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战狼伤国论”和“爱国贼论”_风闻

文/老C

1、

最近的舆论场上”战狼”无疑是一个热词。战狼2其实就是一部取得票房奇迹的电影而已，而电影本身，也只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主题，唯一的区别就是主角的国籍和肤色。这个类型的片子，好莱坞拍了成百上千部，但就是因为主角是黄皮肤，中国人，某些朋友就看不下去了，就PTSD了，批判民族主义时，就总是把这个词扯出来。

除了战狼，自由主义的朋友常用的另一个词是“爱国贼”。

自由派的朋友们对民族主义，对“战狼”和“爱国贼”的反感和攻击，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还是讲讲历史。

从1895年到1945年，中日关系的50年历史，和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不少类似之处。

在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战狼“文化的攻击，和现在如出一辙。

2、

在我们看如今的中美关系时，可以回顾看一下晚清民国时期的的中日关系。

1890年，1900年，1910年，1930年，1935年，1940年，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精英阶层对日本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1890年，甲午战争前，那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日本的都是瞧不上，对明治维新的看法也是否定居多。

1900年，甲午战后，戊戌变法时，康梁都认为，照抄日本变法，中国就能富强。康有为说：“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其凡百章程，臣已采择具备，待措正而实行之，” 

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得到了日本民间大量的帮助和支持。其中有别有用心的政客，也有真心相信中日两国互相提携，让黄种人有机会立于世界的理想主义者。

孙中山的挚友，宫崎滔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思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申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 菲律宾 、埃及也可以得救。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

1904-05年，日俄战争中，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高潮。大量有志国人都把日本视为中国的榜样。以鲁迅为代表的大量优秀青年，留日求学。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从1903年的1000人，增长到8000人。

辛亥前后，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对中日合作抱有很大幻想。当时的日本政界也给中国的革命者灌输革命后中日通力合作相互提携的鸡汤。

孙中山在1913年的一次讲演中这样描述他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和期望：

”雖然，中國則不至蹈土國之覆轍。何也？亞細亞之東，中國之近鄰，有日本之強國。此強國，為中國同文同種之友國。土國則無如是之強鄰，即有強鄰，然在亞細亞之西方，可謂土國之後援之強國，固不存在也。是為中國革命與土國革命相異唯一之點。……要之，亞細亞者，為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中日兩國人民，互為親交。不惟應當除去猜疑，而且如輕信他邦人之說，互為攻訐之弊，不可不斷然排去之也。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則欠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育，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為全中國人所熱心期待者也！

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假使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鬩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平和。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為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云云。“

辛亥前后，很多中国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和清朝之间的事情。日本与中国汉人并无冤仇。一旦中国革命推翻满清了，日本就会与中国结成兄弟一般的友好关系，日本会帮助中国，提携中国，两国共同努力，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然而，中国人对日本的期待和幻想很快被现实打得粉碎。

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还我青岛，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热河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国对日本二十世纪初的那种相互提携的期待，在日本的一次次打击下，变成了仇恨。

很多国人，对美国也抱有期待和幻想。觉得中国只要追随美国，听美国的话，搞好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就会帮助中国，提携中国，就会与中国结成兄弟一般的友好关系。两国共同努力，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今天，这些人对美国的期待和幻想，就算还没被彻底打碎，至少已经有裂纹了吧。

3、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很清楚的能看出来，在二十世纪前半，中日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挡了日本的亚洲霸权之路。日本认为，因为自己的资源匮乏，要想成为世界列强，亚洲霸主，必须征服中国。

现在看，那些认为日本会真心提携中国的人真的很天真，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远大于日本，一旦中国富强，日本就无法维持自己在亚洲的最强地位，会成为中国的小弟。只有压倒中国，日本才能称霸亚洲。不论中国政府是满清还是民国，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虽然日本确实有一些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但日本政界支持中国辛亥革命，不是因为日本政客爱中国，有理想主义，而是因为日本政客认为革命会让中国分裂，会削弱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日本更有利。

事实其实也是这样，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统一的中国，带来的是分裂和军阀混战。

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间。中日关系可以说越来越差。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怎么看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呢？

胡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美式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形象代言人。

1915年，当时20多岁的胡适还是一个青年，在美国留学。在袁世凯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胡适发表了给留学生界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有如下描述：”余担忧吾辈皆头脑发热，理智失常……此刻，余要说上述(对日不妥协不惜一战) 的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疯’……“

**胡适用"patriotically insane" “爱国疯” 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一条公布之后，中国人的爱国反日情绪。**之后，胡适又讽刺了一下一次大战中，奋力抵抗德国入侵的比利时，认为”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 于是就其抵抗而言，比国人自认为两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于是为了国家荣誉孤注一掷，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自由主义者瞧不上民族主义者，瞧不上反抗日本的中国，瞧不上反抗德国的比利时，认为他们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自量力，是”爱国疯“。

