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关心历史，当下社会可能出了点问题_风闻

讲述 | 段志强

（看理想《全球史》系列节目转述者及撰稿人之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份《野生历史学家养成指南》，也就是一份“野生养成历史学家”的推荐入门书单。

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历史学是在各个学科里非常少见的、几乎没有自己专业术语的一门学问。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其他各种各样的学问，都有大量的专业词汇，你首先把这些专业词汇搞明白了，然后才能接着讨论问题。但是历史学好像没有。

如果有，很少的几个，也是历史学家发明来指代具体现象的。

比如说“唐宋变革”，这就是说的一个具体的事，不能用在别处，所以历史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建筑在常识基础上的学问。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的人，我们是现在的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过去的人。

过去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常识或者是按社会一般逻辑来生活的，那么我也按一般逻辑来推导，也许就能得出结论，对吧？

我偶尔开玩笑说，有时候看见很多历史作品，对于古人求之过深，过去的人好像想很多，对于社会各个部门的运行，对于历史大事好像都掌握得门儿清，把他们说的头头是道，但可能不见得。

古人最大的问题是，古人没有读过博士学位，它不是按现在的博士、教授、学者们的思维逻辑去考虑问题的，可能更多地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所塑造的那种思维方式来想问题，是按那个时代的常识来想问题的。

这是一方面，好像历史学没有什么门槛。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在大街上碰见个人，一问一说学历史的，马上就对我说“我也喜欢学历史，我儿子也很喜欢历史”（段老师：嗯？好像有点占我便宜）。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也好，特别是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历史的发言，经常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

有个很难听的词，叫“历史发明家”。但是有时候，又有很多没有受过学院训练的人在鄙视专业的历史学家。

比如说在大学里面经历都很单纯，你让他去想象宫廷斗争之类的，有时候想象力可能受限制，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抨击。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民科”这种说法的，但是总归社会上好像也有这样一种认识。

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不管哪个学科，我想都会有过同样的经历——经常会有人让你开入门书。

对于历史来说，有两种或者有两类入门书：一类是历史的入门书，一类是历史学的入门书。

什么意思呢？历史的入门书，也许你看了之后，对整个历史，或者你感兴趣的那段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好像看完之后入门了，然后可以继续深入了，这是历史的入门书。

历史学的入门书，是让你了解历史学家是怎么工作的。历史学家是怎么样把那些历史知识从过去大量的、杂乱的、真伪掺杂的史料当中抽离出来，再按照一定的逻辑把它排比出来。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历史的入门书，但是不太关心历史学的入门书，当然也很正常。对于哪门学科究竟它知识生产的机制是什么，不关心，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也觉得，不论你是真的对历史感兴趣，还是你就看看消遣，就玩一下，这个都很好。

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人对历史感兴趣。一个社会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关心历史，这说明这个社会一定出了一些问题。

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现在，关心的是未来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而不是过去。

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想学历史，而且对各种各样历史的记载也好，各种各样历史的说法也好，特别是各种矛盾的说法有所疑惑，又对历史有好奇心，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历史学的入门书。

我推荐给大家以下几本历史学的入门书。

1.

如何做历史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第一本是罗尔纲教授的《师门五年记》。

这本书很有名。这本书讲的什么？罗尔纲教授，本来是广西贵县人，一二十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参加各种社会运动，那个时候搞革命是一种时髦。

后来他到上海来读书，到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国公学的校长就是胡适。他成绩不错，胡适注意到他。他毕业之后没地方去，然后又想做历史研究，就给胡适写信，问校长有没有什么办法？

胡适就请罗尔纲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一是教他自己两个儿子读书，二是整理胡适父亲的遗稿，所以等于是一个家庭教师兼私人秘书这样一件事。

后来辗转各种经历，有一段时间他离开胡适的家回到广西，后来又回来，这前后一共5年，所以叫《师门五年记》。

原本此书叫《师门辱教记》，这是学生的一种谦虚的说法，就是“我是个不成才的学生，老师教我好像对老师是一种侮辱”。

但是后来因为胡适自己把它出版，所以《师门辱教记》从胡适的角度不合适了，就改成《师门五年记》。

这个书写得非常有意思。里面讲了他在胡适家的很多经历，其中有一个片段分享给各位。

有一次罗尔纲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当时的《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上，这篇文章名字很长，叫做《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

他说清朝的士大夫喜欢讲利，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明朝士大夫好名，大家都知道，晚明士大夫的党政很厉害，大家在朝堂上整天吵来吵去。

