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国的时代巨浪_风闻

在诸多现代节日中，五世青年节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毕竟社会主义是个舶来品，一切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国际节日一般都来自于国外，比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但青年节不同，这个日子从始至终，都昭示了中国自己的历史脚步。

五四运动因其具有复杂的时代和历史意义，历史书中往往着墨甚多。时至今日，即便剥离沉重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五四青年依然是一个浓墨重彩的文化符号，时时都可以流行，怀旧但不陈旧。中国的莘莘学子们还是喜欢换上民国时代的学生装，纪念自己离开校园的日子。即便那是百年前的旧物，但仿佛一直象征着新生，代表着未来的希望，许人无穷生机，风华正茂。

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符号，五四青年仿佛就是理想主义者不朽的雕塑，恰同学少年，正是他们，在时代的湍流中，浪遏飞舟。

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些零碎的视角回溯那段历史，去看一看理想主义和消费文化之下，五四沉淀的那些深沉意味。这场席卷大江南北的社会运动源自西方列强分赃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失败。丧权辱国终于点燃了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们的愤怒。在五四运动激荡的风云中，大量新思潮和新文化涌入中国，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同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群众运动基础，成了我党起家的源点。一切的一切叠加到一起，赋予了这场运动，以及掀起这场运动的青年们开天辟地一般的意义。一百年前，那些凭着一腔热血冲上街头的青年们也许根本想不到，自己因为后世时代的变迁而永久性地载入史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某种象征。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种历史叙事的结构，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亦或是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这是一种时髦的文化，也是被后世盖棺定论的进步文化。作为一百年前的青年人，他们和今天的青年人一样，乐于接受与传统不同的声音，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标新立异，热爱“袭反”，这些被后世视为进步的新文化论、舶来思想自然会在青年人中生根发芽，而历史恰好又让这些新生事物汇聚成洪流，越过崇山峻岭，汇集成新中国的滔滔海洋。那些富于朝气、敢于砸碎旧世界的青年们自然就成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历史的起点。如果从历史的精神现象学去说，那些青年创造了中国历史新精神运动的起点，而太祖思想的完整表达，也可以看做是这一精神运动的产物。在此之前，旧精神运动终于在列强欧战将息的炮火声中走向终结，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救亡运动政治精英构成了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最后的自我革新尝试。

这种叙事结构深深影响着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尤其影响着他们对青年人的视角，正是因为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别具一格又格外沉重的意义，老一代人总是习惯性将青年作为时代勃发的精神起点，默认青年应该是未来中国走向新历史高度的精神起点，新中国的历史运动将以巨浪奔涌之势不断冲击着未来，直至迈向“国雄于地球”的巅峰，而青年则构成了上升的一代又一代台阶。

然而，就现实而言，我们都知道，这就像父母望子成龙一样不切实际，没有任何一代人会脱离时代生活和个人生活汇聚成一个新的精神符号，带着社会和国家的历史不断自我超脱，一如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举起来高高悬空，再通过不断发力把自己升入宇宙。社会视角对青年们的担忧和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基本都源自后世五四历史叙事的倒影，青年人也不会因为这种历史精神的投影照在自己身上，就获得天眼神力，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代际之差放大成洞悉百年的历史视野。

也许，如果不是五四青年节，不是太祖的恰同学少年，不是TG对青年工作的重视，我国青年们也不会时常被赋予如此庄重的历史使命，被寄托如此重大的希望，进而在每年的这一时刻成为舆论焦点。西方社会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叛逆文化，也许更符合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一般形象。没有什么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政权赋予的荣誉感，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弄一辆破车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在全国的汽车旅馆里做多人运动，再把这些荒诞不经的经历写成小说写成音乐。再不济也要一本正经地靠一个PPT项目骗几亿美元出来。

这些被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嗤之以鼻的青年腐化行为，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建立在资本之上的现代社会应有的常态。正是因为五四之于中国的独一无二，中国青年们才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历史使命感和荣誉感。当你做好一件正确的事情时，全社会都不吝惜对青年的夸赞，反过来当你做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对青少年教育的担忧也会通过行政反馈进入漫长的社会管理链条，最终演变成绿色的网络环境。这一切恰是弥散在社会中的五四精神时时喷薄的体现。

面对这一切，没有人不会迷茫，究竟五四精神及其传承要表达什么？要赋予青年什么？甚至要赋予中国历史什么？要知，如果把历史叙事搞成神学教义，这种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

