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284）抗美援朝女卫生兵高瑞芳的回忆（整理/女儿）_风闻

【此文节选其抗美援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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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叫烽火home的网站，希望各位观友去看看，里面有不少好的回忆录，都是各个时期革命前辈的真实经历。我看网站的浏览量不多，觉得有些遗憾，搬运一些和抗美援朝有关的内容过来，特此声明。】

1、紧急出发，跨过鸭绿江

1949年，我已经是一个参军三年的老兵了，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跟着所在部队32军94师，解放青岛，打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一路南下，最后驻扎在福建前线，正对金门的地方。我们部队就部署在解放台湾的最前沿，战士们每天搞渡海演习，摩拳擦掌地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宝岛台湾去。

就在我们以为本部队最先渡海已经铁板钉钉时，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发出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所在的32军撤编，其所辖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后来参加了南方剿匪，我们94师被单独调归即将入朝的九兵团27军，

27军由原来的79、80、81三个师增加了一个94师，每个师都有一个师医院，我就成了27军第四医院的护士，医院隶属94师，于1950年11月一接到命令，就正式开拔离开福建，先坐汽车到江西上饶，又换乘火车一路北上，由于走得急，大家身上还都穿着单衣，火车越往北开，天气越冷，部队从沿途站点的兵站里领到了棉衣，开始在列车上发放，我们是师医院统一领来后又发给个人的。当时出了个小插曲，由于发放时忙中出错，将我们医院女兵双排扣的列宁式军装错分到了警卫连男兵手中，他们拿到手里都感到新奇，以为是男装改成两排扣的新式样了。而我们女兵手中拿到的却是男装，因为以前战争年代着装都没那么讲究，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发错，就那么换上了，待警卫连男兵反应过来时，部队已经跨过鸭绿江了……，他们后来想和女兵换装，但我们都嫌男兵穿脏了，一致说不换，于是通讯连的男兵没辙，穿了整整一冬的女装。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幸运地换上了冬装，听说同是九兵团的后续部队根本没来得及换上冬装，还是穿着原来配发给南方地区的单薄服装就匆匆入朝参战了。

入朝前，部队进行了参战动员教育，大家通过听报告，开会，都明确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人人都在想如何誓死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要不怕牺牲，打败美帝野心狼。随后上级布置参战人员所携带的所有物品均要去除“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标志性字样，于是，大家开始动手，把“八一”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小心地揭下来收藏好，把皮带上、毛巾上和搪瓷缸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或“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全都该抠的抠，该剪的剪、该磨的磨；部队一夜之间消除了有关解放军的一切痕迹，彻底变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刚入朝时军帽、军装上没有任何标志，胸章是后入朝的部队才发的。

一路北上的火车先把我们拉到丹东（当时叫安东），但那座著名的鸭绿江大桥白天有敌机轰炸、侦察，不敢过，夜间通过人员太多，负荷太重，而朝鲜战场上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在即，时间不等人，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朝鲜的东部作战，所以又坐车迅速转移，改从东面的临江入朝。到临江下车后每个人都迅速装备起来，女兵每人背一床棉被，一件大衣，20斤干粮，两个手榴弹，重近30公斤，男同志还要再多背一杆枪。为躲开美国鬼子的炮火轰炸和敌机的侦察，我们是在11月18日半夜急行军来到江边，从一座比较低矮的木桥上跨过鸭绿江的，过了江马上进入了朝鲜东北部山区，号称“朝鲜半岛屋脊”的盖马高原，（百度查到：这是位于朝鲜东北部玄武岩台地。北以鸭绿江与中国吉林省为邻，东、西、南三面为摩天岭、狼林山、赴战岭山脉环绕。平均海拔约1200米，称朝鲜“屋顶”。东高西低，北水白山最高（2522米）。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1－2℃；一月平均最低-25℃。年降水量580—750毫米。）

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山道狭窄，行走艰难。后来得知当年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气温持续在零下30~50℃之间，我们只穿一件普通棉衣，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依然士气高昂，长长的队伍向着目标长津湖地区开拔，至拂晓时全体停止前进，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马上集合起来，列队站在林间空地上，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新进行入党宣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两句“……为了中朝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热血沸腾，没有害怕，只想着要尽快打败美帝国主义，什么都豁出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下定了有去无回的决心。

