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大多不知所踪！ 那全球疫苗竞赛，会是一场虚妄的安慰吗？_风闻

川普总统周日声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苗将在2020年底准备就绪，他说：“我们认为到今年年底将有疫苗，而且我们正在大力推动。我们正在建立供应线，我们最终会有疫苗。”

川普在周日的采访中

他补充说，有几家制药公司“接近”开发疫苗，特别是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不过，强生公司方面就表示，首批疫苗最早将于2021年面市。该公司最快计划在今年9月开始人体试验。

他的说法与白宫冠状病毒小组成员的预测也有一定的出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最近表示，明年1月有可能研制出疫苗，但疫苗通常需要数年才能生产出来。

虽然川普对研发和生产疫苗的时间表做出了可能过于乐观的估计，但对新冠疫苗的研究确实出现了进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对CNN电视台表示，参与特朗普政府冠状病毒疫苗项目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了14种重点用于开发的疫苗。这项“扭曲速度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旨在迅速提高产量，组织分发，并确定谁将获得潜在疫苗的第一剂。他们的目标是到11月生产1亿剂疫苗，到12月生产2亿剂，到1月生产3亿剂。

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还有90多种其他疫苗正在研发中，其中9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部分据称出现了积极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称，其疫苗可能在今年夏天就能准备好。

这些预言会不会只是虚妄的安慰？

“扭曲速度计划”

“扭曲速度计划”是曼哈顿计划的川普政府版本，据两位知情人士向CNN透露，该计划将联合私营制药公司、政府机构和军方，试图将疫苗研发时间缩短至多8个月。到年底为大多数美国人生产足够的疫苗，到明年1月提供3亿剂疫苗。

消息人士称，上个月，川普指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加快疫苗的研发，政府官员已经就这项工作开了三到四周的会。白宫预计将在周三公开宣布该计划和项目负责人。

寻找疫苗的过程通常以年而不是以月为单位，疫苗试验通常从动物试验开始，然后进入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一小群人注射疫苗，以评估安全性并监测他们的免疫反应。第二阶段增加随机试验的人数，通常增加到数百人，通常还包括更多的高危人群。如果试验结果令人鼓舞，那么该试验将进入第三阶段，测试成千上万人的疗效和安全性。

而该计划希望“扭曲速度”，顾名思义，就是要打破疫苗研发的常规节奏和时间表，利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动物研究资源，迅速在动物身上测试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实验疫苗，然后由政府开展协调一致的人体临床试验，同时测试几种疫苗，而不是由每个制药商进行多次临床试验，争夺患者和资源。

为了加快疫苗上市的速度，该计划还考虑在候选疫苗只进入临床一期或二期的情况下，就开始寻求大规模生产疫苗。参与这项工作的消息人士预计将有六到八种正在测试的疫苗进入后续的几轮试验。官员们希望有三到四种疫苗能够通过最终测试并投入使用，但这取决于测试和临床试验的进展情况以及它们的成功程度。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不知道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生产会造成大量浪费，有政府官员对NBC透露，预计在这方面的耗资将达数十亿美元。但是，这可能意味着有望在今年年底，而不是明年夏天，为美国公众提供疫苗。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将由纳税人承担疫苗候选疫苗失败的大部分财务风险，而不是制药公司。

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博士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上说：“如果你提出五到六个不同的候选疫苗，然后以重叠的方式进行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的压缩试验，这个异常迅速的最后期限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对CBS电视台表示，即使进一步的测试正在进行中，今秋可能会有“数百万剂”疫苗。

而福奇在CNN上虽然表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明年1月确实有可能研制出一种冠状病毒疫苗，但他补充说，“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出错。”他还提到了实验性冠状病毒疫苗的潜在风险，并敦促进行更多的试验。

福奇强调：“如果它不起作用，就不能保护人们。我已经从事疫苗工作几十年了。不是每一种疫苗都有效。”

牛津疫苗

川普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快速开发疫苗的政府。英国于周一联合主办了一场会议，鼓励各国承诺为开发疫苗的国际努力提供资金。英国已经承诺为该项目投入3.88亿英镑。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在全体国民周围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这只能通过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疫苗来实现。”

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之一。这种疫苗是由一种被称为腺病毒的普通感冒病毒的弱化版组成，从理论上讲，疫苗将训练身体识别并产生对编码冠状病毒“突刺”蛋白的基因的免疫反应。

小组成员、医学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周日对NBC表示，该疫苗的前景“相当不错，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研究人员希望从第二阶段试验中获得足够的数据，“我们将在6月初获得疫苗是否有效的证据。”如果进展顺利，他认为最早在9月就可以生产出几百万剂疫苗并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据《纽约时报》报道，上个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落基山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给六只恒河猴注射了牛津大学研发的这种疫苗。然后，这些动物被暴露在大量冠状病毒中，28天后，这6只猴子仍然健康。