清朝的士大夫鉴于明朝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开始改弦更张，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他说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为了磨灭汉族士大夫的志气，所以有意地实力提倡利益这样的倾向。他举出很多例子，清代的士大夫如何喜欢谈利。

这篇文章发了之后，胡适看见非常生气，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尔纲我在报纸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胡适的原话。为什么做不得呢？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

他说，你引了很多清朝士大夫的说法，清朝人他当然可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做新式史学，我们现在做新式学问，不能这样概括论断，为什么呢？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可说三分话。

这是什么意思？在中国，历史材料浩如烟海，如果你根据一些片段的、剪切来的材料，实际上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可能你任何论断都能证成。

这有时候让我想起来，我有时候会被人问说你最喜欢哪个朝代，我无言以对。

因为首先，每个朝代它的时间或短或长，但是它总归会有一段时间。

第二，一个朝代涵盖的地域也非常广。

第三，一个朝代里头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的材料实际上是相当片段的，所以有时候你笼统地说明朝人如何如何，清朝人如何，开玩笑还可以，大家日常谈一谈还可以。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严肃思考的基础。

《师门五年记》之后这两师徒后面的经历，也会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罗尔纲和胡适后面就分道扬镳。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想到的，罗尔纲留在大陆，胡适去了台湾，双方在政治上分属不同的阵营。

50年代批评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罗尔纲还写文章。相对来说，他写的较为克制，但是总归还是批判。

他批判的文章出来之后没多久，胡适就印了《师门五年记》，因为胡适不太相信罗尔纲主动会写这样的文章。这是政治方面的。

但是还有学术方面，其实罗尔纲一直没有像胡适说的那种实证主义风格走下去。胡适说的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看法，但是也不是治史圣经对吧？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

实际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理想说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做起来是非常之难的，甚至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就做不到。

如果你把视野放得稍微宏观一点，想讲一些比较超越一点的道理，更不可能了，因为宏观的事情本来就没有证据。

你又不能把历史放在实验室里让它重演一遍，所以他们两个在史学理念上，后来走得非常远。

但是问题是什么？即使两个人在学术理念上其实有那么大的差别，在政治上又有那样戏剧的或者让人唏嘘的经历，但是《师门五年记》这本书仍然让我们看到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样子。

也许中间会有很多不和谐的东西，但是只要是大家努力，大家思路比较清晰，仍然可以把它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健的轨道上。

2.

如何做历史学：专业学者比较知道历史的边界

第二本是《治史三书》。

本书作者是**严耕望先生，可以说，他是符合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形象的。**一生埋首故纸堆，做非常严谨的考证工夫。

他的名作《唐代交通图考》写了40年，写了200万字，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经典级的、碾压级的著作。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的学者。

《治史三书》，读者面非常广，我想所有历史系的大一新生，大概都被老师要求过，读《治史三书》。

《治史三书》有三本，第一本叫做《治史经验谈》。第二本是《治史经验谈》的续篇，叫做《治史答问》。第三本叫做《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治史三书》内容很广泛，在此只能选取片段分享。

书刚开始就谈研究历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其中第一条叫做**“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就是说，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专业可以深入下去的领域，但是你不能只盯着那个领域，因为只盯着这个领域，可能你自己领域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做好。

因为历史本身都是打通的。如果你懂一点其他领域的知识，肯定对你的专业的研究也会有很大帮助。

他举了一个例子，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爱说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后来又从思想方面来解释，说是当时大一统观念已经形成了，所以本来人心思定，就是要统一的。

这些当然可能都不错，但是他说，另外还有好些原因，比方说秦国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东方的步兵对抗不了秦国的骑兵。

到战国后期，唯一能和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为什么？因为赵国它有山西北部的地方也产马，所以赵国也有骑兵。

秦赵长平之战以后，赵国失败，东方各国就已经精神崩溃。秦国实际上掌握了当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个是以前人不太注意到，但是今天如果用一个博通的观念来看，你会了解到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如果你是我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的听众，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第二季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马作为一个战争物资，对整个全球历史的作用都非常大——它使得整个欧亚大草原成为一个可以快速移动的区域。

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黑海里海这一片地方都是大草原，上面跑的都是游牧民，他们都是骑马，所以非常快。快速的移动性对整个历史来说，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他还讲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寻找历史真相下断语的时候，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但是要说某个时代没有什么事就很难。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你也未必都看到。

这一段话我觉得所有学历史的和有志于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看一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对历史恐怕首先得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知道的很少。

