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盲区、逻辑困境与道德危机——驳所谓“发国难财有理”论_风闻

       一位已经毕业教中学的学生告诉我，她的一位学生读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对其中提出的“乘人之危发国难财有理“论感到甚为困惑，觉得”感觉像是诡辩但又无法反驳“。

        这位学生把书的这部分截屏发给了我，如下图：

      同时，这位年轻的教师也做出了她自己的反驳。我看了之后觉得挺好，

            但我还是决定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反驳——因为这也许有助于我那些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同时我感到薛教授的这些观点，也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某些共识，分析一下，对我们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或许也有帮助。

            我不是学经济学专业的，所说或有乖谬；而且我性格比较”一根筋“，言辞或许也有过激，只能请读者朋友们海涵、指教了。  

一 ·“发国难财有理”论的历史盲区

         让我们从最典型的“国难”——饥荒——说起。

一个历史常识是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因为天灾人祸发生过无数次饥荒——，每一次死了无数人，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从来就不乏趁着饥荒发国难财的人。如果发国难财就能解决饥荒，这些发国难财的人当然会干劲百倍地“解民倒悬”，何至于每次都有千百万的饿殍横陈沟壑，以至于最后激起那么多活不下去的人揭竿而起？

对这样千百次重演的历史悲剧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盲区。

为什么发国难财解决不了饥荒？

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推崇的完全靠“价格杠杆”调节的市场经济下，粮食最终不是流向那些最饥饿的人，而是流向出价最高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出得起高价买粮的人，恰恰不是最饥饿的人。道理太简单了，最饥饿的人是穷人！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和那些同样拿了诺奖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等不同，他认真考察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饥荒，比如印度、孟加拉等地的饥荒。他惊讶地发现：饥荒时期，粮食不但没有流入那些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反而由饥荒地区流入比较富庶的大城市。原因是：当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到这些大城市时，这些大城市的富有阶层出于防范饥荒等各种心理，开始大量囤粮，所出的价格远远高出了那些饥荒地区灾民所能承受的价格，结果出现了富人从灾民口中抢粮这一“粮食倒流”的怪相。据有关学者考证，解放前，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饥荒也出现了同样情况，灾区粮食流向大城市，几百万人饿死。

总之，经济学家不应该歪曲或臆想“经济规律”、“价格机制”的作用，而闭眼不看历史事实。

二·“发国难财有理”论的逻辑困境

       我在给初教院同学讲《经济与生活》的时候，讲到“ 1.供不应求—2.价格上升—3.获利增加—4.增加产量—5.供求平衡（有时要靠竞价退出）—6.价格下跌”这一“价格杠杆”的时候指出过，这个从1-6的过程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不管什么情况都可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1推到6的。

   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

   **第一，从1到2，要以要求市场信息透明而且对所有竞争者都是同等透明为前提。**有些需求信息如果你知道而别人不知道，那么不一定引起价格普遍上涨——有些在特定领域有用的商品的中间商经常利用这个赚钱，比如他知道美国某个公司对稀土需求增大，但他不把这个信息散布出去，甚至可以和美国公司说好，反过来散布稀土要跌价的消息，然后直接到中国用低价收购稀土，他仍然可以在美国那边按平常价格卖出。中国的稀土以及其它很多东西明明是大家都需要的资源，但很多时候越卖越亏，我怀疑很可能就有这些原因。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味标榜市场经济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但别忘了，正因为是市场经济，所以供求信息本身很多时候就是商品，信息就是用来卖钱的或者帮助信息拥有者更好地牟利的，它没有义务向你透明：救命的粮食都可以用来割韭菜，信息为什么不能？所以很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幸的生产者，都根本支付不起“供求信息”的价格，因此总是在知道“供求信息”，也就是在知道自己手里的商品可以“涨价”之前，就已经被割了韭菜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环节是空前复杂的，而且随着各种投机活动的愈演愈烈，这种信息不透明其实并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现在还以为“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之间可以无缝链接的人，可有点儿太天真了。

