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疫情过后即将到来的全球新格局，浅谈儒法之争！_风闻

中国两千年前的古典哲学，是我们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其中儒家和法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斗争，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1-儒家保守，希望回到西周时代的封建礼法社会。虽说倡导封建，但其思想是为大一统的天子统治准备的，以停滞的眼光看世界，倡导仁义道德的王道治天下，以求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序。儒家在汉代以后被独尊，其实就是顺应了统治者对大一统集权专制的需求。

2-但是，儒家的思想并不适合竞争状态的诸侯国。春秋战国时代是各国攻伐不断、高度竞争的时代，仁义道德就一文不值了，急需的是竞争之道。此时，法家倡导的严刑峻法、编户齐民、高度管制、军功KPI等法家思想，则大受欢迎。东方发达的齐、燕、魏、韩、赵等五国认为自己还有王道文明的优越感，对法家改革的接受还半推半就，尤其齐国简直就是不思进取、关门过好日子。反观被讥笑野蛮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全盘接受法家模式，并由范睢、韩非、李斯等不断深化完善，迅速崛起，以至于吞六国而一统天下，此法家的功劳啊！

3-自汉代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法家迅速式微。而以后，儒家大致垄断了中国历史两千年，这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求。法家是能人政治，讲求把国民经济和社会户口进行高度管制化，有利于对外竞争，但也容易产生分裂和动荡。

儒家政治以德治国，用贤人，讲仁义道德行，治国用兵却无能，扬文抑武，不易反叛分裂。绝对的垄断，压制工商和创新创造，也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中国两千年皇朝集权时代，虽有分裂竞争，终不是主流，甚至少有的几个改革变法，都归于失败，这也是长期的儒家思维使然。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儒家长期教育，产生大一统的天下思维，至今还是中国人文化思维的主流。

4-长期的儒家教育，以至于“大一统的天下思维”仍是我们当前的主流价值观。中国历史上“天下思维”的模式是内紧外松，对内严酷控制，对外仁厚施舍。这与中国人近现代对外国人至今昌盛的“超国民待遇”现象相符合。但这种“天下思维”阻碍了我们去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阻碍了我们更进一步的蓝图规划。因为当前的我们已经不是面临的一个大一统的天下了，我们仅仅是春秋列国中的一员而已，更何况当前的世界各国又与春秋列国的境况不同：当年列国有着相同的血缘、文化和价值观，而今天，世界各国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也不再是天子之国了。所以，我们的制定全球战略，必须先改变思维了。当今世界各国关系的本质就是竞争，强权即真理，和我们的儒家仁义道德思维毫不相符合。其实当前，正是法家思维大有作为之时。所以，为了竞争和复兴大业，治国必从法家，对外必效秦汉，唯《韩非子》是从。

5-现在谈法家，很容易把法家和法治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完全不同，天差地别的。

（1）战国时代的法家，是国家间竞争的需要。依靠国家暴力强制推行，高度管制社会和经济资源，获得强有力的动员、组织力，从而获得对外竞争的优势。

（2）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是工商业发展必须的条件，讲求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以确保信用契约的有效进行，保护竞争促进经济。

（3）法家治国，就像紧绷的弓箭，高度集中精力，随时准备射向敌人。其实就是现代的战时体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社会总动员状态。古代的秦、隋代，当代的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是偏重于这种体制。缺点是，不长久，国民不能坚持，容易造成民愤。而且经济因缺乏竞争，导致停滞。

（4）工业化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依靠市场经济来促进竞争，而市场经济的有效前提就是法治。所以二者是两码事，甚至很多时候是相对的；

（5）汉代之所以强，是经济上采用老庄之术，休养生息，而军事上仍然采用战国法家的全民皆兵的动员模式。后期财政吃紧，桑弘羊等又恢复法家经济管制模式，以至于有了著名的“盐铁论“。

6-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模式之后，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皇朝时代，就一直奉儒家思想为最高意识形态和治理法则。但是儒家思想适合于封建制，并不适合搞大一统的集权专制，适合做人而并不适合做事，所以不得已仍须使用法家的手段治理国家，并美其名曰“内儒外法”。内儒外法的政治就是“四不像”，法家的效率被道德所掣肘，儒家的仁义思想是违反“生物本性原理”的，是反自然的，和法家手段搅到一起，结果就是超级保守和腐败，以至于停滞不前两千年。

7-到了近代中国，儒家思想，因为被侵略屠杀的苦难和屈辱，而倍遭责难，以至于产生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其实，儒家思想没有错，只是被统治精英给“独尊了”，成了打压任何思想竞争的工具。但五四精英并没有走出儒家思维的束缚，他们只不过用新的道德打倒旧的道德，甚至把西方的成功理解为“自由民主”的新道德。其实人家那里奉行的是赤裸裸的竞争主义精神，“优胜劣汰”，仁义道德，一文不值!

五四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精英的儒家思维，以至于民国产生了一大群装逼摆谱的所谓大师，却连一吨合格的钢铁也炼不出来。中日差距急剧扩大，以至于工业日本以绝对优势侵杀农业中国，我们差一点亡国灭种，教训深刻啊！

8-儒法之争的最后荣光，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连冯友兰也写了批判文章，梁簌溟是唯一敢反对的硬骨头。其实老百姓怎么也搞不明白，林副统帅怎么能和两千五百年前的孔老二勾结一起搞坏事。

但是法家的缺陷也显露出来。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治理，其实就是“国民总动员”的战时模式，是依靠高度的社会管制和组织的动员力，来把社会各种资源都用来对外战争，并以严厉的奖罚来驱动。这种模式就好比把全社会都变成一张搭箭拉紧的弓，随时对外攻击。其势必不长久啊！秦朝一统天下后，法制不改，则国民疲敝而怨恨涨满，以致于溃败倒毙。隋朝如此，二战快结束时的丘吉尔下台，是如此，苏联倒闭也是如此。所以批林批孔运动的儒法之争，也是那时候上层矛盾的激化。

中国非常幸运的是，有了一个千古最伟大的改革家，出来拨乱反正，和平扭转了局势，迅速走向改革开放，也就无所谓“儒法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