如果把你真的丢回到历史时代，可能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远远超出你原来的理解，超出你的想象。

如果说在专业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想有一条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专业的研究者比较知道知识的边界——哪些事情是我知道的，哪些事情我不知道。

凡是说得言之凿凿，所有的事情都成竹在胸似的，好像往往会有点问题。

实际上你看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往往会看到哪些地方还缺乏材料做进一步的探讨，哪些地方现在有几种说法还不能判断。

这种论述当然到处都是了，但是你看一个业余的著作，也许这种说法比较少，所以历史学家是比较容易对过去保持谦卑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知道面对庞大的历史和庞大的史料的时候，个人的能力非常渺小。

以前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比如说研究某个断代，如果你一生足够勤奋的话，那么研究唐代的历史，大概可以把唐代之前的所有的材料都看一遍，这是说的“一生”。现在也不一定，因为不停地有新的简牍，新材料出现。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书？

严耕望作为一个经历比较丰富的学者，他有一些讲的不但是如何研究历史，实际上也是如何成为一名学者，或者如何有志于成为一个比较专心的人。

现在专心变成一种稀缺的素质了，对吧？我也不专心，这也是自我批评。但是他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如果你看了之后，可能也会有触动。

比如，他说，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是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作大问题，但是不得已可以大题小做。

这个其实不单是学术，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生涯所有的事情，事业也好，学习也好，其他东西也好，我想这句话大概都是金玉良言。

金玉良言很多，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最是金玉良言的：

写作是很重要，假若有人非常恬静、有学问，并不想发表为人知，那么他就可以只研究问题，不必写作了。我想此大不然。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

我知道每个人不管是要写论文也好，还是写文也好，脑子里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火花，但是如果只沉浸在美妙的火花当中就完了。

如果不动笔把它写下来，这个火花永远是火花。火花是最容易熄灭的。

平时找材料，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你要到写作的时候，各种矛盾、各种缺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这条论断才站得住，否则只能算是个人看法，算不上成熟的学问。

千万别有拖延症，千万养成写作的习惯，哪怕你写片段。

除此之外，金玉良言还有这么一句，他说，有两条应该可以做到的，叫做**“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这好像是他的座右铭，因为在这本书的扉页里就印了这句话。

现在好像搞反了，生活随时努力，工作随遇而安。

3.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下一本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但是我们要读的是它的一个附录，大名鼎鼎的《新史学》，作于1902年。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之后，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完全不一样。

看理想有一个节目叫《开学七问》，其中有“一问”是我讲的，就是“学历史能避免我们重复历史的错误吗？”

里面我引了一个历史学家布洛克的说法：**历史学看上去很古老，其实它是一个新兴学科，历史学还处于他的童年。**这个讲的就是“新史学”。

我上高中的时候，历史书都还介绍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四点批评，不知道现在的中学历史教材还是不是这样说？这四条非常有名，我想有必要再念一下。

他说，过去的历史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开具了4条。

第一条叫做**“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条好像现在还管用。

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知有国家，不知有社会”，我们不能展开了吧。

第二条，叫做**“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过去的历史，《二十四史》等等各种各样的传记都是一个个的人，但是很少有描绘一整个群体 —— 一个阶层也好，一个阶级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性别也好，很少有描述这个群体的文字，对吧？这是现在新史学所关心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有点相反，某种程度上好像又变成了只有群体，没有个人——这是在专业领域。在爱好者领域，好像还是“只有个人不知有群体”比较严重一点。

第三条，“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这一条很重要。

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历史不关心今天，不知道历史怎么样，要为今天带来一些帮助，或者对今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对现实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但是你如果把它理解成治国大纲，把所有的历史都搞成《资治通鉴》，这样恐怕用处有限，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资被治通鉴”。

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医疗的——现在医疗变得非常重要了——都可以对现在起到很多警醒或者是提醒的地方。

第四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过去的历史只关心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不太关心整体的精神。

比如说人，也许你关心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但是你不关心他的精神，如果只把这些骨头、肌肉、眼睛、各种器官集合起来，这是不是个人呢？这不是个人，这是个肉体，没有精神。

**但是现在的史学是不是有点过于强调精神了？过于强调巨大的实体，**不管是国家也好，不管是社会也好，不管是民族也好什么的，它的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反而对事实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

如果说历史学家有一技之长，有一点点本事的话，（那就是）追踪事实，事实究竟是怎么样。至于说事实清楚了之后，在这些事实上提出一些比较宏观的看法，不一定需要历史学家，也许哲学家会做得更好。

这是梁启超当年对旧史学的一些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虽然新史学这么多年，但是有的情况好像仍然存在，但是有的情况好像正好反过来了。

4.

