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 不是一国两制的终结_风闻

来源：香港01

两办作风改变，反映了中央治港的全新格局。我们不厌其烦指出，这一切早已有迹可循，从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区的实践》面世到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决定，都清楚说明中央把香港社会的“反中”趋势视为主要政治矛盾，并有步骤地拨乱反正，对中央与香港的宪制秩序正本清源。毋庸讳言，在“夏骆新局”中，中央对香港的“绥靖政策”势将全面退场，对挑战中央底线的政治行径势将严厉反击。

要说“绥靖政策”退场，很多泛民主派人士或许不以为然，他们对“两制”的想像似乎仍停留在“井水不犯河水”的片面认知，只讲“两制”，无视“一国”，无视自身政治行径与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对香港在国家安全层面未尽本份而与国家根本利益造成的张力更视若无睹。更甚的是，当中央就此提出要求，他们却误导舆论指香港的民主自由及“自治权”正日渐被侵蚀，有些人更引《六国论》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认为长此下去，香港将被完全收回，变成“一国一制”。这种论调流露惊人的无知，中央如果要改变“一国两制”，需要分“今日”和“明日”吗？撇开“一国两制”本就由国家宪法赋予，如果中央只是泛民口中的“专制”政权，就不必要给泛民或英美等国面子，更不必要“含蓄地”收回自己的“城池”吧。

有些人缅怀回归初期中央对香港的“让步”，当中投射出一种只求別人呵护无视自身责任的心态，说白了就是“任性”。在人际关系里，偶然闹一下性子也许能换来怜惜，但持续而变本加厉的任性只会令人反感，政治伦理亦然。由此观之，港人认为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中央的治港方针起了变化，当中固然有个人因素，但其实有一套逻辑存在。从宏观的大历史面向静下来认真反思香港九七回归后的发展，正可看出中央“迫害”香港的论述何等肤浅与狭隘。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即便是明文规定的宪制责任，由于香港市民反对，中央还是“打了退堂鼓”；2005年以来特区政府推动政改屡经波折，但细看每次争拗拉锯，是中央立场铁板一块，还是香港泛民一毛不拔？除了政治上让步，中央在香港经济面对困难时出手相助， 2003年的CEPA及其后的“自由行”是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提出的大湾区发展战略，也是借鉴在全球其他国际都会区行之有效的模式，试图创造有利于香港进一步发展的计划。

民主派长期把中央的政治让步视作自己争取的“果实”，一些激进本土派则将“惠港”政策解读为内地经济有求于香港，夜郎自大心态溢于言表。但若换位思考，在中央眼中这恐怕不是“胜”与“负”，而是“宽容”和“善待”，可却“好心着雷劈”，换来一些政客“贪得无厌”。试想，当中央感觉得不到在宪政结构上应有的尊重，又怎会跟你客气？内地官方传媒曾以“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批驳以为可藉暴力迫使中央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激进抗争思想；我们也一再指出暴力示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泛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政治能量，如果轻视香港市民真正所系根本利益，到最后恐怕就只会落得与极少数的勇武派“揽炒”（同归于尽）。

“一国两制”如何运作具有一定弹性，但无论民主派用上如何华丽的文宣去自圆其说，都无法改变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別行政区这个根本事实，也无法否定香港必须服膺于国家根本利益。回看2014年，中央发表白皮书强烈提出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并就政改作出“831决定”，其实对应的香港社会背景正是“港独”思潮浮上水面。反修例运动进一步令中央意识到香港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不可能继续容忍下去，连冷处理都不能。

正如父母往往要为纵容子女吞下苦果，中央如今也承受着长期对香港放任的代价。长时间的区隔心态、错误的沟通模式，导致一些投机政客习非成是，误以为他们那一套“一国两制”完全正确，连建制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亦暗中相助，逐步形成中央“没有权”管香港的歪论。如果说2014年标志中央画了底线，希望香港人能冷静思考、重新认识，那从四中全会到当下两办的新布局，便是中央意识到只是画上“底线”还不足够，必须用更“积极”的方式主动介入香港的管治，根绝背离央港政治伦理的乱象，彻底消灭港独倾向的发酵。在这个脉络下理解四中全会对“积极一国两制”勾勒的详细框架，便会明白中央已认定处理香港问题“长痛不如短痛”。

夏宝龙与骆惠宁领军的港澳办与中联办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央港关系拨乱反正，香港社会能否随之否极泰来，都有待验证。可以肯定的是，央港关系开启的新常态代表中央以让步为主轴的“绥靖政策”全面退场，即中央不会再忍受民主派一再挑战中央政府在主权、国家安全、促进香港社会稳定发展的原则底线，不会坐视任何以“自主”为名号，或企图以“两制”为借口否定中央行使主权和定义“一国两制”的行为。这个新常态无法脱离国际格局去理解，在日趋白热化的中美角力大形势下，国家安全是双方寸土不让的根本利益，那些意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迎，奢望借助美国压力使中央让步、甚至要求美国制裁香港的政客，只会被视为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人”。而“政治揽炒”、“经济揽炒”等“揽炒”理论都会被认为是挑战香港稳定发展的举动，中央不会容忍。

以往香港社会少有主动认识中央的原则底线，遑论关注，没有人认为需要去触碰这条边界。港澳办与中联办如今表明不会在触及中央底线的事情上默不作声，如果政客还抱着投机与侥幸心理，以为挑拨是非仍行得通，只是自欺欺人。一些政客经常“警告”中央不要误判香港民情，他们就更不应误判中央的政治决心。更现实的问题是，撇开政客经常掛在嘴边的“强权”论调，中央如今正向他们证明，即使诉诸历史事实与法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与他们所想像的大不相同。

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授权，绝不是《中英联合声明》，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其历史背景，但年长的泛民政客会不知道吗？还是他们在那里装聋作哑？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基本法》是唯一授权香港高度自治的法律文件，其制定、修改、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授权就有监督，两办近日正是基于此而表明要行使中央的监督权。大律师公会向政府发信要求解释“监督权”是什么，引来一些政客的附和。这要求看似合理，但如果中央真的有求必应，人大常委会将监督权“写得一清二楚”，提出要求的人是否愿意依法负责任地接受？放在政治层面看，试问应该强行打开“潘多拉盒子”，还是回过头来认真理解及运用好自己被授予的权力，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更有益于社会运作？

政客如果执意要继续政治操作，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的底线，无视“一国两制”的根本伦理和法律基础，无疑是引火自焚。如果政客只是以自己的政治生涯作投机，不影响广大香港人的利益，那就与人无尤。但实际上，这些莽撞的政治赌博已危害到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并且直接将年轻人拉下水做炮灰。一方面，多年的政治内耗根本未有为香港带来实质进步，一些政客如今鼓吹“揽炒”，甚至有法律学者拋出“揽炒十步曲”，妙想天开之余，也反映了极度不负责任的心态，完全分不清“揽炒”和“自炒”，令人不齿。香港人都应该看清楚、想清楚，到底这些人所描绘的政治前景是否可行？他们是否曾站在最前线“御敌”，还是只在旁边煽风点火，幻想自己是诸葛孔明，而事实上是在痴人说梦？每位香港人都该扪心自问，什么才是香港的利益，是否还要继续将香港的前途与这些“口水政客”的幻想捆绑在一起，与他们一起“自炒”？就好像一些人将“蚍蜉撼树”的故事说成是“揽炒”，蚍蜉或者会这样认为，但大树会把它当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