2、爬冰卧雪 艰苦行军

部队此后就隐没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白天美军飞机不断地飞来侦察监视，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在这片荒凉、寒冷的高山大川中艰难跋涉。94师由于是从福建前线远道赶来的，所以较其他师晚入朝一天。虽然指定我们师是军预备队，但为了抢在靠汽车、装甲车机动的美军之前抢占阵地，我们夜夜强行军都要至拂晓时分才停，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根本就没有路，走在最前面的战士就负责开路，我们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走，一会上山，一会下山，时间一长，极度疲惫，加上夜晚行军，光线昏暗，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很容易打盹，慢慢地我们都养成了可以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特殊本领，大家经常用一只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背包带，然后眼睛一闭就可以入睡，但的确有人因此而出意外送了命的，比如一脚踏空，摔下深渊，就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了。

有时途中会碰到美军飞机扔下来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看上去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但谁也说不准它会在何时突然爆炸，所以一旦发现炸弹，就安排专人看守，一走到那儿谁都不能迟疑，必须听从守护人员安排，快速跑步通过。

为了防止生火做饭冒烟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也为了抢时间，我们饿了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俯身吃一口前面战友背包上的雪，就这样，记得我们连续行军许多天都没吃过热饭，喝过热水。

一次下山时，山路上覆盖的积雪被前面的人踩实了，脚下直打滑，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济于事，人人都在接连不断地摔跟头，一开始每摔一下，我就赌气地数着，当摔到第37跤时，全身都像散了架一样，开始的疼痛也逐渐变成了后来的麻木，干脆就不数了，最后下到山下，估计总共摔了有七、八十跤。

其实行军途中最艰苦的我们公认还要数炊事班的战友，他们除了背自己的行李外，还要背上笨重的行军大锅，有时爬到半山腰甚至已到山顶，一旦摔倒，铁锅一下就会滑落到山底，他们便要重新爬下山去捡回铁锅。

就在日复一日的行军中，我们几个女兵，渐渐地双脚开始肿胀，最后连鞋带都系不上，脚背肿得不会弯曲，为了不掉队，我们就少睡觉，每天都提前2小时出发，等部队宿营后，我们再慢慢赶上，最艰难的是走每天的最后一段路，柱着棍子咬着牙，侧着身子横着挪，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到宿营地。每当拂晓降临就到山顶树丛中露营，这时我们首先互相拍打掉帽檐上、背包上厚厚的一层积雪，然后两人一组，对坐下来，各自先脱掉一只棉鞋，就地抓起身边的雪，给对方揉搓已经冻僵的脚，直到将两只脚都搓到发红发热为止。接下来男同志往往是一人和衣倒地便睡，而女同志怕冷，就三人一组，先用脚踢开一块积雪，再铺一块油布，然后把被子铺一床，盖两床，三人和衣并排紧挤着躺下，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睡在两边的人冻得无法入睡，每隔一会就要互换位置，轮流挤到中间暖和一下。待傍晚起床后，双手仍是冻得麻木的，僵硬的手指无法打出像样的背包来，有时只能凑合着捆上背起来就走。

