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回忆不得不说的话（修改稿）_风闻

       关于历史回忆不得不说的话

               （修改稿）

                            2020年5月7日凌晨

      今天看到胡锡进先生的文章《今天请允许老胡为亡父哭出声》。首先我要向胡锡进先生的父亲——建国前参加解放军的老战士、长期为国家默默工作的前辈致敬，并请胡先生节哀。但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胡先生在文章说道：“1966年，我们在北京工厂区的寻常百姓之家被抄。红卫兵把我们家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扔了出来，把我的奶奶一把推到地上，骂她地主婆，奶奶坐在地上哭。这一幕是我童年最恐怖、伤心的记忆之一。一直跟儿子过的奶奶被迫从北京回河南老家，孤苦一人，她最后几年是由我的姨和舅舅们照料。这是个时代的错误，父亲无力对抗它，就在心里自责、悔恨了后半生。”

       我也曾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想说出来，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历史回忆。需要说明的是，与胡先生不同，这件事是我从长辈那里听说的，并不是亲身经历——但这并不妨碍我把自己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这同样是历史回忆。我爷爷有两个叔伯兄弟，其中一个在北京开饭馆（最初是在门头沟给人家拉煤，后来积攒了点钱，在解放前开了一个饭馆）。我爷爷在抗战前也曾跟着他这两个叔伯兄弟在北京给人家扛活，“七七事变”以后，他受不了日本人的气，又担心独自在鲁北老家的母亲，就顺着铁路跑回来了。后来，我爷爷就参加了八路军，抗美援朝后复员回乡。他这位叔伯哥哥在解放初定的成分是”个体工商业者“。公私合营以后，国家也为他安排了工作（仍然在餐饮行业）。等到1966年春夏之后，又重新划分成分，他就被划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解放初他的饭馆一共有8个雇工，但是其中有老家投靠他的亲戚。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及以上就算资本家。解放初没有把老家去的亲戚算作雇工，所以就把他划成了”个体工商业者“。      1966年又把老家去的亲戚算作雇工，所以他就被划成了”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一家（已经参加工作的孩子还留在北京）是在一个风雪之夜回到老家的——那时候没有现在通讯这么方便，但此前已经通过书信把回乡的大致日子告知了老家的人。村里人（包括我们家长辈）说起他们一家刚从北京回到老家时反复强调的就是：”你那个爷爷和他一家人，就别提穿的有多破烂了——就是电影里的杨白劳也比不上。可是，一进门，人家脱下外边的衣服，里面全是笔挺的毛料中山服。“他们一家人在我们家落脚住了几天之后，就落户在前游村（我爷爷在宋于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爷爷家老辈子就穷，一直住亲戚家。前游村是他奶奶的娘家，宋于村则是他母亲的娘家）。

       村里对他们一家人非但没有任何歧视，反而有很多照顾——这里面固然有包括我爷爷等人在内的“情面”以及乡亲们的朴实感情，但更多的是当时的政策原因。因为看过“伤痕文学”，所以我专门问过不少长辈，为什么和小说里说的完全不一样？大多数人都说不清，只是笼统地说”小说里的话能信吗？“。只有我爷爷（以及我爸爸）强调了当时政策的原因——他们两个人都当过兵，有相当的政治经验，所以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相对我爷爷和爸爸注重从不同时期的政策来解释，我姑姑和母亲这些没有多少政治理论知识的人对这位从北京来的亲戚的回忆就主要是一些生活场景。比如，因为这位从北京来的”大爷“（普通话就是伯父，是我姑姑和母亲对他的称呼，这里的”大爷“没有任何贬义或者调侃的意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生产队里只好安排他做饭、送饭这样的轻快活（当时公社的食堂已经解散，但是农忙时还是集体做饭并送到地里去，以此节省时间）。大家回忆时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这位”北京来的大爷“用自行车推着干粮，在土路上”艰难行走“最终全部撒落在地（好在是窝头这样的干粮，不影响吃），引得旁边干活的社员哈哈大笑。其实，当时别人都是用扁担挑干粮去地里的。这位”北京来的大爷“不会用扁担，而且他自己有自行车（当时可是”大件“），所以就用自行车送。即使这样，他也不擅长在生产路上走。

     实际上，在当时公社的分配制度下，加上他个人的积蓄等原因，他们一家也不在乎挣工分。所以，多年以后，大家回忆起来对他的印象就是经常骑着自行车戴着手表到处转。相对于当时的社员，这位从北京来的亲戚生活条件当然要好得多。比如他们的孩子虽然也在公社的学校上学，但穿着“一看就是城里人”。又比如，我母亲经常说起的是有一次上堰（就是参加水利工程义务劳动，一般在冬季），这位“北京来的大爷”正好碰见她，就立即到供销社为她买了一双胶皮雨鞋——这让我母亲的伙伴们羡慕的不得了。

      1972年还没有过春节，就传来消息，说是北京给他落实了政策，可以回去了。因为春节已经很近了，所以他们一家是过完春节又回北京的。这里要注意的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在政策上有了明显的调整。我爷爷这个叔伯哥哥又重新“落实政策”，阶级成分划为“个体工商业者”，不仅回到了北京，而且工作等也都得以落实。就是在他们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回乡的时候，他们已经参加工作的孩子也仍然留在北京。我也从来没有听说他们一家的财产遭到损失。

