由旁人划定的跑道，跑道上种种的障碍也是由别人规定。在轨道上能够成功的优先者，得到一切的报酬：例如盖茨那种成功的人物，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到了成功的巅峰时，他可能正在中年，他们的下一步是更攀登另一个高峰吗？是将聚集的财富，发散于公益事务？还是无所事事，享受吃喝玩乐？所以，即使是成功者，到了最后的阶段他大概也不免茫然，面临困惑：如何面对自己？如何将自己的成就，超脱当时一时成功的喜悦？

整体言之，美国社会中的菁英，或者可以产生菁英的中产阶层，今天却是有两条途径。如诗人弗罗斯特在林中徘徊的时候写下《林中路》的诗句：丛林里的两条荒径，你愿意踏入哪一条？每一条荒径的终点，是否如你所盼？还是一切都是未知，于是不免临歧痛哭？人究竟能不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另一个选择，则是如同庞德在一首长诗中，可能吸取了中国词曲的灵感（也许是马致远《天净沙》），铺设了一连串的意象，让读者自己从意象中建构与此相合的情绪。下面是根据杨秀玲，《略谈西方意象诗派及其来自东方的影响》的原文和我改译的中文。这是《诗章》（1937年）第四十九：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雨里空江旅程，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晚霞雨后黄昏，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客舍檐下孤灯；

    The reeds are heavy; bent;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

白发芦苇垂头，风过竹拂叶，萧萧如泣，

    Autumn moon; hills rise about lakes against sunset

 落日秋月，湖畔孤峰矗立。

Eveningis like a curtain of cloud

暮色云卷，

ablur above ripples; and through it

缠绕翩翩，

sharplong spikes of the cinnamon,

桂枝挺削，

acold tune amid reeds.

凛凛笛声渐远。

庞德是这一代意象派诗人中的巨擘，他的特点是特别注意中国文化的表现方式，尤其是从意象出发的思想。他推崇中国文化，以为儒家的“大学”有自己内心逐步扩张成全的自己，然后从成全的自己憧憬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他以为，这一理念或是可以补救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个人是宇宙中的一部分，但是个人从自己的立场而言，却也是自己周遭宇宙内具有决定性的一部分。由这个方向，个人与周遭的其他人类以及人类的社会，是紧密相连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大学”一章，其实是论述《论语》中的“修己，以安民，以安百姓”。因此，他始终认为儒家的理念，可以补救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科学主义理念中种种的冲突和矛盾。

庞德一生遭遇中最不幸的地方，在于他误信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以为这一理念可以挽回社会不平，却没有想到“权力”的腐蚀足以毁灭理想。这是诗人天真的盲点，令人扼腕叹息。综合美国早期田园诗时代的爱默生、王尔德等人，对于美国立国理想深信无疑，只求一己有一片宁静。弗罗斯特等人，则已开始在林中选择新途径，而且有待于抵达终点。庞德、迪伦等人却似约会的双方不再盼望心愿再合，也不在意空江孤舟的终点，而只求峭壁下一片苇丛间竹笛声声。他们甘于别开天地，自求安身立命处。四顾周遭今日知识分子中，第三类人竟居多数。于是，知识界的大批菁英，拱手将公众事务的决定权，让给特朗普之辈纵横摆弄了。

前面也说过，现代科技造成人类新的产业，尤其今日信息、医药这两个产业，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生活，也决定了人生的意义。例如，医药的进步使得人均寿命延长，但死亡终于难免，究竟耗费如此心力延长苦痛的老年、病后的残躯，是值得的吗？又譬如说，改造基因可能治疗疾病，但是这个基因改造引发的后果为何？结果又是未知。许多的药物治一经损一经，我们似乎永远在忙着，然而往往徒劳无功，甚至于更增难题。

