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主义（Nationalism）说几句话 （1/2)_风闻

文/老C

假期，又赶上五四，又找了几篇关于五四的文章看。

读罢心有所感，写了一篇关于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的文章，比较长，分两天发：

把Nationalism 这个词，中文翻译成国家主义本身就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很容易把这个词和种族主义混淆。

Nation这个词，汉语翻译中大部分情况下都被翻译为国家，是从人民角度看的国家。

Nationalism这个词，在现在以民族国家为主的环境下，翻译上其实译成国家主义或者国族主义，比国家主义合适的多。

National Flag是国旗，不是民族旗；National Anthem是国歌，不是民族歌。National Emblem是国徽，不是族徽。为啥Nationalism就变成了民族主义呢。

下面我就用国家主义这个词，以避免把Nationalism 与狭隘的民族/种族概念混淆。

1、

Nationalism 国家主义这个词，在微博和微信群上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很多人对中国的国家主义情绪忧心忡忡，战狼、小粉红这些热词，其实也是对国内国家主义情绪的讽刺。

今天，就讲讲这个词。

美国是一个有浓重自由主义情结的国家。美国政治精英们更几乎是条件反射性地厌恶和丑化国家主义。但同时，美国有趣的地方在于，国家非常强调爱国主义，宣扬赞誉爱国主义，但同时却丑化国家主义。

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的区别是什么呢？

难道就是爱国主义是好的，国家主义是坏的？

对美国精英和信仰美国价值观的国民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人类的灯塔，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对美国的爱，是一种信仰，是类似于宗教对地上天堂的信仰。所以，喜欢双标的美国，在宣扬爱国主义的同时，反对国家主义。

对美国来说，美国人爱美国是爱国主义，是好的。中国人爱中国是国家主义是坏的。

爱国主义（Patriotism)这个词的来源是希腊语Patrios，大概意思是他人的父亲。

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出现更晚，大概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的。这个词开始出现时，和爱国主义基本是同义的，可以相互替换，都表达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爱。

韦伯斯特词典中对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做了两点解释。第一点是认为爱国主义强调对国家的爱和奉献，国家主义强调忠诚和奉献。第二点认为，国家主义强调”将一个国家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并将重点放在促进其文化和利益上“ 

然而，个人对国家的爱，和对国家的忠诚，本质上没太多区别吧。而美国，才是最明确的认为美国例外，美国高于其他国家的。美国的所谓爱国主义，其实更符合国家主义的定义。

西方的话语体系下：美国人爱国，是高尚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爱国，是狂热的国家主义。

美国NFL球员因为在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被特朗普公开批评，其后失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类似的情况，被网络批评两句，就呼天抢地说被迫害了。

美国对国家主义这个词的丑化，也通过把Nationalism 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联系到一起。比如 White Nationalism，就指代主张白人至上和强制种族隔离的白人种族主义者。’

二战后，西方对Nationalism有持续的丑化和攻击。比如维罗里认为爱国主义是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生活方式，而国家主义倡导国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统一。

这不就等于说，如果一个国家符合西方价值观那一套，爱国就是好的爱国主义，不符合西方价值观那一套，就是坏的国家主义吗？

这难道不算双标？

奥威尔认为，爱国主义意味着特定地方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奉献，人民相信是最好的，但不希望将它强加于人。爱国主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不管军事还是文化上的。而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其民族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威望。

奥威尔的话没错。但按这个标准，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是进攻性的？谁搞文化和生活方式输出？谁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和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我觉得不是中国吧。按奥威尔的标准，美国才是进攻性的国家主义，中国是防御性的爱国主义吧。

2、

前文说到，国家主义大概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强化而出现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国家主义的开端。法国大革命不仅激发了法兰西国家主义思潮，还对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极大影响。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生的共和国政府颁布了大规模征兵法令，号召全体人民无分老少参加国民自卫军保家卫国，这也是现代国家主义的最初表现之一。国家主义动员全民的力量，让法国以一国之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

随后，欧洲国家主义浪潮，帮助德国、意大利完成了国家统一，也让希腊，塞尔维亚等国家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得独立。一战后，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国家主义“，一方面把”国家主义“衍生的”民族自决“原则做为处理战后事务的原则，建立了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一系列民族国家。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国家发现，国家主义能赋予国家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而一战中，各国通过国家主义而动员的军队和工业生产，远远超出了传统王朝国家所能想象的。

二战后，对西方来说，国家主义浪潮给予了西方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意志和力量，最终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对已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来说，国家主义浪潮对他们已经没用了，反而影响他们在世界上的利益。于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就全力倡导自由主义。

二战后，美式自由主义统治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主义的负面描述也越来越多。

吉尔平 (Robert Gilpin) 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分为三类：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以阶级为核心，而不是以国家为核心的，是国际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e）就是国际主义。

米尔斯海默则把意识形态分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更强调集体的国家（现实）主义，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与现实主义/ 国家主义天然对立，而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主义爆发出的力量更强于自由主义。

3、

西方十九世纪发展出的现代国家主义思想，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辩证的看，这种力量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而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产生，要到二十世纪以后了。

民族国家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共同的文化和国民认同。在过去的中国，除了读书人阶层，一般百姓阶层是几乎没有的国家认同。在鸦片战争期间，当清军奋战抗击入侵中国的英国人时，许多老百姓卖水、食物和其他补给品给英国人，甚至给他们指路带路。

拿现在的标准看，这是十足的叛国行径，但当时很正常。历次中外战争，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政府都没有办法动员全民参与抗战。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帮助扶梯子看热闹的国人