       接下来我还想说说我曾经工作过的一所学校校长的家庭历史。 1996年到2003年，我曾在一所城郊小学担任小学教师。当时我们的校长是共产党员，他妹妹也在这所学校工作，他们两人都是通过接班、招工的正式公办老师。这位校长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除了这位校长的母亲外，还有一个老婆），因为有血债而且性质恶劣所以一直被关押到死（2000年左右）。这位校长的母亲“是国民党时期迪化市长的女儿。到北京上学都是坐飞机。”（这是单位同事和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这位校长也没有否认过）解放后，这位校长的母亲和那个有血债的国民党战犯丈夫离婚，回到老家。她先是在当地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当老师，后来被认为不合适，回到了村里当小学老师。每当说起这位“国民党迪化市长女儿”，同事和村里人除了上述“坐飞机到北京上学”以外，每次一定要说到的是她临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曾经问：“是不是她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大概当时我还受“伤痕文学”影响吧。这个时候，同事中的民办老师以及村里的群众，总会说：“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这么精，哪有那么多心眼。”当时我就很是感慨——夜深人静时经常想：假如（当然仅仅是“假如”）国民党打回来了，像我这样普通共产党员的后代会是什么下场？多年以后，看张艺谋的《归来》，我已经愤怒到“心平气和”了——历史的回忆也许可以被悄悄篡改，但人民不可侮！

       当时我在的那所城郊小学，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来个老师，但这其中除了这位校长和他妹妹以外，至少（我知道的）还有一位地主的孙子（他的另一个孙子在其他乡镇中学当老师）、一位富农的儿子、一位富农的孙女——这已经占到了五分之一了，而且仅仅是我知道的——这是在距离新中国成立差不多50年（1999年）的时候一所偏僻的城郊小学。这还不说解放后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这些人中，校长因为党员和领导的身份，言行（至少我见闻的言行）是“中规中矩”的——说邓的好话，但却不说毛的坏话。有人攻击毛，他反而会强调时代的原因。而那位“地主的孙子”则是以公开攻击共产党、毛主席，吹捧美国、贬低中国作为拿手好戏——甚至在课堂上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我同事的孩子，中午在一起吃饭时，对我说“美国可厉害了，有二三十艘航母，中国什么都没有。”。我问他谁说的？这个孩子就说“数学老师说的”。这是1997年、1998年的事情。当时我就不得不经常思考“革命之后干什么”——在这所城郊小学的七年，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毛主席。

       说到这里，我大概又要“得罪”人了——但原则所在，不得不说。今天还看了宋鲁郑先生的《巴黎日记  法国队员称自己在武汉军运会上已染新冠病毒》。我和很多人一样，非常喜欢宋鲁郑老师的文章，但是宋鲁郑先生的一些观点我是无法苟同的。比如在这篇文章中他说道“当然，1949年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走向一条靠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展道路，实是偏离了马克思唯物论，特别是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妨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归。”

       对于新中国的历史、哲学上唯物主义的讨论，显然不是这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允许的。但我仍要把我的结论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宋鲁郑先生理解的“马克思唯物论”其实是机械唯物主义，甚至最大的可能是伪装成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而且是最恶劣的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如果从人家的主观愿望来说，统统说成“伪装”大概也会冤枉一些人。有人真的是故意伪装，而且还是恶意伪装，有人却在主观上不一定认识到——但从客观后果上来说，却是一样的。我这个结论大概是要受到不少人的责骂以至谩骂的。没关系，我相信历史自有公论。这些年来，我一直推荐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直努力宣传船山先生对“陆王”的批判，其原因也在于此。希望十年到二十年以后能够在全国就此展开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吧，这里只是提一句。

      回到历史回忆这个话题上来。比如说建国初期三十年尤其是1966年——1976年，普通的工农群众和干部、知识分子的回忆就不同。在干部、知识分子中，基层干部、一般知识分子和中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又有不同。当然，即使一个家庭中的人，也会因为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回忆。又比如土改，《暴风骤雨》是一些人的回忆，《软埋》是另外一些人的回忆。

      人的回忆可靠吗？集体的回忆就是可靠的吗？学过心理学或者有相当生活经验（尤其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不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无论是单个人还是集体的回忆都不是那么可靠的。这个说法和我上面说的“相信人民”、“历史自有公论”并不矛盾。（后者是从宏观的、根本的角度来说的，前者则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讲的。）其实，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他们的回忆都是可以改变、被改变的——尽管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不得不佩服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片尾不就有这个问题的艺术化表现吗？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呢？胡锡进先生仍在悲哀之中，宋鲁郑先生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学者——他的《巴黎日记》等文章仍在发挥战斗作用。为什么还要”挑剔“呢？因为原则！我想起恩格斯曾借用平行四边形原理讲过“历史合力”问题。只要向前的力量，我们都欢迎、都支持。但是，方向一定要正确，唯有如此，才能不仅保证不偏离正确的航向而陷进泥坑，而且保证形成最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