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两个问题——启蒙“是什么”和“为什么”_风闻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启蒙”作为一次“政治运动”已经封存进了历史书中，而眼前的世界是则几百年来人类对“启蒙愿景”的壮观实践和伟大成果。我们不再像当年的启蒙思想家那样面对“无人知道存在这种权利”的历史环境，而是生活在无数先辈所开创的“权利”的时代。

      然而，每当我们为社会存在的种种不义而愤愤不平时，每当我们为各种文化间的党同伐异而困惑不解时，每当我们为真真假假的两极反转而身心俱疲时，即便我们再怎么世故圆滑，也不免会问上一句：“为什么？”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对全文所指的“启蒙”进行一个界定：我们所说的“启蒙”并不是主导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侧重于德国古典哲学大家康德的启蒙（批判）思想，两者的区别曾被如此调笑：“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康德）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不过也正因康德的启蒙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的变革拉开了距离，所以它比起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来要更加深刻，在人类思想启蒙的历程中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一、什么是启蒙？

      什么是启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启蒙运动”。不过我们似乎过于关注对启蒙运动的政治评价，却对启蒙时代的思想所知甚少：启蒙？启的什么蒙？在1784年9月30日，在哥尼斯堡的一间屋子里，康德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理性时，这种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鼓起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可以说是通俗易懂，不过我们还需要对“不成熟状态”进行一点阐述。康德所说的“不成熟”，指的是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接受了他人权威的引导，放弃了自己的思考。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这么说可能略显晦涩，而且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歧义，所以我们尝试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当“谣言”“辟谣”不断反转代替了我们对真相的追问，当传统习俗和“三纲五常”代替了我们对伦理的反思，当“成功学”和“厚黑学”代替了我们对美好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考，我们就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

      懒惰和怯懦，乃是很多人何以停留在不成熟状态——即便他们已经达到了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却仍然愿意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的原因所在。不成熟状态是如此的方便：我们只需被动地接受引导、接受事实，自会有人替我们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只要结果对我合算，就无需去思考”。

      这种“对不成熟状态的依赖”，其实很像今日我们“中国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从小到大似乎都是家长替孩子定好一切，“别问为什么，这是为你好，服从！”家长们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们温驯的孩子不要冒险从锁着他们心理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并且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这种“摇车”貌似是给孩子们的，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都被束缚在了“摇车”里——尽管他们在年龄上业已成年。

      所以，任何一个人要从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步入成熟状态不但是非常艰辛的，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不成熟状态几乎成为每一个个体的第二天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有越来越大的概率失去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因为ta从未被允许也从未想去做出这种尝试。规章制度、社会习俗这些既被合理使用又被错误使用的工具，也就成为了对ta永久的不成熟状态的禁锢。因此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不过公众总有机会获得启蒙，因为总会有人能脱离不成熟状态。他们自己在抛却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主动传播尊重个人价值、人人需有独立思考之责任的理念。对于启蒙而言，它所需要只是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二、“你要理性！”

      在探讨问题时，总有人告诉我们：你要理性！在做出决定时，总有人提醒我们：你要理性！在准备行动时，总有人告诫我们：你要理性！“要理性”貌似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貌似也已经对“如何使用理性”了如指掌。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我该如何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话，事情好像变得有趣了起来。

      我们似乎存在着这么一种广泛的现象：“评判理性与否的标准在于权威是否肯定。”我们口口声声说要“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但每每有权威发言时，我们便将其思想直接作为自己的思想，而不再对其加以批判与反思。我们说某样事物是坏的，但它为什么坏？“坏”不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而是权威告诉我们的答案，我们更多地是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去给那些异己扣上帽子。这种“理性”不如说是披着“世故”这一“假成熟之皮“的“不成熟状态”。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在对“理性的运用”进行界定时，康德区分了“公开运用理性”和“私下运用理性”。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思考者在公共舆论和思想传播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而一个人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的事情，就称之为理性的私下运用。理性的公开运用不应受到过多限制，但私下运用则必须受到限制。举例来说，一个军官必须服从并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也有权对这项命令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公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税额，但他也有权抗议这一税法的不正当；一个教师有义务按照课本的要求传授观点，但他也有权表达自己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可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便利用自己的职权推行自己的理念而置自己的社会义务于不顾，那这就不是促进启蒙，而是阻碍启蒙了。

三、永远的家长？永恒的监护？

      那么，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一群可敬的知识分子或者一届开明的政府领导，是否就有权宣布他们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全体人民进行永恒的监护呢？或者说，能不能允许某一个开明的大家长，来对他的子民进行永恒的监护呢？

      康德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种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义务”是绝对无效的。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绝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一个时代不可能受盟约束缚，也不可能发誓要将下一个时代置于一种它必然不可能扩展其知识、清除错误和一般地在启蒙中进一步前进的状况之中。”维持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公开加以怀疑的思想体系，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给后代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ta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劝使放弃它或是打断通向它的道路，那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不断地保持在启蒙中继续前进的余地，永远具有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这才是启蒙的精髓。