1904年的日俄战争，两国在东北交战，清政府默默的当吃瓜群众，俄国和日本划分东北权益时，清政府毫无发言权，在满不在乎，中国国内也毫无反响。

然而，一战后，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划给日本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最重大意义，就是唤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说：”五四运动之前，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五四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Nationalism，就是国家（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互为表里。今天的中国，大家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互相争辩，其实也是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为表里的体现。

五四运动，也是一些受西方影响的天真自由派思想幻灭的开始。

五四运动前夕的思想家，大多信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美国总统威尔逊被国人认为是圣人。胡适写道：对外应“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

凡尔赛和约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树立起来的普世价值观又动摇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

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中国也有类似之处。美国的霸权主义，Covid-19疫情中的甩锅，抹黑中国，西方各国的态度，也让很多被”普世价值“迷惑的国人，看清了国际社会中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本质。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最终认识到，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发展现代民族意识，便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民族动员，便不可能自强。

梁启超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评价是：“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民族（国家）主义并不是进攻性的，是他族不得侵我之自由，我亦不会去侵他族之自由。

中国提出，中国、印度、缅甸三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联合倡议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典范。

4、

五四运动形成的国家主义浪潮，其实还是局限在知识阶层，并没有深入到最普通的老百姓层面。而中国全民动员和全民民族意识的形成，还是靠抗日战争。抗战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了国家意味着什么，没有抗战，同样没有今天的中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这里的感谢，就是抗日战争使中国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最终成型，抗战让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比100年前，1920年的中国强大很多。但今天，中国碰到的局面，和1920年有类似之处，都是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对手。而和这个对手直接的利益冲突，又是难以调和的。

1920-1930年，日本内阁确立了在亚洲建立绝对霸权，并伺机争霸全球的国家战略。而中国的资源，是日本国家战略所必需的。当中国的无可争议的领土 - ”满蒙“被认为是日本的生命线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调和了。

日本需求是亚洲的霸权，亚洲的霸权需要占领中国，至少占领”满蒙“。而中国的需求是生存和领土，至少法理上的领土完整。两国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

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妥协，谈判，但双方的差距无法调和。中国要求至少法理上的领土完整，而日本绝对不可能放弃对”满州“占领。

现在我们知道，九一八之后，中国和日本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日本的胃口无法满足。但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可以和日本妥协的，谈判的。

即使在七七之后，汪精卫还是认为可以和日本人谈判，可以曲线救国。但最终，日本人的条件摆到桌面时，就是和汪一起出逃的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无法接受，最终逃到香港，披露了汪精卫的卖国条约。如陶希圣自己所言：”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两个国家，如果国家战略目标上存在根本冲突，靠弱势一方妥协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因为弱势一方妥协后更弱，强者更强。那么强者一定会要求更多，直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完全达到。

苏洵的六国论，就说出了弱者妥协让步的后果。“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妥协的目的是形成新的均衡。如果为争取更多时间而妥协，妥协前提是你能比对手更好的利用时间，缩小差距，最终还是要形成新的均衡。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在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是无法靠妥协解决。而妥协争取到的时间，也无法缩小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

最终，还是靠坚决的抵抗和斗争，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彻底解决了二十世纪困扰中国五十年的日本问题。日本再也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

晚清至1949年的中国，是从一个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国家主义思潮，没有全民的团结，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国家）主义。”

推荐两本书《1946现代国家的形成》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可以看看二战后，居住在东欧（割让给波兰的德国领土，捷克苏台德区）的德国人遭遇了一种什么样的报复和对待。

没有国家的民族，是无法摆脱悲剧的。

5、

百年前，在1920年-1937年，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是否有正面意义？是否过激？

那时，军事上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国家主义情绪主要反映在经济上的抵制日货上。

1919年因为中国无法收回山东权益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中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号召，获得工商界和民间的广泛支持。部分地方商会议决“与日本断绝工商关系”，民间罢买日货，工人拒绝到日资工厂上班，学生更出动检查是否有人在使用、贩卖日货。

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C.F.Remer）等在1933年指出，中国抵制日货的途径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在不少城市都发生了拘禁、游街、甚至处死违规商人的行为。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据当地的《庸报》报道，有人发现宋则久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茅盾在《林家铺子》里这样写：“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吗?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吗呢? 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标准评估，那时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肯定是严重过激了。

但1920-1937年的反日斗争，还是有很大正面意义的。

首先，1920年-1930年，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成果。从日本处收回山东，收回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收回威海卫，部分收回关税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J.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

其次，“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宣传自己的产品。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南洋烟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南洋烟草公司的爱国香烟

美国1930年的研究认为，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日产的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

过激归过激，但那时，这些抵制也是一个弱国面对强国的无奈的反击，敌人是强大的，本身是弱小的，抵抗是艰难的。

其实，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1980年代日本商品横扫美国。美国也搞过抵制日货。

美国工人们砸日本汽车

政府官员砸日本收录机

美国抵制日货期间，一名华裔青年陈果仁被当成日本人而杀死。

6、

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具有其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建设性的一面，当然过激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国家（民族）主义，是弱者面对强者的武器，是弱者摆脱自身被欺压命运的工具。

今天的中国，和百年一样，面对这一个国力远胜于自己的对手。

与那时的中日一样，中美之间，存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冲突，妥协只能争取时间，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百年前，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有过激之处，但整体上是正面的。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塑造了今天的中国。

而今天，适度的，防御性的国家（民族）主义，益处大于害处。

现今的事情，第二篇文章再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