现代社会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

甄别信息的成本却大大提高

这一本书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提到的，傅斯年先生写的《史料论略》，是他当年在大学里讲课的讲义。

上次说了，傅斯年关于史料有个名言，我这次再把它念一遍。

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网上得到信息的方式、总量，还有得到信息之后的感想是什么？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社会跟过去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现代社会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甄别信息的成本大大升高了。

你想得到信息太容易了，一大堆乌泱泱地都来了，但是你要在这一大堆信息当中挑出可靠的可信的，就要费很大功夫，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怎么办？这个是我今天要说的主旨。主旨是什么呢？对于今天信息泛滥的时代，专业的历史学，有什么用？

第一条，讲的是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

没有经过人修改的，就是直接史料，经过人编辑修改的，间接史料。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网上得到的信息，大概还是间接史料比较多。经过剪辑的，那就变成被加工的东西了。当然直接史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信的，间接史料容易被人更改或者加减。当然也有例外，暂不展开。

第二，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

是不是官方史料一定比民间史料可信或不可信？地理、制度这些有档案可查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幕，有些官方不能说，但是私人可以说，所以也许在这方面私人史料比较见长，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官家的记载失之于讳，就是忌讳的讳，有很多不能说；私家的史料失之于诬，有时候会瞎编。

这“讳”和“诬”，我们现在网络上见得简直不要太多了，整个网络信息都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讳和诬。

第三，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

现在也是很有用的。他说，大致说起来外国或者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但是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忌讳。

第四，近人的记载与远人的记载。

就是比较接近时代的记载和离得比较远的记载。大致上来说，当然离得比较近的人的记载比较可信，但是也有例外，离得近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也有很多事不说，但是可能离得远的人就把它讲出来。

第五，不经意的记载和经意的记载。

有些文献是刻意写出来的，但是文献里头有时候刚好提到另外的事情。他刻意所要表达的东西，也许会加工，也许会歪曲，但是他不经意表达出来的东西反而可能会表达真实情况。

第六，本事与旁涉。

本来是讲这个事，但是有一些用其他的材料来证明这件事的。

第七，直说和隐喻。

有些话是直说，有些话不能直说，他旁敲侧击。

我有一门研究生课叫“明清史基本文献”，讲的就是这些文献的事情，今天还引到一个例子，就是顾炎武。

因为顾炎武是明朝的遗民，在清朝早期，他是一个政治上不太合作的人，他有很多骂清朝统治者的话，但是他又不能直说。怎么办？他在他诗里头就发明了一套密码系统，把这个字会有规律的转换成另外一个字。

比如说“胡人”，比如“夷狄”的“夷”，他就有规律地转化成另外一个字。

到了很晚，几十年前，有一位海外的文学史家潘重规先生，终于破解了他这套密码系统，然后写了一本书叫《亭林诗考索》，终于把他的这些大家看不明白的字给翻译过来了。

你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火星文嘛。那个时候他如果知道我们现在这一套，当然他会更开心的。

5.

“勿信人之言、人实诓汝”

这一本比较严肃，严肃中的严肃——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

什么叫“史源学”？当你看到一段史料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怎么知道的？这个作者是从哪知道这件事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来说，你要甄别信息，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从哪得到的消息”？

接着书里说到，你看他的消息来源，那个消息来源又引了一个，你还要追他的消息来源是什么？追来追去，也许发现是一个不靠谱的消息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甄别信息的能力和甄别信息的成本非常高。

陈垣先生这也是讲义。“史源学实习”这门课的《课程说明》，有一句是金句，如果在整个历史学当中挑一句金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一句。

**他说考寻史源，找史料的源头，有一句金言——“勿信人之言、人实诓汝”。**不要相信人家说的，人家都是骗你的。

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首先要有一种怀疑的精神。

当然了，“人实诓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恶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也许是来自官方的，也许是来自私人的，也许有利益关系的，也许没有利益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后面他在史源学实习课上第一次课就讲了，他说天下学问甚多，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然后史源学皆求其根源，俗云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大概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严肃的看法的话，真的要决定你的立场的话，恐怕你对信息的来源要有一个严肃的考证的态度。

​

6.