在顺利完成了对灵长类动物的临床前研究后，牛津大学的这项试验从4月23日开始迈入了临床测试阶段，招募1102名健康的参与者进行对照试验——对照组接种的是一种可预防脑膜炎和败血症的疫苗，最巧妙的设计在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会引起暂时性的副作用，如手臂酸痛、头痛和发烧，这些副作用预计也会出现在对照疫苗中，这样参与者就无法猜测他们是否接种了真正的疫苗。

研究人员计划在下个月扩大到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涉及约5000多名患者。

贝尔强调，确保安全仍然是当务之急。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疫苗产生强烈抗体反应的功效可能会很好。真正的问题是安全性能是否良好。所以这实际上是临床研究的主要焦点。”

和美国的“扭曲速度行动”一样，牛津疫苗小组已经开始一边研究一边扩大生产计划，目前已与中国、印度、英国的多家公司签订了生产和分销协议，当中包括阿斯利康(AstraZeneca)。

牛津大学的这种疫苗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目前还有一种同类型疫苗也进入了人体测试，这就是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CanSino Bio)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开发的Ad5-nCoV。该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并开始招募患者进行第二阶段的试验，计划在武汉招募500名受试者。

此外，被川普重点点名的强生公司的疫苗也属于此列，而且这家公司已经通过腺病毒进行了一系列的基因构建，并选择了最具免疫原性的灵长类动物作为给药对象。他们的第一阶段试验要到9月份才会开始——公司解释说，使用腺病毒载体，需要获得正确的“种子”来培养更多的病毒载体。种子必须足够稳定，可以在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提供同样的材料。该公司的目标是十亿只。

除了上述这三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三种灭活病毒疫苗（中国科兴、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两种mRNA疫苗（美国Moderna、德国BioNTech），一种DNA疫苗（美国Inovio），和一种重组蛋白（法国赛诺菲-安万特公司）也已经开始进入临床试验。

速度和安全

数十个国家的近百项疫苗研发正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展开。不过，设计一种有希望的疫苗是比较容易的部分。证明它安全有效、然后扩大生产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1963年3月21日凌晨1点，一个名叫杰里尔·林恩·希勒曼(Jeryl Lynn Hilleman)的5岁女孩叫醒了她的父亲。她得了腮腺炎，下巴肿得很惨。

碰巧她的父亲莫里斯(Morris)是疫苗设计师。他让女儿回到床上，开车去默克公司的实验室拿了一些设备，然后回来给她的喉咙做了拭子。希勒曼把她的样本冷藏在实验室里，很快开始对她的病毒进行削弱，直到它们可以用作腮腺炎疫苗。四年后的1967年，它被FDA批准。

对疫苗生产商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传奇。希勒曼仍然保持着将疫苗从实验室带入临床的最快记录。疫苗通常需要10到15年的研究和测试。只有6%的项目达到了终点线。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被黑暗笼罩的世界来说，这个故事就是噩梦。没有人愿意在数百万人死亡、经济依然瘫痪的情况下，为了疫苗而等待四年。

虽然川普提出的主张常常受到科学界的驳斥，但这一次，有些专家也希望加快疫苗开发的速度。

上个月，疫苗开发人员斯坦利·普罗特金博士(Stanley Plotkin)和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在《疫苗》(Vaccines)杂志上撰文，建议让接种疫苗的志愿者主动感染冠状病毒——这种方法被称为“挑战试验”。这个过程可能会缩短几个月或几年的研发，但会使测试对象处于危险之中。

卡普兰说，将试验限制在健康的年轻人身上可以降低风险，因为他们不太可能遭受COVID-19的严重并发症。“我认为我们可以让人们做出选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他说。

在国会，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物理学家比尔·福斯特(Bill Foster) 和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卫生部前部长唐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组织了一个由35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签署了一封请求监管机构批准此类试验的信函。

为推广这一理念而建立的网站1daysooner.org的组织者表示，他们已经与来自52个国家的9100多名潜在志愿者签约。

设在日内瓦的疫苗联盟Gavi的首席执行官塞思·伯克利(Seth Berkley)表示，挑战试验可以用来迅速确定哪些疫苗可以进行大规模试验。但他认为，如果既没有有效的药物，也没有基因测试来甄别那些可能患上严重疾病的年轻人，这样做的风险可能太大。

即使不做挑战试验，加速试验也可能存在遗漏潜在副作用的风险。在抗体依赖性增强(ADE)的情况下，疫苗可能会使某些人的病情恶化。例如，1966年，一种针对RSV(一种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病毒)的疫苗导致一些儿童出现了更严重的症状。近年来，登革热疫苗、SARS疫苗和埃博拉疫苗在试验阶段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问题是罕见的安全问题往往只能在非常大的研究中发现，因此对大量人群进行长时间试验才显得意义重大，比如轮状病毒疫苗在美国的研发历经26年，在关键的4年人体试验期间对7万名健康婴儿做了测试，HPV疫苗在3万人身上进行了测试。而相比之下，对于目前的新冠病毒，正在考虑进行的“大规模”试验估计会有1000到6000人参与，可能只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危机初期，中国亿万富翁许家印曾与哈佛接触。他安排5年提供8亿元经费，用于由哈佛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共同开发冠状病毒疫苗。