3、英勇顽强 惨烈战斗

在那种天寒地冻的严酷条件下，部队刚开始根本没有防寒经验，第一天行军就有多人冻伤。我们陆陆续续见到许多战士冻掉了耳朵、鼻子、手指、脚趾，在收容的伤员中严重的双脚全冻掉，甚至于在行军极度疲惫，坐下休息10~20分钟后，有人就再也站不起来永远也叫不醒了。那时听说我们军里有的一个整连或整排的阵地上，战士们在简陋的掩体里冻了一个晚上，等第二天冲锋号吹起的时候，阵地上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全部都冻死在战壕里了。由于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后勤供应线不分昼夜的封锁、轰炸，给养运不上来，前线的战士经常冻饿交加，但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战士还是英勇顽强，士气高昂。美王牌军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号称北极熊团）就是我们军在这次战役中消灭的。缴获的团旗至今还保存在首都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美军的飞机大概也发现了志愿军的大部队白天会隐蔽在山上的树林里，所以他们经常会沿着山沟飞进来侦察，我们在高高的山上宿营，身上都披着伪装用的白床单，趴在地上朝下俯视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军飞行员的轮廓，离得特别近时，甚至能看到他的高鼻凹眼。但开始时有严格的纪律，部队不能随便打飞机而暴露目标。后来接到命令允许打飞机后，我们部队的战士只要抓住机会，瞅准那些胆大妄为、飞得特别低的飞机，架起机枪就会瞄准了来它一梭子，有一次，我们看到刚才还在大伙眼前耀武扬威的一架飞机，飞离后不久就在旁边另一处山头前冒着黑烟翻滚着摔下山涧去了，估计是被我方的战士打下来的，大家全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二次战役后期，我们跟随部队从柳潭里一路向东南沿海追击逃窜的美军，一直到了战前据说比较繁荣的东海岸咸兴市，美国鬼子早已坐船从海上逃走了，偌大的咸兴市到处是断壁残垣，根本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美军不想把他们的军需物资留给志愿军，所以在逃跑时用猛烈的炮火把这儿炸成了一片废墟，目光所及横七竖八到处都能看到美军的尸体，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尸体上的衣服全都被朝鲜穷苦的老百姓扒光，拿走御寒去了。而志愿军烈士都被集中安葬在一处直径约十几米的超大坟堆中，高大的圆形土丘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两指宽、一扎高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每一位烈士的姓名，那座合葬墓里面就是我们好多好多年轻战士的归宿了，想着他们几天前还是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年轻战士，可现在就这样永远永远长眠在这异国他乡了。惨烈的战争景象就那么血淋淋地摆在眼前，令人触目惊心，给我们这些已经算是老兵的人脑海中也留下了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深深烙印。

4、救死扶伤 抢救伤员

朝鲜老乡的房子都是用圆木构筑成的，经不起美军飞机的轰炸，一旦着火，马上就会熊熊燃烧，随后就会房倒屋塌。刚开战时伤员们都分散在老乡的房子里，朝式房子都是要脱鞋进的，屋外有几层台阶，屋里还有高至膝盖的门槛，把伤员抢救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在美机还未停止轰炸时就不顾一切地冲向火海去抢救伤员。头发、眉毛烧焦，衣服着火，双手皮肤烧伤是经常的事情。一次在危急时刻，我背上背着一个重伤员，手里搀着一个轻伤员就往外冲，到了门口，先将搀在手上的伤员往门外推送出去，然后急转身，将背上的伤员放到门槛外，再接着回到里面抢救其他伤员。连续背架出几名伤员后，我又返回屋内，发现一屋子的伤员已经基本被我们几名医护人员抢救出去了，我搀扶起屋角最后一位腿上负伤的大个子伤员来到门槛时，眼看火越烧越旺，门框似乎都要着了，我急了，当时不知道那来的劲头一下子就把大个子推出了门，随后我也跳了出来，就在我俩刚出来不久，身后的房屋就轰然倒塌了。事后我们几个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还因此立了个三等功。

到后来美机见房就炸，入朝大约不到半年时间，北朝鲜的民房就全被炸光了。住宿条件越来越恶劣了，再有了伤员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地方，有的安置在山洞里，有的就放在杂草堆上。那时的医疗条件不行，几乎没有什么消毒措施，打仗导致的伤员，伤口几乎都是开放性的，没药顶多用盐水清洗伤口，而泥土里有大量的破伤风杆菌和其他细菌，所以很容易感染破伤风和败血症，这两种都是能要命的病。特别是得了破伤风的伤员格外痛苦，因为他们会全身肌肉僵直，牙关紧闭无法进食，还会出现越来越频繁地全身抽搐，但却是直到临死之前神志始终清醒，让人看着特别不忍，那时我们手里没有特效药品，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医生来说，这真是一种抓心抓肺的无奈啊！那时我们护士可是要忙坏了，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许多伤员痉挛发作，牙关紧闭，不能吃东西，我们就设法把伤员的牙齿撬开，喂一点汤水；伤员们排在床上的大小便，我们一点一点地给擦洗干净；伤口化脓，我们就用盐水清洗伤口，换药。后来国内紧急组织生产了大量的破伤风抗毒素送到了前方，终于有特效药给伤员们注射了，可是连消毒棉球都没有，我们灵机一动，轮流将自己棉被中的棉絮撕出来，放进开水锅中煮一下，代替消毒棉球，给伤员们擦擦就注射抗毒素，就这样逐渐地控制住了这种厉害的传染病。