进步的观点是怎么来的？

不同的观点碰撞出来的

下一本是《历史学家的技艺》。

刚才讲的都是中国学者，这是一个外国学者。这个作者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叫马克·布洛克（也译作布洛赫），这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

如果说对现代历史学新史学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肯定就是年鉴学派。布洛克就是年鉴学派的主将之一。

如果你想了解年鉴学派，除了看年鉴学派自己的书，比如说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还可以看下面一本要介绍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第一章就讲年鉴学派。

布洛克是个很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关心现实的历史学家。最后赶上二战，因为他是法国人，同时又是犹太人，所以他在二战当中的遭遇非常凄惨。

最后他参加了游击队，参加了抵抗组织，在法国解放前夕被德国人杀害了，所以他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一座精神丰碑。

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念一下它的开头。

“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几年前一个小男孩靠在我身边，向他的历史学家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希望在这本即将问世的书中作出回答，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这也是灵魂拷问，对吧？

然后他说：在我看来，对一个作者的无上赞扬，莫过于说他能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就是小学生——他能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述说。

这句话激励了无数历史学家，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达到他的标准，就是用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诉说。

刚才我说历史学家没有自己的专业术语。什么是专业术语呢？“学术黑话”。

因为黑话的本质就是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能听懂，出了这个圈就听不懂了，这就是黑话。

专业术语也是这样，但是历史学仍然非常努力想把自己打扮成靠各种各样客观的证据建立起来的一门学问。所以向学童讲历史是很容易的，但是向学童和学者用同样的语言讲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这档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也有一个目标：能不能在保持专业水准的前提下，让大众也觉得得到了知识上、审美上和消遣上，多方面的收获。

对于一个专业学者来说，质疑和自我质疑是自己进步的唯一途径。你在不断地质疑过去的学者，质疑别的学者。他说的究竟对不对？

当然质疑不是吵架，不是抬杠。同时你也不断的在自我质疑，我这个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什么错了？或者是说我过去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不是不太对？

有一位去世不久的著名历史学家叫李学勤先生，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我以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上过他的课，他讲青铜器，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举出他以前说错了的例子：我要跟你们说，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发现我说错了，为什么错？现在为什么这样对？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学者。你听到他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当然首先学到知识，但是其实你理解到一种学者人格究竟是什么样？

一个学者人格不是夸夸其谈，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认为“我”说的话就是权威，但凡谁质疑我就跟谁干仗。不是如此。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对自己的结论，始终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谦卑的态度。**因为知识总归是往前进展的，你的理解很大概率将来会被人刷新。

学术期刊上发的文章，如果没有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补正，没有人会发表你的文章的。

我觉得学术精神虽然是象牙塔里头一些自己人关起门来自己玩的，但是，是不是对我们社会舆论也有一点帮助？就是说，实际上别人质疑你的观点是很正常的，不但是很正常，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你成长，对吧？

正确的观点是靠什么产生出来的？最后引领社会进步的观点是怎么来的？是靠不同的观点碰撞出来的。

所以，不要怕撞——也不要怕被撞。

布洛克提到历史学当中存在着一种误区，叫什么呢？起源的偶像。

什么叫做起源的偶像呢？总是想追溯一个东西的源头在哪。

往小了说，一个现象，一个物品，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谈的，我们现在坐的椅子是从哪来的？我们现在吃的什么饭是从哪来的？往大了说，也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如果你执着于一个起源神话，那么你的倾向就是拼命的往前追，追得越早越好。

追得越早越好，有没有价值呢？“对于大部分历史事实来说，甚至连起始点这个概念本身都是模糊的。”到底是什么叫做开始？都是模糊的。

而且起源是不是意味着原因呢？起源只是在时间比较靠前而已。最后他这段话有点难，大家耐心听，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也没关系。他说：

“过去之所以被刻意地运用于对现在的解释，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论证现在的合理性或谴责它。因此在很多情形下，起源的幽灵可能只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另一个邪恶敌人的变体。这个敌人，就是价值判断的怪癖。”

价值判断，要说现在社会哪个好哪个不好，然后把这些价值倒推回去。

追溯历史起源的神话，为什么有问题？因为即使你能追溯，比如说我的祖先是二里头，但造成我今天是我的原因，二里头的因素可能只占非常小、几乎微不足道的比例，更多的原因是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形成的。

所以他说对一个历史现象的完满解释，绝不可离开对其所处的特定时刻的研究。

实际上历史是研究一个过程的学问，大家明白吗？既然是过程，这个过程肯定是变动的。它这个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历史学就是研究变动不居的东西，研究一个时间段呈现出来的流动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