在这一方面，文学作品中也有一定的批判，英国的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作品《美丽新世界》中写道：人经过基因的处理，甚至于在受精之刻，就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有些孩子被创造为一等人类 Alpha，他们注定了是社会的上层和菁英；每个社会的成员可以由政府供应麻醉快乐剂 soma，让他们永远保持昏昏糊糊的快乐；社会的秩序和形式，是由菁英中的菁英决定，其他人不必担忧自己的存在，也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而挣扎。在这本小说中另有一批人，则是居住在“蛮荒世界”，也就是你我生活的地方;。问题是，来自蛮荒世界的访客，是否愿意活在这美好的新世界？这本英国人的著作，正如也是英国人奥威尔写的《动物农场》以及《一九八四》，这些书都在美国发行而且经久不衰，读者比英国读者还多。赫胥黎正是指出，科技正要将我们带进去的理想世界，以“人”的意义而言，值得吗？

最近，一位现代文学的大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去世。本世纪之初的2000 年，罗斯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人性的污秽》与罗斯之前分别于 1997 年、1998 年出版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I Married a Communist）共同构成了奠定他当代美国文学大师地位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写的是大萧条到二十世纪末，普通美国家庭的美国梦碎；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表现的，是二战后美国黑暗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普通美国人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所遭受的重创和伤害，是又一场破碎的美国梦。罗斯的一系列作品，恰可反映二战前后，整整一个长跨度期间美国走过的变化。

▲菲利普·罗斯（1933 年 3 月 19 日－2018 年 5 月 22 日），美国小说家、作家。

派克（George Packer）五年前出版的作品《松弛了：美国史新论》（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3)，一时洛阳纸贵，屡次重印。他陈述的“新美国”，乃是经历了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变化后，重新建构的国家。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结构济改变不少，产业结构数次转型，生产关系的改变调整了劳资关系，也改变了就业者的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整体经济体的扩大与全球化，提升了美国经济实力，可是也减少了工业界从业人员的自主性。工人的工作从过去的体力劳务，改变为蓝领技工的操作能力；又随着数字化与自动化，使得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作人员数量大减，可是教育水平却相对提高。如此一来，美国社会中很重要的劳工阶层，其占有工作岗位的幸运者，昂然进入社会中阶层；另一方面，大多数旧日的蓝领工人不幸失业，则沉沦于无业的社会底层。工人群体各有沉浮，于是，工运活动随着工会萎缩，也无复当年盛况。

1960 年后，民权运动——或广而言之为人权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人人争取平等和自由，当然是应有之举：美国原来当作立国宗旨的理念，二百余年来并没有落实，当然应予落实。尤其南方广泛蓄奴，即使经过内战的冲击、反思，非裔族群依旧没有取得实质的平等。妇女地位也长期居于劣势。社会的贫穷人口，在号称“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其实没有竞争的条件。罗斯福新政，也无非给穷人一个免于饿死的起码生活津贴而已。凡此劣势群体，他们起而争取社会公义，盼望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何尝不是好事？

​上述派克作品的写作形式，仅由访谈不同职业、社会阶层、和族群的人物，纪录他们的感受而成。他指出今天的美国正在解体，旧日熟悉的机构：地方小银行、工会会所、工厂厂房、教堂，以及地方活动主体的各种从事社会服务的“俱乐部”，正在逐渐消失殆尽。美国国内不仅有阶级的区别，还有人群之间的区别，个体也在寻找自己的属性和类别。各个群体，也都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地位。社会成员中弱势者，又在争取个人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如此横切、竖切的后果，是美国最后会被切割成为许多孤立、离散的个人。

作者还总结道：保守份子悲叹，丧失了一向依靠的机构和团体，自由主义者争得了几乎完全的个人自主权，却发现自己也全然孤独。世界变了：在寻求绝对平等的时候，经过不断地解散，这一残余的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还有多少人际关系可言？“人”将不过是许多孤立的“粒子”而已。如此情形，难道是韦伯所期待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我以为，问题不在于人间应有追寻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美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基督新教教义，只将“个人”与“神”直接连结，个人不必对于群体有所归属。“个人”必须有尊严，却不须担负对任何群体的责任。肯尼迪在任时，曾经提醒国人：“不要只问国家能给我的权利，该自问我能为国家尽多少力。”“国家”之外，其实还包括各层级的群体。