还有一件事，也很考验人的胆量，就是每当有伤员牺牲，都要去取包裹烈士用的抚恤衣，白天外出目标明显，容易被敌人袭击，所以都是晚上派个人去取。每次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个人翻山越岭到十多里外的地点。要随时提防可能碰到的敌人，所以走路时心都始终提在嗓子眼里，为防备不测，每次我都会先趴在地上，仔细听四周的动静，确认没有异常声响后，赶紧爬起来快走一段，再趴下听，如此反反复复，紧赶慢赶才能保证在天亮前完成任务。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们师长途跋涉赶到了柳潭里，虽然武器简陋，食物短缺，衣着单薄，但战士们个个都很英勇，他们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打得很顽强，我们医院每天都要收容大量的伤员，那时除战斗直接减员外，冻伤减员也非常多。我们医护人员虽然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但在天寒地冻的严酷环境中，许多人还是连伤带冻去世了。晚上值班，要不时巡视一下，走到每位重伤员的床前都俯身去听一听他们的呼吸声，发现不呼吸了，确认已牺牲，就马上背出去送到外面指定的位置，我们的那个护理小组最多时曾一晚上背出去17名烈士。我们的班长有天晚上值班冷得实在没法子，情急之下顾不上害怕，她和一位牺牲的伤员同盖一床被子取暖。

那时的后勤供给严重不足，粮食运不上来，国内带来的干粮早就吃完了，部队就只能在当地到处找粮食，没想到那里是贫瘠的高寒山区，除了土豆，根本生长不出像样的粮食来，就是连土豆也长不大。开始时，还能在村庄的废墟旁找到老乡藏在地窖里的小土豆，后期连土豆也很难找到了。开饭时，伤员和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只能定额分配四个小小的土豆，我们去炊事班打饭要走一段路，到了之后，炊事员先从锅里捞四个热乎的小土豆让我们吃下，然后再根据你那里伤员的数量，严格地点着数往我们带去的铁桶里捞土豆，等我们再从冰天雪地里拎回来后，土豆早就冻得冰冷了，没有办法，伤员在根本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们硬啃也要咽下这冰冷的土豆，所以后来我们就尽量想办法把铁桶找东西包一下，这样也就能勉强维持让土豆不要冻透。

作为战场上的白衣天使，我们的护理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有的伤员，盆腔、尿道损伤，排不出尿来，可当时的战场上什么医疗器械都没有，包括普通的导尿管，一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反复给伤员按摩，实在无效时，最后一招就是靠嘴去吸出尿液来，虽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但只要能减轻伤员的痛苦，我们每个人只要在场，都会这样毫不犹豫地去做。对我们来说，伤员就像是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几乎每一名护士都碰到过把伤员感动得掉眼泪的时刻。而每当看伤愈返队的战士又像小老虎一样活蹦乱跳、精神抖擞，听到他们说回去一定多消灭美国鬼子来报答我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开心激动的时刻，他们在走之前给我们行的军礼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回报和礼物。

那时每天还要安排大量的重伤员往国内转送，这就要靠朝鲜老乡的牛拉爬犁了。一个爬犁拉两名伤员，先是把俩人的被子往爬犁上面铺一床，两名伤员用一倒一正的方式并排抬上爬犁，每个人的头都靠着另一人的脚，上面再盖上另一床被子，最后用背包带捆结实，老乡就赶着牛拉走了。目送这些重伤员被捆在爬犁上一动都不能动，在颠簸不平的道上，碰到上坡下崖，俩人一会这个头朝下，一会又那个头朝下，看着伤员遭的罪，我们都替他们难受，想想他们还不知要在冰天雪地里颠簸多长时间，才能最后坐上火车运回国内，可以想见他们中的一部分是经不住这种折腾半路上就会牺牲的。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屋里护理伤员，听到屋外有动静，开门后，惊奇地发现雪地上爬来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大家慌忙出去，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屋来，经询问后才知道，他是友邻部队（好像是20军）的，也是一个山东兵，在战斗中负伤昏迷，醒来后发现部队已撤，由于腿被打断不能行走，很难想象他是靠着怎样超常的毅力，咬着牙爬了两天，才来到了自己人身边的。大家检查他的双手、双脚已经冻得完全发黑，我们几人全部上前，用雪去搓，可是任凭怎么搓都变不过色来了，看着他我们都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难过。第二天就优先安排爬犁把他转送回国了，虽然心里明白他能活下来的希望很小，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特别顽强的战士能活着回到祖国去……。