哈佛医学院教授丹·巴鲁奇(Dan Barouch)博士说，“我们不是在相互竞争，我们是在与病毒赛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球疫苗——因为在世界某个地方爆发疫情，就会将世界其他地方置于危险之中。”

这种全球大同的观点已经成为许多研究人员的口头禅，但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在印度，血清研究所是疫苗生产的重量级冠军，每年生产15亿剂疫苗，该机构最近几周与四种潜在疫苗的开发人员签署了协议。但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普纳瓦拉(Adar Poonawalla)明确表示，“至少在初期”，该公司生产的任何疫苗都必须供应给印度13亿人。

在此次疫情中，这种想法极具代表性。

今年3月，川普政府向一家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发出了收购其疫苗研究或将其转移到美国的邀请，并向强生和Mode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分别提供了近5亿美元的资助美国公司——问题是，强生公司虽然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但其研究是在荷兰进行的。

强生的副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官保罗·斯特费尔斯(Paul Stoffels)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明白，“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搬到”美国。但它确保了该公司与马里兰药企Emergent biosol的合作关系，能为美国生产第一批获得批准的疫苗。

牛津大学研究员桑迪·道格拉斯(Sandy Douglas)表示：“政治现实是，当国内出现重大问题时，任何政府都很难允许本国生产的疫苗出口。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制造大量的疫苗。”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测，其中一种疫苗可能在9月之前“紧急使用”，这意味着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可能会看到中国公民排队注射疫苗的电视画面。

“我们考虑到了这个场景，”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的一名成员说。“没有人希望那一天出现。”

即使某个国家能以创纪录的时间内设计出疫苗，也很难在本国完成全部生产。就比如最简单的药瓶问题。

回想一下接种疫苗的过程：需要有玻璃材质的药瓶，聚丙烯材质的注射器，橡胶或硅胶材质的瓶塞。全球最大的针头和注射器制造商之一Becton Dickinson & Company表示，其针头和注射器的几乎所有组件都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不过其他公司可能会从它们的工厂和主要位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伙伴那里采购，这些地方的封锁和出口禁令已经减少了生产和出口。

瑞士圣加伦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的全球贸易预警项目(Global Trade Alert project)称，至少有69个国家因本国的需求，也已禁止或限制医疗设备、药品和防护设备的出口。医疗注射器制造商可能不得不寻找新的供应渠道，包括与医疗保健行业以外的玻璃和塑料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

每一种可能的疫苗都需要在专门的“清洁”制药设施中进行定制化生产。从头开始建造每个工厂可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装备一个有现有设施的工厂，成本则在5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不等。订购和安装必要的设备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一直没有疫苗……

疫苗被视为预防传染病的圣杯，有了它，全世界重新开放就将更加容易。但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霍特兹(Peter Hotez)博士告诉CNN：“我们从来没有在一年到18个月之间完成过疫苗的研发。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但这将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我们需要A计划和B计划。”

B计划需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没有研制出任何疫苗。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全球卫生教授戴维·纳巴罗(David Nabarro)博士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有些病毒我们还没有疫苗。我们不能做一个绝对的假设，疫苗是否会出现，或者它是否会出现，它是否会通过所有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测试。

纳巴罗表示：“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所有社会都要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能够抵御冠状病毒的持续威胁，并能够在病毒的威胁下开展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

这就意味着全世界在等待疫苗和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尝试新疗法。一种治疗冠状病毒的潜在方法已经出现了——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方法出现。

上周五，美国FDA批准紧急授权使用瑞德昔韦(Remdesivir)治疗重症患者。该药在一项联邦资助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减缓了该病的进展，不过没有显著降低致死率。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正在测试其他数百种药物。FDA表示，目前有72种疗法正在试验中。

药物研究往往比疫苗试验进展得更快。疫苗是给数百万尚未患病的人接种的，因此它们必须极其安全。而相比之下，药物是在已经患病的人身上测试的，而且现有药物基本都属于老药新用，安全性已经有了基本保障，所以结果比疫苗试验要快得多。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疫苗上。“几乎没有什么是百分之百的，尤其是当你面对一种对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病毒时，”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医疗和生物防御准备部门的前主任卢西亚娜·博里奥(Luciana Borio)博士说。

博里奥说，即使没有疫苗，少量的早期治疗也能起到作用。她说：“如果你能保护那些易受感染的人，你能有效地治疗那些患病的人，那么我认为它将改变这场大流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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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涓为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曾任《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