”爱国疯"感觉比“爱国贼”还难听一点。

这个传统从胡适，一直继承到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在贸易战中没有举手投降，竟敢和美国人对抗交手，美国骂中国，中国既然敢还嘴，当然就是战狼，就是爱国贼了。

不过，当时的胡适所说的就是对的吗？一战中，比利时本来是一个中立国，不是协约国也不是同盟国。但德国毫不理会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直接入侵。比利时得罪德国了吗？没有。德国入侵只是因为德国的作战计划，施里芬计划中要求通过比利时，侧翼包抄法国军队。一个小国的中立地位，在德国面前，就是一张废纸。在这个情况下，比利时应该怎么做，直接投降吗？

一战中，比利时面对德国最强大精锐的右翼部队，从8月4日开始德国越过边界，20日首都布鲁塞尔陷落。但比利时一直在坚守安特卫普，9月9日，比利时还从安特卫普主动出击，牵扯德军注意力。而决定法国命运和一战战局的马恩河会战是在9月5日-12日。最终，在德国的猛攻之下，安特卫普在10月9日陷落。但比利时的抵抗无疑为马恩河战役起到了正面作用。

在自由主义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的抵抗，就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但一战最终的协约国胜利的结局，比利时人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然，战后，比利时也从德国获得了一小块欧洲的领土，以及一大块非洲的殖民地。

在中日关系方面，胡适的态度一直是妥协退让的，认为中日两国势力对比差距过大，反对抗日，决不主张作战，认为应该依靠国际社会解决中日问题，认为可以把东三省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认为应该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以保住日本不入侵关内。到了七七事变之后，胡适仍然寄希望于和日本谈判获取和平条件。

但最后，南京大屠杀后，胡适还是认识到了当时日本政权的恶棍本质，观点也发生了变化。

4、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有这么一段自述：

“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 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的内心认为中国百事不如外国，那对外态度肯定是要妥协的。既然什么都不如人，对抗的结果一定是失败，所以，妥协退让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自由派的主张。

无论是当时的中日冲突，还是今天的中美之争，有些人总有一套很奇特的理论。

他们不去分析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分析国家战略，简单把国家之间的对抗或战争，用两个人街头打架的逻辑去解释，认为冲突的原因是有一方先招惹了对方。而且，总是认为中国是惹事的一方。

日本打中国。一定是因为中国招惹到日本了。中国人自己认为没有招惹到日本，那是中国人不知道不注意，没有站在日本的角度想问题。没有招惹到日本，为啥日本会打中国呢。

如果日本来打中国，怎么办呢？一定不能反抗，仇恨就越来越深，会被揍更狠。

所以，中日之间一定要妥协，要和谈，要和日本人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我们要让步，要妥协，妥协了谈好了，就能消除仇恨。中国认错了，仇恨消除了，就能和平了。

民间不能反日，政府更不能有反日言论，要是这些言论传到日本去，仇恨岂不是更深了吗？“战狼”文化误国误民呀。

他们认为只要大家冷静下来，把道理讲清了，日军自然会撤退，中日两国的关系自然就会恢复了。

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之后，中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些“亲日主和派”一部分转为支持抗战，另一部分则选择“曲线救国”，彻底投靠到另一边去。

但即使支持抗战的那一派，其中的一部分人仍然认为中日交战的很大责任是那些抗日反日的人。他们认为中日失和本来只是两国的误会，本来中日没什么仇恨，可以坐下来谈判，中国妥协，就能继续和平。现在就因为这些抗日分子，中日之间真的有了血仇，那就只好打了。

现在回过头看，这些论点何其荒谬呀。

不过，今天，还是不少人认为中美失和，很大责任就是那些反美言论。战狼文化….. 他们帮美国甩锅的本领不亚于特大统领呀。

5、

中国的反日情绪和所谓”排日运动“，在二十世纪前半的中日关系中，一直是中日双方冲突的焦点之一。而当时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日运动，也远非今日的反美情绪可比。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由于一战导致的欧洲战争物资需求，这次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大。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重新掀起了浪潮。这次的抵制运动比1915年那次更为激进，也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这次运动，让日本对华出口在1920和1921年连续两年下降，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同时，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抵制日货行为，规模更大，也更激烈和全面化。同时，中国政府也针对性的提高了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最终导致日本被提高关税的商品在华销售额下降三分之二以上。

在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对国际社会的陈述中，一直在强调中国对日的妨害。1936年，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的芳泽谦吉在美国演讲中表示：“因中国施行对日妨害，才致使中日关系落入如此紧张局势。芳泽提出的‘对日妨害’有以下几点：1、中国政府上调对日本商品征收的关税。2、违反1905年12月22日的议定书，铺设南满洲铁路并行线。3、持续进行排日运动。” 芳泽称：“虽则日本之行动不能算是完全正确，但中国的行动亦不能全部称为正当”，“中国一向抱着攻击日本的态度，此种态度让日本难以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国人会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抵制日货和排日运动，招惹了日本人。

