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上海女性怎样扮演母亲的角色_风闻

文：王书吟

国民母亲担重任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严父慈母”是理想的教养模板，母亲多承担哺育的责任，管教则往往归于父亲，加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母亲的文化素养并不是考量女性的重点。然而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使“慈母”这一传统女性形象被“国民母亲”所代替。

晚清精英男性创办的刊物《女界钟》称妇女为“国民之母”，身担养成国民品性的重责，国家兴亡“匹妇亦有责”，这一职责是爱国救世的公德，而非守身如玉、相夫教子的私德。女性生育的目的不单意味着家族香火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健全的小国民，使我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898年梁启超发表《倡设女学堂启》中就提到兴办女学可以达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的目的，将女学作为保种保国的前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在这一言论风潮下，1907年清廷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女子公立学校，并提出了“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的口号。这种观念不仅承接明清时期女学的传统，又适应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目的，因而得到官民响应，一时间私立女校不断涌现，甚至出现官民争相送女子出洋学习师范的现象，女子教育规模由点到面，蔚然成风。无论是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还是开明绅士开办的务本女塾，抑或是官方钦定的女子师范学堂，在开设物理、数学、化学等西式科学之外，均设有家政或育儿学，旨在女子学成后进入蒙养院或各级学堂做女教师和保姆。

虽然新女学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钳制，但也因工具化女性而遭到知识女性的抵制。时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的吕碧城就认为养育子女本就是女性天职，比天职更为重要的是女性自身成为国民的一分子，这类“乳媪学堂”只不过是“制造奴隶之学堂”，“国民之母”不过是“乳媪及保姆”。吕碧城敏锐地指出男性对女性提出的“国民之母”不过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工具论在近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变体而已，与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和女性权利的获得根本毫无关联。无论如何，女性凭借着“母亲”这一身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机会，可谓近代女性解放的一大进步。

吕碧城（1883—1943）

家事职业两不误

随着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舆论的开放，从事社会事业与职业工作的女性比率与范围大大增加，这些受过良好新式教育的妇女脱颖而出，男性也希望自己未来的配偶分担经济压力，同时要求负担“服务社会兼理家”的双重责任。妇女家事职业两不误的心态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观念。

对于没有结婚和生育的女性来说，她们在工作上的精力和时间和男性较为平等，一旦这些女性做了母亲就不那么轻松了。家庭与职业的激烈碰撞不仅消弭了妇女职业思潮中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也使得妇女从此不得不面对职业与家事的双重负担或两难抉择。事实上，新增一个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女性要肩负起工作、家务、育儿三重压力，育儿甚至比其他两者更为费时费力，因此如何调试新母亲与幼儿的教育关系成了重要的时代议题。虽然在193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家庭教育本身也是一门间接职业，鼓励女性将“妻职母职发扬光大”，政府应当予以补贴，但主流观念还是将养育幼儿当作女性的天职。城市一般家庭的女性雇不起保姆，小家庭又缺乏长辈帮衬，因生育放弃工作的女性并不在少数。

如果说知识女性还能够将辞职的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那么底层妇女就必须毫无退路地承担三座大山的全部重压。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迫使她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工作与家庭间疲于奔命。在左翼作家和女性主义者的笔下，常常能看到在家庭和工厂间疲于奔波的女工，她们四点起床料理完家事后匆匆赶去工厂，忙到九点才能下工。回到家意味着一个新的战场：“婴孩在啼哭，甚至涂得满身的屎尿，忙着给婴孩洗涤、喂乳、烧晚饭、洗澡，吃过晚饭，又要洗衣服、做针线，像这一类的琐碎例事，每天总要忙到很晚，才得睡觉。睡下去身旁左右是孩子，你吵他闹，喂乳、拉尿，整夜难得安眠，翌晨三四点钟，又须起身。”母亲成为最辛苦的职业，随着生育的持续，就这样循环往复，“决无安闲希望”。

丰子恺作品：《三年前的花瓣》《糖汤》《初步》

紧跟潮流学新知

随着学科分工的专业化以及育儿专家的出现，专业的育儿报刊和书籍以其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态度迅速赢得母亲们的青睐，并因此流行开来。翻开这些杂志，就会发现做一名社会期待的模范母亲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首先，要具备数学、化学、物理、生理学等等一系列科学常识，在了解婴儿生理特征与发育变化的基础上，用复杂的公式精心计算出婴儿身高、体重、胸围等等的“生长指标”；其次，掌握营养学知识，懂得区分维生素A到E的功能，并迅速在一堆食物中快速分辨出含钙量最高而灰分较少的品种，在众多的广告和医师推荐中挑选最合适的新鲜牛奶和奶粉；同时还要具备西医常识，了解发热、贫血、痉挛、百日咳等一系列常见病症和预防措施，不至于在孩子急病时手忙脚乱；最重要的一点，是母亲要亲力亲为，日常照料绝不该假手于奶妈和保姆。通过灌输科学知识以及养育实践中的操作技巧，用新学说将妇女“从牙齿武装到脚底”，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母亲。