   **第二，从2到3，要以价格上升足以抵消相应成本并有盈余为条件。**比如手机价格上升，但这是否一定带来手机生产商的获利增加呢？并不一定，因为很可能同时他的人力等成本也会上升，说不定还比价格上升的幅度大，那么这时他的获利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而这时，供应者就要想方设法抬高这个涨价的幅度，来保证自己的获利。具体到粮食上，在饥荒时，粮价本来比如说上涨了3倍，但粮食生产商会以此为满足吗？不会，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种种相关的成本也会上涨，他考虑到自己的粮食到了饥荒过去后可能会有一部分滞销，这部分滞销的成本也要分摊到现在售卖的粮食上，不然好像就“亏”了……所以他有动力采取种种手段让粮价涨到原来的10倍、20倍。在市场出现短缺的时候，很多供应商都是抱着这种“我也有成本”，“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心理拼命涨价，为了涨价不惜囤积居奇或以其它方式放大短缺，制造恐慌。——所以，薛兆丰等人说的“发国难财的人，只是利用国难，没有制造国难”，这是欺人之谈：既然国难能让我发财，我为什么不人为地扩大它，让它波及面更广，持续的时期更长？如果我有能力制造国难的话，我为什么不人为制造它？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就人为制造过死者超过百万的饥荒，为的就是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时，国内不是也有谣言说太平洋污染了，海盐不能吃了，差点儿引起食盐涨价吗？我们政府是不是认为“发国难财有功”而听之任之呢？

   第三，从3到4，条件是：

（1）     产量或者供应量在技术上是可以扩大的。例如春节期间的火车票的供应量其实是不可以扩大的，又如粮食产量，受耕地面积、技术条件、生产周期等影响，往往也是短期内难以充分扩大的。那么，在供应量不能扩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要达到“5.供求平衡”，就只能在需求侧那边想办法，靠“竞价退出”，即让出价最高者获得，出不起价者放弃需求，从而也达到供求平衡——但大家都知道，茅于轼的“春运火车票涨价论”引来骂声一片，正是因为春节回家对中国人是刚性需求，绝不会因为涨价而放弃。火车票尚且如此，那吃饭呢，这是可以放弃的需求吗？

即使满足（1），即技术上可以扩大产能，那接下去还得要求：

（2）     增加产能或产能转移的成本增加低于涨价幅度。比如原来生产鞋子的企业改为生产手机，或者原来其它用途的土地改成种粮食，这不是一句话的事，而是会带来成本的。打算“发国难财”者，当然会把这个成本又转移到消费者头上，并且仍然要求获得相当的利润。

（3）要排除奢侈品行业等等故意限量发售（例如某些名贵手表等等），采取“饥饿营销”战略维持高价的情形。在饥荒时发“国难财”者，也往往会尽量把粮食弄成一种准“奢侈品”，例如采取每日限量供应，小批投入市场，或者供应时断时续，使得供应增加的速度跟不上需求增加的速度，制造饥饿效应，尽可能延长价格的上涨时间。——我们在《闪闪的红星》里就见过胡汉三的米店使用这种手段。

     **第四，从4到5，要以这种需求是真实需求而不是投机性需求为条件。**比如住房，如果就居住需求来说，其实供应量是足够的，但是就炒房的投机性需求来说，那就总是“供不应求”。当市场上绝大多数某商品（例如很多金融产品、债券、期货等等）其购买者并不是该商品的真实消费者，而是企图转手套利的投机者的话，那就会一层又一层地制造出类似传销那样的“需求者”——由于这样的需求者唯一的真实“需求”不是该商品，而是找到下一个“需求者”，所以供应量的增加并不能使这种“需求”得到满足，而只能制造出对下一个需求者的更加迫切的需要——这种“供需平衡”就不能靠价格的自发调节达到，而最终只能由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那样的经济灾难达到。在“发国难财”的人那里，房子可以炒，粮食自然也可以炒，而且饥荒时节正是炒作粮食的大好时机，层层加码，击鼓传花，只要我之后有人接盘，我管他是不是真的要吃粮食？美妙的“供需平衡”，最后的实现方式只能是更大的国难。

    **第五，从5到6，除了和从1到2一样，要求市场信息的充分平等的透明以外，它要有任何意义的话，还得要求一个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条件：需求者还活着。**人不玩手机不会死，首发限量版手机买不起，你可以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等产能提高，等市场热点转移，等同款手机降价，等一两年也没事。但是什么叫国难？大饥荒是国难，大瘟疫是国难，这都是人命关天，拖延不起的危机。人如果连续不吃饭半个月会死，人得了新冠几天不治疗会死，那个时候价格降下来了，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第一节里提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大西北的饥荒，后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从灾区发来报告说：现在灾区的粮价倒是稳定了，因为几百万人都饿死了，死人不吃饭，需求减少了。——看吧，这下的“价格机制”终于起作用了，让那些饿殍们成群结队向我们的自由派市场经济学家们致敬吧。

          综上，经济学家们有必要懂得，并且向公众讲清楚：

      价格机制要达到他所以为的那些美妙的结果，需要哪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又是操纵在谁的手里？

        否则，用这个神话般的“市场经济逻辑”去解释任何重大的现实的经济现象，都是很难走得通的。

                               三·“发国难财有理”论的道德危机

    薛兆丰教授认为你到沙漠里快渴死的时候，人家一瓶水要卖一万元，你答应了。喝了这水走出沙漠之后，你就应该付给人家一万元，否则就是违约行为，法官就可以判罚你。在这里，“乘人之危发国难财”者没有犯任何错误。