孟子评价孔子：“圣之时也”。后来鲁迅做了个戏谑的解释，叫摩登圣人，大概是说圣人这种角色，都是赶时髦赶出来的。当然这是玩笑，但圣人也好，英雄也罢，都与时代相称，圣人之所以成圣，是时代的回响敲出来的，顺应时代，理解时代，思考时代的问题，其中最为精锐的一批自然成为后世眼中的先知先觉者。以此视角来看五四青年，也不妨称他们为青年之时也。百年前和百年后的青年人在赶时髦这个问题上也许没什么差别，但当时代的回响碰撞民族的时钟时，那些发挥聪明才智赶时髦的青年们也许也就成了后世历史的先觉者，尽管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赶时髦这件事还有什么热爱之外的意义。所以某位长者说，要看历史的大势。毕竟当年的时髦除了写白话文、看徐志摩和胡适、谈自由恋爱，还有烧赵家楼、上街游行、念黄埔军校、加入TG特科和去延安，今天的时髦也就是上个b站、当个网红、执着于热爱、写个PPT方案创业骗钱。青年们同样意气风发，同样满怀理想，但历史时钟的撞针已远去，在这个中国已经可以为了和列强分赃不均而不惜掀桌子的时代，青年们的五四已经不会再有当年的波澜了。

既然不逢其时，一代又一代绵延着五四精神还有什么意义呢？再回到历史的精神运动中看，在中国的现代化洪流依旧滚滚向前的今天，以五四为开端的历史精神运动尚未完结，并且无人知晓它将如何完结，亦不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究竟是归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还是回归中华文明的泮泮大潮，亦或是两者综合出了全新时代的先声。这些今人无法回答的历史之问，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让一代又一代青年做好准备，效法五四前辈。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不知道历史的撞针究竟在哪一代人回撞我们民族的洪钟大吕。譬如此次武汉疫情，历史大潮成就了奔现一线的青年人，也为五四精神提供了急需的时代案例。抱着这种时刻准备的心态，TG的青年工作无论做成什么德性都会坚持下去，五四精神的传统还会继续，总书记的关怀永远不会缺席。舆论聚焦着代际间的裂纹，紧盯着青年人的日常，却不见真正的革命者那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浪漫，那一种叫五四青年的时髦文化，那一种叫润之的疏狂性情。

在未来历史的那一声回响之前，一代代青年最宏阔的理想可能会被埋没，他们的成就也就是改开大潮中功成名就，时代压力中坚持自我，劳碌工作中财务自由。即便我们很清楚时代的问题会汇聚成塔，但在历史的洪流冲击那个时刻之前，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是历史潮流中的水滴，承托历史浪潮奔涌向前的是险峻地势，是雄峰关隘，不是水流自身。也许在我们安身立命之后可以超然于世，潜心研究这个终将来临的拷问，以期为后世留下更多经验，但我们毕竟不是那个时刻中的青年，便很难越俎代庖地去承担历史使命。

于我们眼前，只有时代的琐碎，是消费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龃龉不断，是资本和社会关于个人命运的博弈，还有不知何时而起不知何时而终的时代危机。无数人企盼着某一大事件，比如新冠危机，成为历史的节点，成为那个时刻的先声，尤其是青年人满怀理想和悸动。但平心而论，这些个人视角上的重大事件，远未汇集成那个即将到来的拐点。那个新旧帝国交替，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交织，中华文明的惯性与现代化路径终极碰撞的时代节点。因此，我们还在怀念五四，还在运用着五四时代以来的思想工具辨析时局，这一切恰好表明，那个与五四一样波澜壮阔的未来历史还十分遥远，为理想奋斗的青年们依然要回归民族的历史浪潮。谈不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它挫伤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但在我国这种依然过度程式化的政治宣传中，依然为青年人和理想主义情怀空出不合时宜的一大块，恰是那一代又一代人对青春与时代的怀念与不甘，百年的党与70多年的国家政权，依然有人要恰同学少年，有人要初心不忘，永葆青春。

回到中国文明的漫长历史中，王朝兴替，时代兴衰，圣王之治，万世之功，一切过往云烟，又历历在目，每一个时代都有情怀不泯的中国人在创造一些堪称奇迹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讲，五四精神虽是历史的产物，却也是历史的某种逻辑必然，它是真正属于中国文明叙事中的“特色”，因此也可以想见，未来的历史，必将有某处不同于西方四百年来的现代化与帝国进化史，亦不同于当今世界退行性的反现代运动，那可能就是五四精神真正的未来接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