在朝鲜战场上，由于生理的原因，女兵和男兵比起来有更多的不方便，相比男兵，在一些特定时刻和环境下，我们会更不容易。比如转运伤员主要靠随军担架队和朝鲜老乡的爬犁运送，但在1951年5月的第五次战役阶段，由于部队插到了三八线以南，担架队一时跟不上来，我们只能自己亲自去运送伤员。朝鲜不仅山多，河流也多，虽然按农历应是三、四月份春暖花开之时，但这些河里的水全是山上的冰雪溶化流淌下来的，依旧寒冷刺骨，我们将伤员事先用背包带牢牢地绑在担架上，几个同志分抬着一付担架，一会行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一会又要趟过冰冷刺骨的河水，一旦碰到齐胸深的水，像我们个子较矮的女同志本身站都站不稳，这时就要几个人互相搀扶着蹒跚过河，而个子高些的男同志就主动抬担架过河。碰到例假期，也不能犹豫，照常要往河里跳，照样要和大家一样淌冰水。待过了河，血水随着裤腿淌，这时就赶紧到河对岸找一处比较茂密的树丛遮挡，脱下裤子使劲拧两把，然后穿上冰冷的湿裤子接着再继续走，当时有许多女兵就是因为这样受凉导致月经不正常，落下妇科病甚至是得了不育症的，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比男兵更沉重的代价，但当时所有的女兵们没听说有一个人退缩过。

还有一次传染病大流行，当时许多战士开始不明原因地发高烧，持续不退，其中病情严重的只能转送回国。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全都忙得不可开交。可这都不是主要问题，最棘手的是无法确诊，所有的医生包括院长在内都找不出原因来，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眼看着倒下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严重的已经濒临死亡，疾病即将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了，医务人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快走投无路啦，还好最后从国内请来了一位张姓教授，据说这位教授本来是国民党南京军队医院的，碰巧的是在49年要随国民党溃逃撤回台湾之际，他太太突然临产，无奈之下教授陪她留下来分娩，就被咱们解放军俘虏留用了。这位张教授在仔细询问、检查了一些病人之后，终于找出了病因，做出了明确的诊断，原来大伙是患上了地方性斑疹伤寒，这是由莫氏立克次体（一种病原体）通过虱子传播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当时还有不少人患上了另一种传染病——流行性回归热，这也是一种通过虱子传播由回归热螺旋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这两种病的起因是朝鲜战场条件艰苦，总在行军打仗，经常只能和衣而眠，根本没条件好好洗澡换衣服，所以人人都生了大量的虱子，我们大家那时管虱子都叫光荣虫，谁的虱子多谁光荣，比如一次大家看着我们的文化教员从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个小本子，一打开先从里面掉出好多虱子来，结果他到底掏出本子想干什么大家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了那些虱子。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习惯了大家觉得好像也无大碍，可这次不一样了，就因为虱子身上带着的病原体而引起了地方性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的大暴发大流行，此后部队马上展开了一轮讲卫生灭虱子的运动。偏巧这时我在护理病员时也被传染上了斑疹伤寒，于是一连好多天，被烧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全身除了牙齿不痛哪儿都痛，什么都吃不进，老觉得口渴想喝水，可是那杯水就放在头顶上，我却挣扎半天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没一丝力气去拿近在咫尺的杯子……，待病好了，我也瘦得脱了形，实实在在地领教了这病的厉害。还好，这次传染病的大流行，总算在张教授确诊后，从国内调来了大量的治疗药物，又逐步完善了治疗措施，病情最终得到控制，形势开始好转了。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任班长的护理小组被指定为收容班，按规定专门负责收容团职以上的伤病员，有一次81师参谋长王景昆生病被我们班收容了，他是我的平度老乡，人非常好，和蔼可亲，我们没事时经常在一起聊天，聊我们共同的家乡。那时正是战役间隙，王参谋长派他的警卫员回国去看望家属，我就托他捎了一封平安家信，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直到回国后才得知那封信对我家来说有多么重要，让我彻底感悟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含义。因为就在之前的51年春节，家里过年烧断了一根香，这是老百姓眼里的凶兆，预示着有亲人遇难，我父亲马上就慌了，立刻认为一定是这个在朝鲜打仗的闺女没了，牺牲了。我母亲心胸反而较开阔，她说，想开些吧，人家好多人都牺牲了，又不是光你的孩子。可父亲任谁劝都放不下，忐忑不安、唉声叹气了整整一个多月，寝食难安，直到有一天收到了这封平安家信，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全家人简直比捡了金元宝还要高兴。

