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确诊126万，被捧上天的“抗疫神药”来了！你却分不清，它是天使还是魔鬼_风闻

文章来源：环球人物

我们固然希望天降神药，早日结束这场全人类的灾难，但理性客观看待新药的疗效，依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蔓延，人们迫切希望找到一种特效药。瑞德西韦的出现，似乎恰好迎合了这种期待。

当地时间5月1日，在美国研究者报告了瑞德西韦“积极”的临床试验结果两天后，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在白宫宣布了这种特效药的紧急使用许可。

**·**当地时间5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吉利德CEO等人，宣布瑞德西韦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按计划，瑞德西韦将在一周内到达全美各地的患者手中。美国之外，这种“特效药”也已经被授权给印巴等发展中国家使用，开启“拯救世界”之旅。

瑞德西韦本是两年前研发出的用于对抗埃博拉的药物，在疗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于今年1月底“歪打正着”让美国新冠肺炎“零号病人”一天内退了烧，由此名声大噪。国内网友更是一度借用其英文名Remdesivir将其音译为——“人民的希望”。

然而，尽管美国对瑞德西韦寄予厚望，但部分专家对其真正的疗效仍持保留态度。在美方试验结果公布的同一天，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中国临床试验结果却并不乐观，低治愈率和高副作用成为其致命弱点。

与瑞德西韦一同被捧上神坛的还有它的生产商吉利德公司。这家颇具神话色彩的药企，成立短短33年间，已跻身全球十大顶尖药企之列。它生产的“神药”消灭了丙肝、控制了乙肝、延缓了艾滋病进程，被视作“人类之光”。

但辉煌的战绩背后，吉利德的“豪赌”发展模式，以及虚高的药品定价，一直也没逃脱过争议的漩涡。

瑞德西韦一战成名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瑞德西韦可谓“一战成名”。

1月26日，美国首例确诊患者在发烧近一周后，被死马当做活马医，使用未经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的瑞德西韦（此种治疗方式被称为“同情用药”）。结果，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一天之内患者就退了烧。

2月1日，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发布了此次诊疗过程及临床表现，称瑞德西韦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展现了较好的疗效。

这条令人振奋的消息让瑞德西韦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被冠上了“美国神药”的标签。

论文发布的当天，吉利德即在其官网发布了“瑞德西韦的中国临床项目计划”。

3天后，药物抵达中国，中日友好医院王辰、曹彬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动临床研究。

4月11日，《新英格兰医学》再次发表文章，公布了对53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瑞德西韦“同情用药”后的结果：7人死亡（死亡率13%），1人病情恶化，60%的患者（32人）出现了副作用，23%的患者（12人）出现了严重副作用。

从这份数据来看，瑞德西韦离人们期待的“神药”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随后，吉利德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aniel O’Day发布公开信回应称，瑞德西韦仍然是一种在研药物，尚未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获得批准，需要更广泛的努力以确定它是否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吉利德现任CEO

4月29日，多个关于瑞德西韦的“重磅”消息几乎同时落地。

在美国公布的试验结果中，瑞德西韦对患者的治疗很有帮助，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的恢复时间——安慰剂组需15天康复，瑞德西韦组仅需11天。

美国“钟南山”福奇也表示，它在缩短新冠肺炎患者康复时间上有明确、显著、积极的作用。

不过，同样是当天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论文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份由中国团队主导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瑞德西韦在新冠肺炎重症治疗中并未显著改善症状。

对于截然不同的试验结果，曹彬教授回应：“中美临床试验最主要的不同是研究终点的不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终点指标过松。他们如果使用我们的指标，估计也是阴性结果。”

美国马里兰大学住院医师马克·霍夫纳格教授则在Twitter上将其称为制药公司的“诡计”：“不可否认的是，4月中旬，NIH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曾修改了瑞德西韦对照试验的临床终点指标，将‘死亡’指标删除，只看病程持续的时长。”

**·**此前，特朗普极力推销药物羟氯喹时，福奇被记者问到对此药看法，特朗普抢先回答：“他已经回答这个问题15次了。”

争议尚在，美国却早已迫不及待。

4月29日，特朗普对瑞德西韦提出“越快越好”的审批要求，并夸赞它可能成为“游戏的改变者”。

5月1日，在瑞德西韦获得FDA授权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白宫宣布了这个消息：

“我很高兴地宣布，吉利德现在已经获得了FDA对瑞德西韦的紧急使用授权——你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是报纸和媒体上的大热门。”

随后，吉利德公司宣布将现有的150万剂瑞德西韦无偿捐赠给美国政府。

新型药企的豪赌模式

瑞德西韦名扬海外，它背后的药企吉利德成为最大赢家。

吉利德公司成立于1987年，到2014年跻身世界制药巨头前十名，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在罗氏、辉瑞、强生这些老牌药企之中，算是典型的不走寻常路的“后浪”。

吉利德的创始人迈克尔·里奥丹是一名医学和投资领域的跨界人才。在拿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化学学士和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弃医从商，攻读了哈佛商学院的MBA。毕业后，他先是进入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一年后下海创立了吉利德。