科学育儿导致科学话语占主导地位，传统养育知识被贬抑，从祖辈处习得的经验全部被废弃，新母亲只能够转投权威晋升的育儿专家的怀抱，但有时科学经验并不符合实际。民国上海女作家苏青就抱怨自己按照西方育儿常识的规定严格按照每隔两三小时喂奶，结果孩子因肚子饿“哭声愈来愈高，昼夜不停”，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在仆妇王妈的劝说下将科学授乳间隔时间“打了七折”，这才止住孩子哭声。在喂养第二个孩子时，苏青按照西医的嘱托每天都要吃牛奶、鸡蛋、鱼肝油这些近乎奢侈的补品，此外还根据中医所说额外添加红枣汤、桂圆汤、胡桃茶、参须汁等补汤。结果，孩子吃得太多太杂导致便秘，又请外国医生来给她看病，折腾一圈孩子反而瘦弱了。

学习一套全新的科学系统已属不易，科学常识还时时更新，令许多母亲不知所措。《妇女杂志》中收录的一封读者来信就表达这种焦虑感：面对五花八门的育儿学说，这位新母亲学也学不过来，还没弄明白一种，新一种又流行起来，“德国、日本、美国的还没学完，又来了苏联的，真不知该听哪一种了”。这些由男性精英操控的育儿文本挟科学话语和民族主义而来，与社会所讨论的强国保种、全盘西化、扬弃旧传统等宏大议题相契合，生硬的理论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日常经验，过分趋新导致与本土育儿实践分离，乱花渐欲迷人眼，反而给母亲们造成困惑，新母亲们在新旧中西之间上下求索，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孩子的养育方式。

“首都第二届婴儿健康比赛”，图为一岁组第一名何洁苑小朋友和母亲（《良友》，1930年6月刊）

不能输在起跑线

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因而西学早教这一新兴的教育风潮注定只能为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所享受。如果一个母亲能够和宋氏三姐妹的母亲一样，教孩子们掌握数学、基督教教义、弹奏西洋乐器和美式烹调，那么她就是这个时代的最佳母亲。

除了上层家庭的示范作用，大众媒介也是传递模范妈妈形象的重要渠道。这些新学说对传统家庭教育方式采取了完全抛弃的态度，各式外国幼儿教育法被作为先进和科学的新知识引入介绍。虽然各说颇有抵牾之处，究其本质，都针对传统母子关系中上下层的隶属关系予以批评。和社会的其他层面的问题一样，新式教育家们为育儿开出了“民主、平等”的药方，在颠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同时将母亲置于家庭中心地位。围绕着新的核心关系，家庭教育的主角让渡于母亲，而母子的关系的要义在于互相的尊重与平等，保护幼儿好奇心的萌发，赞美而不是呵斥幼儿，多带幼儿参加各种竞赛以提高幼儿的自信心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提倡平等的育儿理论都是以儿童中心主义为视角展开论述，在承认儿童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新母亲必须抛弃以往的陈旧经验，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俗语所说的“子不教，母之过”反倒成了一种霸权话语。激进的幼教理念将教养幼儿的责任全部归之于母亲：“如果一个不具备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素养的母亲来养育子女，其结果是无法挽回的糟糕……婴幼儿到十二个月时，应当奠好训练品性的基础，自然这全部是母亲的责任。”而且这“不单是个体的影响，甚至于影响到整个国民群的体格”。这些舆论增加了近代母亲学习新知的压力，仿佛没有及时跟上最新的科学方法就是一种错误。

合格的母亲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心理和成长规律，还要考虑替孩子选择一技之长，切莫走上和国家一般落后就要挨打的老路，学好外语就是一项秘籍。开埠后外侨纷至沓来使上海渐成华洋杂居的国际都市，日益扩大的外贸和外事来往使得外语成为觅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捷径，洋务官员和开明人士因此督促子弟学习外语。于右任曾批评上海人的实用主义说：“上海人家庭中旧习惯，每教其子弟几句洋文，足以应对西方人。”在上层社会的示范作用下，中产阶级家庭开始将幼儿送入社会上开设学习英文的培训学校。这些学校鼓励学龄前儿童及早报名，宣称“颖悟幼童，半载即能通晓”。《申报》上就记载了一位洋行职员回忆母亲牵着他奔波于英文学校和弄堂之间的幼年时光。这些额外的培训班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对母亲的时间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追求近代化的焦虑使社会精英们渴望从旧的土壤中盛开出全新的花朵，培养出全新的小公民，这一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社会期望母亲成为全知全能的多面手——“摇摇篮的人——母亲，就是管理天下的人。”知识精英给广大母亲们馈赠一顶崇高的桂冠，然而背后却需承受职场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年轻的母亲们由此陷入“密集母职”的陷阱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艰辛的劳动、持续的情感以及高昂的金钱将儿童培养成社会所期望的样子。好妈妈既能做丈夫、孩子的贤妻良母，担当国家的国民之母，又要做潮流中的摩登主妇，知识全能的科学母亲，这些多元一体的形象实际是投射了男性精英对国家危机的不安和焦虑。无论放眼过去还是未来，母亲这一角色永远背负着时代的重任。

民国北平育婴堂中的育儿师（《良友》1936年5月刊）

参考文献：

柯小菁：《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1900-1937）》，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南钢：《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变迁》，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

余华林：《娜拉出走以后——论民国时期女性职业与家事问题》，《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2年，第738-7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