**但当时，确实有人认为日本打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招惹日本。**九一八之后，国际联盟的所谓“中立公正“的调查团，虽然认定九一八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但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而苏联“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报告认为解决九一八的办法是中日都撤出东北，东北自治。自治政府聘请外籍顾问，由外籍教官协助下训练军警，实质上交给西方国家和日本共管。

原来九一八最大的责任人是苏联和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抢走了东北，解决办法不是把东北还给中国，而是把东北交给西方国家和日本共管。

当然，对这个报告书，当时的胡适也不顾国人的普遍反对, 而持赞同的意见。

6、

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日关系历史，以及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和目前的中美局势有很多类似之处。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巨大，中国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形成了中国不如美国的思想钢印。他们的想法和当年的胡适是很类似的，也认为**“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 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日本，“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学习日本，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改革开放头十年的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美国，学习美国，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1900-1910年中国学生留日追求强国之路，正如1980-1990学生留美一样。

d随后，日本的野心，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冲突，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压迫。让一部分人转而反日，另一部分人仍然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看不清楚中日之间的矛盾，是核心利益的冲突，是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日本的亚洲霸权梦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两国之间的仇恨。这些人认为，中日关系搞坏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反日情绪，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

胡适或多或少也有这种看法。他在1936年所说：

在失望之余，我现在提议，从一个中国国民的立场，给“调整中日关系”下一个界说： 

中日关系所以需要调整，正因为这四五年来造成的局势是一个仇恨的局势；说的更简单一点，是日本对中国的无制限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优越感**造成的中国人仇恨日本的局势。这个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关系一日不能调整；合作与亲善更谈不到。所以，“中日关系的调整”的唯一可能的意义是要解除这个仇恨的局势，**以谋在不太远的将来可以逐渐做到合作与亲善的地步。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给蒋介石写信，希望以放弃东三省为代价，与日本做最后和平努力。但最终随着中日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包括胡适在内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无比痛苦的认识到，他们主张的妥协，无法带来和平，而只能助长日本的侵华野心。

现在的局势也很类似。改革开放初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知识分子，在中美发生冲突时，也认为“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要尽一切手段对美国妥协退让，要尽一切努力解除中美之间产生的仇恨。

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好，不是因为中美间的利益冲突，不是因为中国挡了美国全球霸权的路。美国贸易战打中国，是因为中国招惹美国了，于是，就拼了命的找所谓中国招惹美国的证据。

对他们来说，要搞好中美关系，就是消除仇恨，就是让中国人不能反美。都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言论、战狼文化，中美关系才搞不好。

7、

谁能解开中美关系的死结？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的核心矛盾，是日本要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需要征服中国，或至少把中国变成日本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和中国统一、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核心矛盾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是中国人民追求西方社会那种美好富裕生活的需求，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两条路，要么中国人民放弃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甘心被锁死在产业链的低端。要么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接受中国做为一个平等的贸易伙伴。做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条路是无法接受的。

所谓中日之间的仇恨，中国的反日言论都不是主要矛盾。正如现在，什么中美民间的仇恨情绪，中国的反美言论，战狼文化，都不是主要矛盾。

即使是胡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3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说：

“在这几年之中，日本曾逼迫中国政府禁止一切排日的行为与言论。凡中国政府的权力能禁止的排日，可以说是都做到了。现在中国人民不能抵制日货了，不能发表排日的议论了。然而明眼的人都能明白，这个仇恨的局势只有一天一天的强化，并没有减轻。所以者何？只为消除仇恨的锁钥并不在中国政府人民的手里，而在日本政府军部的手里。日本有此锁钥而不肯用，所以这个不幸的仇恨局势只有火上加油，从不见釜底抽薪。”

胡适虽然把中日关系归结为仇恨，但他也知道，解决这个仇恨的钥匙，是在日本这边，不是中国这边。

当今的某些自由主义者，还不如当时的胡适。他们把中美关系失和归结为战狼文化，归结为中国的反美情绪。胡适知道消除仇恨的钥匙在日本手里，但国内的某些人，连这点都意识不到。

建议他们重新读读鲁迅的友邦惊诧论。

美国总统公开宣扬”Chinese Virus“，往中国头上甩锅栽赃，要求中国巨额赔偿，主流媒体连篇造谣。他们啥都不说，装着看不见。

中国外交部的中级干部，推上发一个疑问句，他们就惊诧了。网上个人自媒体说两句带情绪的话，就是误国误民了，就是”爱国贼"了，就是前所未有的公共关系危机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现在还没明着说，估计也快了。

未来，他们会继续惊诧的，而他们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少。正如二十世纪前半，“亲日主和派”越来越少一样。

中美之间的矛盾，没有当时中日之间这么深。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也远比当时中日之间要小很多。东风41，也能保证我们的本土安全，不至于出现1900年或者1937年那种事情。

然而，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是靠一味让步能解决的，总得扛一扛，让美国也痛一下。两边都痛了，才有重新合作的可能。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