美国鬼子在朝鲜还曾卑鄙地搞过细菌战，他们的飞机趁夜间往我方阵地中扔过细菌弹，大冬天的雪地里奇怪地出现了苍蝇、蜘蛛等昆虫，当时我们医务人员曾有人抽调去做过消毒处理。据称在这些昆虫身上检出了鼠疫、霍乱、伤寒等病原体。但因为发现处理的及时，并没有对部队造成明显的伤害。当时我国曾在国际社会上提出过抗议。

我曾保存过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弹体内藏着的一大片昆虫尸体，是细菌战的证据。但这次没找到。

5、战地女兵 苦中有乐

就在如此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也有短暂开心的时刻。那就是，战役间隙，我们和驻地朝鲜百姓联欢，看着那些阿爸吉、阿妈妮翩翩起舞，我们的人有时也会被拉起同舞；我们跟老乡学习朝鲜话，许多简单的日常用语到现在有的还能记得。还学会了两首朝鲜语歌曲，一首是《金日成将军之歌》，到现在都会唱，而另一首却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空闲下来或节日联欢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放声高歌。

平时去河边洗伤员用的绷带、敷料时，经常会碰到同去河边洗衣服的阿妈妮，她们有时也会帮我们一起洗。而每当看到她们用头顶着木盆、瓦罐自如行走时，我们也总忍不住想跟她们学一学，可看着容易做着难，我们笨拙的模仿，经常会把周围的人全都逗笑。 

每当有祖国慰问团来演出时，那就是我们过节的时候，而且慰问团一来，会给每个人都随机分配一摞祖国人民给“最可爱的人”寄来的信，在朝鲜战场上是不允许与家人通信的，但当时国内各地的群众都主动地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大家看信、回信的时候也是很开心的时刻，有的信会被大声朗读出来，有的信写得感人，会在所有的人手中依此传看一遍。志愿军官兵中不乏通过这种鸿雁传书式的穿红线，最终回国后缔结良缘的。

1952年春节那天还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印象挺深，那天一大早，我们在山洞中一觉醒来，晴空万里，看着山洞外那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们班不知是哪位战友，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坐背包滑雪的主意，几位姑娘一拍即合，每个人都迅速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出了山洞，爬到山坡顶上，然后放下背包坐在上面，从小山包顶上飞速滑下，一时间，有的一泻千里，有的人仰马翻，顿时整个山谷都回荡起了我们的欢笑声，那幕开心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6、胜利归来 祖国万岁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英勇顽强，终于迫使美国佬的屁股坐到了板门店的和谈桌前，就在谈判开始后的52年10月我们接到了回国命令，每个人听了传达，脸上都荡漾出了幸福的微笑，终于可以踏上回国的征途了，大家坐上了卡车，一路行进，夜晚时分开到中朝边界朝鲜一端的新义州，战前这儿是座繁华的城市，而此刻的新义州荒无人烟，举目望去，瓦砾遍地、满目疮痍、漆黑一片，这死寂的世界就是战争带给人类最大的创伤和不幸吧。心情沉重地走着走着，突然猛抬头大家看到鸭绿江对岸，祖国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侧密集耀眼的灯光啦，我们的心一下子便沸腾了起来，大伙的眼睛都不够用了，看啊，这就是咱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景象，这就是我们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魂牵梦萦的祖国母亲，您的忠诚儿女们用血肉之躯保卫了您的和平安宁，捍卫了您的尊严，今天我们终于回来了！开过鸭绿江大桥后，汽车缓缓驶入市区，迎面闯入眼帘的是丹东的父老乡亲们在马路两旁，穿红着绿、敲锣打鼓、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地欢迎我们凯旋归来。那一刻滚滚的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大家不约而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遍遍高唱《志愿军战歌》，一遍遍地高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炮火硝烟的朝鲜战争，我都会从心底里感慨：当年我们出兵朝鲜打仗就是为了消灭战争，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作为老兵，我愿战争永不再来！今天再回忆抗美援朝，目的只是想让后代们不要忘记咱们的志愿军，尤其不要忘记那些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们，正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尊严、空间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