另一本类似的著作，则是美国著名记者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 所作一系列的报导：《分崩离析：1960-2000 年间的白人生活状况》（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Crown Forum/Random House, 2012 ）他也采访过各阶层的人物，从国会之中掌权的参议员到内陆农村的农场雇工，从学校里的经济学教授到好莱坞的演员等等。他惊诧于美国在最近半个世纪，出现了两个几乎彼此完全隔绝的阶级。一个是工业现代化转型后，新兴的科技财经专业人员，与医药、法律、媒体、从政人物共同构成中产阶级的上层。这一知识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国际观，居住在大、中都市，或其房价昂贵的郊区，收入丰厚。美国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一；这一高层中产阶级，则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这两个层次掌握的财富总量，却远远超过其下面的百分之九十人口共有的财富。这些上、中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影响力更是巨大。

另一阶层，则是过去传统经济结构下的劳动者，包括蓝领技工，农业和商业基层员工以及公私机关的文员。他们本来的社会地位，乃是中产阶层的下端，也曾经是美国生产力的主要人力资源。然而，在新出现的产业结构中，他们被挤落到贫困线，仅比失业者和最低收入人口略高一筹而已。他们大多居住城中或郊区，房价不高的老社区。这些人曾经生活无虑，虽然学历不高，还是心存自尊。现在，他们难免心存委屈，眷恋过去的好时光。2017 年的大选，他们的选票终于投给迎合他们心情的特朗普。

传统美国社会中产阶层分裂了：一部分成为新贵，另一部分则沦于被挤压的下层。今天，这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没有共通语言，也没有什么接触。美国的确已经裂解，成为贫富隔绝的国家了。特朗普就任后，美国竟然如同进入两个阶级处处对立的局面。

穆雷也指出：无论哪一阶层，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每个人似乎都在追逐一个什么目标，但这个目标几乎都是远在天边。有人以为，他已经达到了目标：地位、声名和财富。但是他可能爽然若失：乐趣何在？或者会进而扪心自问：如此的付出，追求的诗这些东西，值得吗？够了吗？

匹兹堡地区的电视台，曾经有过一个极受欢迎的儿童节目：“罗杰先生的街坊”（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 ），这一节目连续上档三十三年之久 （1968–2001）。剧中角色是一只幼虎傀儡，还有罗杰先生自己和邻居女孩，以及堡垒中的国王、王后、邮差、叮当街车等等。罗杰先生教导儿童的要旨，乃是人与人之间必须和好、容忍、互尊……最重要的口号，却是“我爱你，你就是你”——亦即“你自己”才是一切的主体。这一认知教导儿童，个人乃是一切人间关系的主体，整个社会仅有许多个体，不见个体结合的各级群体。由此推演，人在群体之内应该坚持一己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我到达美国，至今已有三个世代，父子、祖孙三代人接受了罗杰先生教导的个人主义。他视为要义的人际和谐并没有出现，而他的歌词“你就是你自己”，却已是普遍的认知。

在前面一节所说，美国的中产阶层，那些存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既不能和掌握政治和经济权柄的高阶“婆罗门”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芸芸大众彼此沟通。另一方面，那些劳工年老、失业，他们的后代无法和“机器人”抗争：这一个阶层的许多人，将长期滞留在穷困，心存愤懑不平。他们生活还靠社会福利救济，社会福利的国家又必须经由竞争，从别处掠夺资源，才能供养庞大的无业人口。则地区与地区之间，又何来平等？

