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后浪——为什么要铭记八九十年代_风闻
邓安令THU-2020-05-05 11:19
(后浪好像不是拍给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看的)
今天是到了年轻人拔除思想钢印的时候了
今年,距第一次五四运动,又过了101年。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信息技术普及下,已经是时代的主人,比前几代中国人更自信,在能力和视野开拓上,更自由奔涌。若说还有什么在束缚自己,成为追求真正的思想自由的障碍,就是80年代形成的那批思想启蒙人士开始给中国人盖上的思想钢印。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掌握着世界最好的信息沟通与传播工具,在各种视频类社交平台,展现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与全球任何一地的年轻人是同步的,甚至超前的,不会因为过大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特别强的思想冲击。
比现在年轻人年龄大不少,还占据着更多社会资源的长辈们,却完全不同,他们中太多的人,这一辈子都活在无法平视,只能仰视外部世界的思想禁锢中,他们不仅自己画地为牢,还一直在往青年一代人的脑海里,盖上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思想钢印。
他们之所以活成这样,还得从这类群体自认为触及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开始说起。
现在,基本上绝大多数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经常性的把中国与外国作对比(外国多数时候仅仅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做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权利的基准,这种对比真正深入到普罗大众就是从1980代开启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均识字率已经普遍提高,社会文盲率大为降低,又赶上了普通中国人在主要信息渠道,比如电视节目中,可以一面倒的接收西方社会各种美好的生活信息。对于开始普及家用电器的众多市民家庭而言,这个时候恰恰形成了最大的信息不对称。
那个时候特有的一种带时间记录功能的纸质装饰品——挂历,都能用大幅展现西方发达社会城市风貌的印刷品,作为一种人生向往的寄托物。这种物质表象带给人的心理震撼,导致了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过来人还要继续跪着。
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遭遇到最严重的国家(主体民族)文明认同危机,是从公元1980年代爆发的。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从上到下的民族自信垮塌,思想意识包含的范围里,仿佛经历了10级以上的地震,中国的知识分子界,尤其是非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主流思想价值上,再也不认同中国自己的文化道路与国家制度选择,不再承认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的优秀文明,直接把中国文明与野蛮划上了等号。
让西方文明代表人类社会终极发展方向,渗透进广大社会精英阶层,实现对他们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殖民化,这件西方工业列强花了100多年战争侵略,也没能做成的事,却于1980年代的不经意间,在中国自己的社会内部顺利完成了。
至今,被很多国内各路文人念念不忘的,就是那场“80年代新启蒙运动”,他们当时对应的,坚决反对的,就是被他们称之为1980年代之前30年的“现代蒙昧运动”。
这些人断定,“在现代迷信(民族独立自主)的束缚下,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然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他们作为当时的年轻人,认为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是要将整个民族从这种现代迷信中救赎出来,必须依靠思想启蒙。
现在的年轻人也会经常看到,当自己反驳这些掌握着,传统媒体渠道社会话语权的人时,他们给予年轻人的评判还是丧失思维能力。
当时,文化界的旗手们热衷于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命题的颠覆,并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认识,实现了飞跃,在他们看来能代表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人,也只有和他们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
持这种理念的知识分子,以对暴力革命的反省,和对改良主义的肯定,对学术自由的呐喊,和对救亡与斗争史学框架的肢解,奠定了当时知识界的核心思想内涵,“西体中用论”在这一波知识分子中得以充分张扬,更成为他们普遍认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各种知识分子们,对于21世纪的中国依然是持悲观态度的。在他们自己营造的世界观里,中国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淹没。
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似乎成为中国民众唯一的寄托和要求,政府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或者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简化为经济问题,是他们眼里最倒行逆施的社会流行选择。
他们坚持认定,新中国前半程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后半程则是用GDP消解启蒙。在他们的话术体系里,当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失掉了健康神经支撑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将走向何处,并不是一个需要费力破解的谜题。
他们眼中,一个膨胀的胃再大,也不能取代大脑,他们自己就是大脑。由于他们的启蒙努力,总是被外力打断,中国的启蒙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得到尊重的价值,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更别奢谈围绕这些价值来设置制度保障。
那么,一面把自己当做整个中国唯一的良心和清醒者群体,另一面却是国家实力蒸蒸日上,新一代的年轻人在逐步遗忘、无视他们的现实,他们早已坐不住了,在全部信息渠道打造他们自己的是非和价值判断标准。
当国家还在贫穷、落后,奋力追赶的阶段,国家发展没有听他们的,他们对国家、民族怀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可怜,而当国家实力已经超越多数发达国家,临近攀登巅峰的时刻,国家依然没有听他们的,他们对国家、民族只有怀恨在心了,这样积怨最终就成为了恨国的思想储备库。
他们在内心非常期待大陆的年轻人能如同现在台湾、香港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一样,可以成为社会行动能力(反ZF、反社会能力)突出的群体,在他们这类知识分子感召、引导下参与社会博弈。只有社会动荡起来,他们也才有资本可以与政府对等谈话,有平起平坐的机会,进而有自上而下分羹国家资源的身份。
这些人把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带入了全国各地的大学讲堂,又开枝散叶到了所有社会行业、工作、生活领域,一路传播几十年,潜移默化的渗透进难以计数的人的脑海里,形成难以拔除的思想钢印。
带有这种思想钢印的人,必然会从价值观念上影响着自身工作与生活,现在几乎所有涉及与外国人相关的事务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带来的冲突与矛盾。
比如疫情期间,一些地方公务机构对待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西方国家将自身问题导致的疫情扩散,社会损失归结于中国,企图甩锅,叫嚣对中国采取经济惩罚,而中国在外交、新闻领域反击时,另一波中国声音就是他们喊出的“战狼外交”,“不道歉、不反思就是野蛮”等等,这种事例众多,全是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广泛的紧密联系。
伴随着中国已经发展壮大为,难以被任何遮挡物隐藏起来的大象,成为旧势力,也就是老西方列强眼里的众矢之的,是西方自己社会失败、心里失落的替罪羊,是西方用来宣泄仇恨的对象,已经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逃脱不开命运,中国正面来化解这种危机的方式,只有先展现出更强大的文明自信才可以。
要想更多人在内心文化向心力上凝聚起来,中国人太需要对盘踞在国内文化、艺术界的主流思想价值,进行批判和反思了。
中国青年人也要拔除那些被80思想启蒙一代的徒子徒孙们,灌输、覆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思想钢印,从他们错误设定的思想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让自己更奔放的看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