他给出的理由是：这跟拦路抢劫不同，拦路抢劫者举着刀问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个“要钱还是命”的困境是强盗制造的；而你在沙漠里渴得要死，“要钱还是要命”的困境不是卖水人制造的，所以卖水人的“乘人之危”无可指责，他只不过给了你多一种选择。

是这样吗？

首先，因为危机不是卖水人制造的，所以卖水人利用这个危机就无可指责吗？假定这个要渴死的人是个姑娘，卖水人给她水的交换条件是要非礼她。按照薛兆丰的上述逻辑，这个条件也无可指责啊：危机不是他制造的啊，他只是给了你多一种选择啊，你可以不给他非礼啊。

我们知道，当年在战乱中的萨拉热窝，出现过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战乱地区，都出现这种女孩子为了得到一点食物而充当性奴的现象，甚至某些西方国家维和部队的军人都能用一块饼干换到来自十几岁少女的这样的“完全自愿”的“服务”——按照薛兆丰教授的逻辑，这危机又不是那些士兵造成的，他们和这些女孩子的这种“交易”完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你情我愿啊，无可指责啊。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此文说的“危机不是我制造的，所以我可以乘你之危来开价，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只是给你多一种选择”，在道德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离谱的是，教授竟然把这种“乘人之危”和老师教学生，医生给病人看病混为一谈，认为医生是利用病人的生病，老师也是“利用”学生的无知，都是“乘人之危”。换句话说，他把任何满足他人需要而自己从中获得回报的行为都叫做“乘人之危”。

 请问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浑水摸鱼的做法，和把医生为病人动手术描述为“医生在病人身上捅了很多刀”有什么区别？

 我只想请他去问一问任何一位老师，或者任何一个医生——或者就问问薛教授自己：

 他们获得报酬，到底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值得这份报酬的服务，还是因为学生、病人可以任他们予取予求地勒索？

其次，“要钱还是要命”的危机，真的不是由这个卖水人制造的吗？

让我们假设一下，这位卖水人面对的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而是一位带枪的彪形大汉，或者是一位知道这附近有水源的人，他还敢喊出一万元的天价吗？当这样一位旅行者放下枪对他说：“我们好好谈一谈，你这水到底要多少钱，你能不能让一点儿？”卖水人的态度会和对那位小姑娘一样吗？

当然不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1.  即使在这种极度干渴的情况下，水的价格还其实是有得谈的；

2.  他的“一万元天价水”，利用的并不仅仅是天然的危机（干渴），还利用了对方的没有“议价”能力；

所以，他索要的1万元里，只有一小部分（比如原价10元，涨到100元，带枪的旅行者愿意接受）是天然危机造成的涨价，更大部分是利用了对方没有议价能力的肆意抬价（从100元到10000元）；

所以这个“要一万元还是要命”的危机，很大一部分的确就是卖水人故意制造的。这个价码的唯一尺度，就是他自己的贪欲——这其实已经不是“卖”了，因为在“卖”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卖者的贪欲为唯一尺度的话，那么买卖双方是公平的，大家就可以都以自己的贪欲为尺度，那么如果那位旅行者也根据自己的贪欲，直接就把水抢过来喝，我们也得认为是合理的了。

薛文举的那个长途运输数千里给灾民送发电机卖出两倍价格的例子，其实和沙漠里卖天价水的例子，完全是两回事：

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喊的并不是天价，而是考虑自己的运输成本，这显然是对有议价能力的平等交易对象给出的价格。这是一种可持续的交易，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居民并没有不愿意，它也的确能够鼓励其它供应商及时提供更多更好的发电机（当然，这种涨价并不是唯一的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鼓励方法，比如我们国家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由国家补贴供应商，但这种涨价总还是可以接受的）；

后者的万元天价水，如果被接受，那不是博弈的结果，而实际上是一方没有议价能力任人宰割的结果，这一天价的唯一根据就是卖水人的贪欲。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交易，因为它告诉大家：只要对方失去了议价能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贪欲做任何事情——那么，为什么还要交易呢？我抢劫、诈骗又有什么不可以？

薛文把这样两个例子混为一谈，是不是想暗度陈仓，用“市场经济”包装某些一堆不合道德底线而且也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东西，让他心目中那些有机会剥夺对方议价能力的群体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理直气壮地进行不等价交易、不公平竞争呢？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将如何应答呢？

口口声声“一切交给市场”、“交给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怎样建立并完善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符合的、比较正规和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弄出“万元天价水”，怎么瞒天过海，浑水摸鱼，让“万元天价水”合理化。

我们国家配得上更好的经济学。

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