**·**创始人里奥丹

对资本市场的玩法，里奥丹了如指掌。

在公司开启漫长又赔钱的研发过程中，里奥丹没有闲着。他把公司董事会包装成了一个“名流聚集地”，邀请政治家、诺贝尔奖得主、知名律师和经济学家来造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在董事会任职多年。

里奥丹甚至邀请过巴菲特入股，但后者没同意。

**·**里奥丹写给巴菲特的邀请函。

正是因为这一批名人的站台，让吉利德的融资和并购之路异常顺畅。在里奥丹的带领下，吉利德正式开启豪赌模式。

1997年，亏损2800万美元（1美元约合7元人民币）的吉利德，凭借3.25亿美元的资产以5.5亿美元的报价“蛇吞象”收购了巨头药企NeXstar。

凭借此次收购，吉利德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取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营收。

2002年，吉利德以相当于自己过去3年营收总额的价格，拿下了艾滋病制药公司Triangle。

结果，这一次吉利德又“赌赢了”。Triangle旗下的抗艾滋药物成为吉利德之后10年的摇钱树，也让吉利德一战成名，稳坐全球抗艾滋病药的头把交椅。

吉利德最著名的战绩，还是它治疗丙肝的故事。

2011年，吉利德收购了一家名为Pharmasset的医药公司，这个公司之前为了开发丙肝药已经亏了将近9000万美元。

面对不被看好的市场前景，吉利德的“赌徒经验”再次奏效。

2014年，Pharmasset旗下的丙肝药物Sovaldi上市第一年，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亿美金，打破了医药界新药上市销售额的历史纪录，把吉利德一举送进了世界十大药企之列。

在Sovaldi一系列药物的加持下，吉利德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丙肝的治愈率全面提高到了90%以上。

据《每日经济新闻》统计，吉利德30多年间并购了15家公司，涉及到的交易金额高达300亿美元。

2019年《财富》杂志发布的美国500强企业排名中，吉利德公司排在第139位，年营收约221亿美元，净利润约55亿美元。

争议之下“神药效应”

在医药界享受掌声喝彩的同时，吉利德的危机也在逐渐显现。

2014年，吉利德在美国旧金山一家酒店向投资者展示丙肝新药时，20多名抗议者举着反对标语集结在酒店之外，抗议吉利德对药物定价过高。

这种丙肝药一片的价格在1000美元左右，整个疗程下来要将近10万美元，的确超过一般家庭的承受范围。

高额的定价让民众叫苦连天，美国政府也看不下去了。

2017年，在吉利德总部所在的美国加州福斯特市，众多议员联合写信给当时的CEO马丁，对丙肝新药的定价逻辑提出质疑。

**·**位于美国加州福斯特市的吉利德公司办公楼。

此次瑞德西韦获得紧急授权，人们也密切关注在150万剂免费药品消耗完之后，它的定价会是何种走向。

5月5日，吉利德开始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制药商进行谈判，以授予他们在发展中国家销售仿制药的长期许可。据《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吉利德在同一时间允许低收入国家立刻销售瑞德西韦的仿制药，可能是为了规避其对药物定价的争议。

药品售价之外，另一个摆在瑞德西韦面前的问题则显得有些“黑色幽默”。

吉利德在把丙肝治愈率提高到100%的同时，也“堵”上了自己的路。由于越来越多的丙肝病人被治愈，市场对药品的总需求也下降了，吉利德的收入也因此受到影响。

自2016年开始，吉利德的营收开始走下坡路。

当年，抗丙肝药物已研发出第三代，三药合并的销售额却急剧下滑。2017年第四代药物再次问世，但四药合并的销售额直接跌破百亿美元。到了2018年，全部丙肝药品的销售额还不足40亿美元，只有2015年的20%。

吉利德严重依赖重磅药物的经营模式，让投资者对其抗风险性产生质疑，其股价也从120美元的高点跌至如今的70多美元，几近腰斩。

进入2020年，瑞德西韦代替抗丙肝药物成为吉利德的顶梁柱，吉利德对其依赖性可见一斑。

2月1日，瑞德西韦“神奇疗效”首次爆出时，吉利德股票盘前一度大涨接近20%。

4月23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其看到的一份世界卫生组织意外公布的文件草案显示，瑞德西韦在治疗新冠病毒的首个随机临床试验中失败。受此影响，吉利德股票跌至谷底，甚至引发整个美股盘中直线跳水。

4月29日，美方宣布瑞德西韦疗效“积极”后，吉利德股价又上涨5.7%。

且不论疗效如何，瑞德西韦已经成为吉利德公司的定海神针，甚至有可能成为疫情蔓延之下整个美国股市的风向标。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经济重创程度，还是疫情扩散速度来讲，美国都亟需这款“神药”来鼓舞士气。

我们固然希望天降神药，早日结束这场全人类的灾难，但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新药的疗效，依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