四、为什么启蒙？

      我们之所以花那么多的笔墨去论述康德，并非认为康德的体系实乃天衣无缝。事实上在其同时代亦或是之后，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经受批判、否定、修补、重建。而“启蒙失败”也好，说是“阴谋”也罢，这些都是当今的哲学家们对其的一种批判和看法，我们并不一定要苛求自己像那些硕儒那样，以专业的角度去探讨、建立或是颠覆体系。但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在面对“现代化”这一课题时，先让人们真正地去理解“启蒙”及其理想，而不能只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角去审判启蒙，却脱离了中国“尚未现代化”这一实际基础。就好比我们学数学，有少部分人在外面补习学会了奥数，可因为一同补习的人都掌握了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种“人人都明白奥数”的错觉。但与此同时，在学校里，很多人因为没有接受这种教育，所以他们还停留在基础的知识层面，而老师则要慢慢引导他们去思考和摸索更好的做题方法和思维。这个时候，学过奥数的人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这个方法不仅麻烦，而且过时了，不如让我用奥数的方法来教同学们吧！”也许那些普通学生能有样学样地抄下一些奥数的方法，但他们没学到奥数的思维，因为奥数的思维是在原有的数学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而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好用且方便的方法，如果题型一变，可能就束手无策了。虽然这是个简单的例子，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启蒙的一大难题——当普遍意识尚处前现代、而后现代理论风行的现在，“启蒙”正处于一个“说不出话”的两难境地。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启蒙”已经逝去，但对于尚在摸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仍有相当多的人还未步入“启蒙”的大门——而且它现在不仅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一些后现代的信徒来说，“启蒙已死”、“现代性已亡”；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启蒙”已是历史书中陈旧的老古董；对一些“左派”来说，“启蒙”“民主”“自由”“权利”不过是西方进行殖民渗透、意图颠覆的一个幌子。

那么说到底，我们为什么需要启蒙？

      与此前所有的智识变革相比，启蒙对现代世界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虽然也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欧洲的文化并继而改变了社会，但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而已。启蒙则不然，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现代人”，如果我们的思考是前瞻的和进取的，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宽容的和开放的，如果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不是对知识的追求与探讨，而是对“只允许一种声音”“扣帽子”“党同伐异”的恐惧，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受过启蒙”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者——不管亲疏如何。尽管人们对作为政治运动的启蒙运动在认知上仍存在着差异**，但“启蒙”被确认为是一种人类合理性和人类善行的崇高境界，是一种对进步和人类自我改善能力的信念——虽然还有保留并时有怀疑**。

      启蒙所带来的，是一个总体上世俗的、实验的、尊重个人的、进步的智识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革新成为了可能：旧式的、看起来无懈可击的传统、信仰的各种形态，数百年以来把人类离间成互相猜疑和野蛮残杀的群体，现在被缓慢地、痛苦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抛弃了；自由、宽容、非教条、世俗化等对政治、对文化、对他人的现代理解，对人类本质上统一性以及对奴隶制和沙文主义的罪恶性的认识，以及“无国界医生”“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背后的人文情怀，都被认为源于启蒙；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女性与男性，非洲人与亚洲人，在思想和感觉方式上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一尚在缓慢形成的信念也源于启蒙；“世界主义”也是一种启蒙精神，其实质上是一种普世主义，并对所有那些准备遵守某些最少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人开放。它成为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较量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民族主义在很多人看来是世界产生诸种病态的罪魁祸首。它成为理解人类和国际关系的一条途径，并引导我们朝向“永久和平”这一美好愿景前行——尽管我们离实现这些抱负还很远。如果确实存在普遍正义的概念，如果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偶尔感到必须遵循国际法，那么，这就必须归功于启蒙；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也促使了一些学科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某些分支。这些学科指导着我们的认知，规划着未来的蓝图，并小心翼翼地约束着我们以避免人类滑向自我毁灭。这不是说，没有启蒙，现代性——不管怎么理解——就不会发生，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启蒙，现代性就不会如此这般发生。

      启蒙的伟大之处并不表现在“打破了……，实现了……，从而推动了……”这些空洞的书面描述，而在于历史性地创制了自由、平等、永久和平等至今仍未完全实现、仍为无数人们所实践、所期盼的启蒙追求；在于敢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思考、辩证批判、超脱当下却又不忘当下、追求终极关怀的启蒙精神。启蒙追求似乎天生有着“乌托邦性”——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以及永久和平等等几乎不可能有彻底实现的一天。也正因如此，启蒙追求作为人类前行永远的远景方向，它的批判力量是无穷的。正如福柯在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种种窒息图景后并没有宣布启蒙的失败，而是在追问“什么是启蒙”时醒悟：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是一种精神的永恒复活，那就是“公开运用理性”的、“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批判”的永恒精神。启蒙精神绝不只存在于一个固定的时代当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实践与广泛交往中、存在于制度的不断改进与社会的永恒批判中。启蒙使人脱离了“不成熟的状态”，“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是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

      当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之后，阿Q们、华老栓们、祥林嫂们并没有一夜之间变成公民。我们得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事实上仍是向旧制度倒退的沃土。在国民性尚未适应现代性的情况下，中国当然需要启蒙——这也就是鲁迅先生一直试图改造国民性的原因。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凝结成了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关怀，凝结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泰平”的生命实践，中国人对理想信念之实践能力一向是至坚至强、勃勃不息的。如何正视、批判、继承中国五千年文化与启蒙的关系，是将启蒙深入和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启蒙未竟之事业。

      启蒙事件已然逝去，但启蒙精神必将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