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内地生“心酸”的一年：黑衣人破坏加上疫情影响，在学校都没读上几天书_风闻

来源：上观新闻  2020-5-8

“我是不是特别倒霉呀？在香港这一年过得可真心酸。”微信电话的那端，90后上海女孩晓君自嘲道。去年，她进入香港城市大学传播与新媒体学院攻读研究生。谁知道憧憬中的校园生活与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先是遇上修例风波，后来又碰到新冠疫情，还没安安心心地在香港学校读几天书，就开始写论文、打包行李准备回家。

学制短、费用低、离家近，再加上东西文化交融，长期以来，去香港读研究生甚至留在当地工作，成了像晓君这样内地生的理想选择。然而，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及经济形势变化，走这条路似乎不再那么理所当然，“我身边内地同学很多去对面深圳工作，留下来的只有一两个。”

“算不算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是来读书的，怎么变成逃难的了？”时至今日，晓君依然忘不了去年11月逃离香港时的那一幕。“那天（12日）晚上9点决定走，（13日）凌晨1点整理好行李，5点出发去高铁站。”不到到6点，她就来到西九龙高铁站。

眼前的画面让她震惊了，高铁站外满是在等6点车站开门的人，一脸焦虑与疲惫的样子，从装束来看是学生模样。显然和她一样，是离开香港暂避危险的内地生。购首班高铁票、出香港关、进深圳关、登车回内地，“当我踏上深圳土地那一刻，我差点就哭了出来”。

日子还要过，书还要读。今年1月中旬大学开学，晓君重回香港校园。从外表看，被黑衣人破坏的城大校园几乎恢复原样，即便有几处没修好的角落，也暂时用木板、帆布“包裹”起来，然而，细心的她还是看出一些不一样。比如，校门口悄然竖起了闸机，只有凭城大学生证才能刷开门禁，而在之前所有人都能自由进出校园。

还有，就是欲说还休的内地生与本地生关系。攻读城大传播学院研究生学位的七成是内地生，用晓君的说法，原本两地同学关系就不太亲密，如今更是难有交集，“算不算最熟悉的陌生人？”新闻学课程一定会涉及政治问题，双方说着说着就争起来，各说各的道理，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了了之。

当然，也有让她惊喜的地方。比如，不知道是不是物以稀为贵，商家对明显减少的内地人态度似乎好了一点。她去街边茶餐厅吃饭，原来老板一副“快点吃好、快点走人”的模样，如今倒也和蔼起来，放筷子勺子的声音轻了下来，还主动和晓君聊聊天，问她从哪里来，在香港过得如何之类的。

“用餐的客人少了，老板也不用那么急了。香港整体市场不好，生意做不出来。”在她看来，尽管如今香港街头标语涂鸦少了不少，但去年修例风波对香港社会、对内地与香港间关系的深层次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

“有的内地生今年就不来了”

“真是的。天灾（疫情）人祸（黑衣人破坏）我都遇上。”晓君一阵阵苦笑。

虽然不认同香港的政治氛围，但她还是比较认可当地的防疫措施。尽管1月22日本港才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但晓君1月9日刚下飞机就收到防范传单，学校门口保安测体温，电梯、楼道每天多次消毒，校内随处摆放免洗洗手液。“看到如临大敌的样子有点惊讶。”晓君承认，至少在1月下旬前，她还觉得疫情离自己很远。

转折点在今年除夕。那几天她在新加坡玩，手机上不时传来港人抢购口罩的消息，于是她特意在当地买了几盒口罩。初四回港开始，她发现情况严重起来，“两地航班忽然少了许多，机上乘客也稀稀拉拉。”原本春节假期热闹非凡的香港机场，瞬间变得冷冷清清，旅客进关需要测温，所有人都戴上口罩，而在街上有人甚至戴起了防毒面具。去年修例风波时有人用过，如今竟能继续派上用场，倒也算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坏消息还在继续。香港首例确诊病例居住在九龙黄埔，“我推开窗，就能看到那栋居民楼”。租住在红磡公寓的晓君开始怕了，从那时起她工作日只出去半天，戴口罩、护目镜、两层手套，找人少的超市买生活用品，周末去郊区爬山放松，其余时间就老老实实待在家中。

不出门就不会祸从天降？晓君想到SARS期间淘大花园出现的病毒楼内传播。尽管管理方保证这栋酒店式公寓属于新楼，不会出现类似状况。但她还是将信将疑。“也没办法，随他去吧。”

疫情发生后，学校先停课两周，之后就开始网上授课。“感觉很不一样，没有在学校读书的仪式感。”不过晓君也发现好处，网课可以回看，如果没听清老师的英语教学，可以反复听几遍。只是由于严格的检疫规定，有的内地生一个月后才到香港，还有个别人直到现在还在内地上网课。“学业都快结束了，他们可能今年就不来了，或许以后也碰不到了。”晓君有点不舍。

“我不会留在香港工作”

如今香港疫情逐步缓解，“五一”期间街头暴力再次出现。但见过去年“大场面”的晓君早已见怪不怪，“他们又闹了？好吧。闹就闹呗。只要他们不拿出枪来，我都不怕了。”只是让她遗憾的是，来港求学前，城大学姐向她推荐了不少本地小馆子，只可惜状况不断，到了现在都没去吃成。

今年9月是香港立法会选举，各方摩拳擦掌，在政治操弄下，社会撕裂只会更加严重。而对于即将结束学业的晓君而言，已经把自己从香港社会中摘了出来，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

“我不会留在香港工作。”除了并不太友好的社会环境外，香港高企的生活成本与并不明朗的未来前景，都是促使她决定离开的原因。这样的选择并非孤例。她周围的内地同学，除了一两个因为其他原因留在当地外，大多都会离开香港，其中不少人去选择对面的深圳就业，“那里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安全，而且离香港很近”。

晓君的计划则是，先抓紧现在“闷”在家的这段时间，把毕业论文完成，把该整理打包的物件准备好，下个月就回上海开始找实习。疫情让她耽误了几次实习机会，她很担心能否觅得本专业心仪的岗位：“听说新闻媒体采编岗位与企业PR职位都很紧张，是这样的吗？”

回顾香港的这一年，晓君感叹很是魔幻。“这段奇幻之旅应该会终生难忘。别人四年都遇不到的事，我们这届学生一年内都碰上了。大家自嘲不是在逃难，就是在逃难的路上。”按香港学校惯例，每年10月举行毕业典礼颁发毕业证书，这样研究生学业才算结束。“那时我一定会再去香港，要给自己这坎坷的一年作个交代。”君石说。

（按受访者要求，文中晓君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