总结言之，今日美国社会，每一群体都争取平等，于是社会被切割为许多群体：性别之内，又有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其他”；少数族群又分割为非裔、拉裔、亚裔、混合后裔等等；当然，按照收入又分割为：富人、中产上层、中产下层、贫困人口等等。有的人可以有机会离开自己的族群，进入中产或是高收入阶层。

更不公平者，弱势族群如非裔人口，从黑人的解放运动开始，将近两百年了，从民权运动到今天也已经六十年了，他们的境遇始终无法改进。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目标，使他们很难得和其他族群竞争。拉丁语系丁新移民也是居于弱势，特朗普政权正在尽力驱逐他们出境，或者拒绝他们入境。

那些被政客操弄的弱势白人，他们固执地坚信，上个世纪的美国，已是最好的状态，我们不能失落如此美好的世界。现在我们选出来的这位总统，就是这一群人之一员，他坚持要重新争回“美国最好”。他们不能理解：这一个世纪来，全世界经济交流、文化混同的后果，任何地方不能回到过去。未来如何？是要大家共同筹划，共同努力，尽力做到和平的共存。尤其可怜者，则是最具劣势的非裔族群：民权运动已经进行一甲子，竟然还没有达到期待的目标。悲观的推测，这些非裔族群的大部份，也许永无脱离苦海的一日了。

前面所说派克与穆雷的两本书，所揭示的现象是：今日的美国正在裂解过程之中。如果情况属实，岂不令人叹息！幸而，美国有强劲的文化传统，美国曾经屡次经历变化带来的失调，也常常能够从调整中再获生机。前文所说，今日美国因为原有社群纷纷解体，个别的个人无所依傍；也因为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不能在已经改变的大环境相配合，才出现面临解体的症状。我们虔诚期望美国能“穷则变”，也许在日暮途穷之时，凭借众人努力竟能找到新出路。

现在，已有人看到重组美国的方案：今年（2018 年）美国国庆前后，《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杂志》分别报导，两个地方社区分别出现地方人士，也就是一些普通市民站出来协力合作，推动重组社群，挽救经济颓势。这两处社区一处是宾州东部小城兰开斯特, 另一处是加州洛杉矶的长滩。前者只是一个人口五六万的小城，近二三十年来经济衰退。最近数年，有六位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劝说邻居彼此合作，组织各种团体，利用本地资源合作经营事业。例如几位小商家与附近农场合作，通过网络经销其农产品，供应本市消费——如此则省略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许多类似的计划，结合为该城的本地网络，重建了地方性的共同体。(“Where American Politics Can Still Work:From the Bottom Up” NYTimes,2018,7,3)

洛杉矶是大城市，各种产业主观撑持该地经济。不过，长滩地区的波音工厂迁移，本地颇多失业的技术人员。当地有一些社工人士，设法将散户的专业技工组织为专业劳工服务组合(WeWork)，由此他们可以承揽个别散户无法承担的工作。如此，长滩地区出现了新型的社群，散户技工有了相呴相濡的共同体。(“How Can Cities Succeed in the 21stCentury? Focus on Community.” Atlantic,2018,July.)

匹兹堡也有类似的现象：自从钢铁业衰退，一群社工人士从工运转移工作方向，组织了“城市社团联合组织”（Urban  Coalition），推动匹兹堡的都市建设：他们帮助失业劳工转移为技术工人的服务组合，因应市政或市民私家的需要，承包有待进行的工作。这一组织也推动发展本城艺术家，参加本市美化环境的工作。匹兹堡有许多小型剧场经常演出，由此培训青年演艺人员，也因此吸引了电影业者在本地摄影棚拍摄场景。最近，匹兹堡的中、青年民主党员与地方的服务团体合作，推举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活动。目前已有数人脱颖而出，以政坛新秀的身份取代当地政治世家的候选人，角逐期中选举的国会议员席次。

凡此，都可看到美国社会，重组新阶段共同体的努力。美国，由此可见，仍然拥有强劲的潜在能量，可以峰回路转，不断更新——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