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三个青年一台戏，中国是舞台_风闻

1920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

前一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下一年，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

1920年，中国是迷茫而被动的，就像一个码头，不知下一刻停靠哪条船，泊来哪些人。

1920年，有一群青年，在江边的码头上，登上不同的船，完成各自的自选动作，然后等待历史的打分。

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批热血青年赴日留学。巴黎和会的失败，也让无数中国青年注意到了法国。

当时法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科技领域，“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加上留学法国，生活费用相对低廉，因此法国成为很多中国学生的首选。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赴法留学达到了高潮。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有20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正读中学的邓希贤被父亲中断了学业，叫到重庆入读留法预备学校。10个月，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未满16岁的邓希贤获得赴法勤工俭学资格。

1920年8月，邓希贤回到了广安，向家人辞行。母亲淡氏预感很不好，如果放儿子走，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得知母亲反对，邓希贤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无奈放手。那个夜里，她为儿子整理好行囊。第二天一早，她坚持把儿子一直送到船上。

这一走，果然是永别。

从此，邓家的这个长子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四年后，淡氏接到儿子从法国写来的信，知道参加革命的儿子既不能回家也不能顾家了，极度失望。两年后，怀着对儿子的极度思念，淡氏溘然长逝。当时，邓希贤正在苏联学习。

1920年8月28日，刚满16周岁的邓希贤和80多名同学一起，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吉庆”号邮轮。码头上，看着父亲伤感的眼神，邓希贤有些哽噎。

9月11日，邓希贤从“名利大旅社”来到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他们从十六铺乘法国小轮船，顺黄浦江而下，到杨树浦码头后，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e   Lebom）号。

汽笛一声长鸣，在如注的大雨中，邮船载着未来中国的总设计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中国。

邓希贤和很多同学跑到甲板上，在大雨中凝望着这块逐渐远去的土地，泪水夺眶而出。

他不知道的是——四个月前，毛泽东在这个码头上送别友人后转身离去；两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这个码头，沿着同样的航线，来到法国。

经过40多天的航行，10月19日，邮船抵达法国马赛。

1920年10月20日的《小马赛人报》上，记录了他们的到达。“一百多名中国人，他们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身穿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足登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静静地站在安德烈·勒蓬号的甲板上。”

在法国的五年多时间里，因为生活压力，邓希贤只学习了五个月，其实时间都是在打工。他做过清洁工、搬运工、制鞋工等。在此过程中，他见识了科技的威力和知识的重要。法兰西自由又艰苦的岁月，给他的性格抹上了难以磨灭的底色。今天，很多人怀念他，跟这种底色不无关系。

因为参加革命，担心遭到军警逮捕，1926年初，邓希贤逃离了巴黎，经德国前往苏联。

第二年，回到中国的邓希贤，在武汉将名字改为邓小平。此后，他几起几落，但最后把握住机会，把中国带向了蓝色的海洋。

1975年，当初被驱逐的邓小平，再一次踏上法兰西土地。这一次，71岁的邓小平，身份不再是落魄的东方人，而是中国副总理。他受到了法国超规格的接待。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对邓小平说：希望您的这次法国之行能唤起您对法兰西的回忆。

在法国，主人问他需要些什么，邓小平回答说：“我想吃蒙塔日的牛角面包。”法国人每天的早饭往往是咖啡配上这种面包（croissant），过了几十年，邓小平依然想念这种味道。

访问中，邓小平特意去了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的一条小街。在一间咖啡店，他让工作人员买一杯咖啡给他喝。当年，他和周恩来他们就住在咖啡店的楼上，经常下来喝咖啡。

离开法国前，邓小平用自己的十几美元零钱，买了很多法式面包，是带给老战友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人品尝的。

此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法国。

几个月后，周恩来逝世。

当年晚一步到达法国的周恩来，先一步离开了。

二

如果周恩来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可能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

1920年7月17日，在9辆彩车的迎接下，因为学生运动被关了几个月的周恩来，风光出狱。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推荐他赴欧留学，并和著名律师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500元，作为赴欧的费用。

1920年10月8日，周恩来到华法教育会办理了证明。10月中旬，他告别了在南开上学的弟弟周恩寿，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11月7日，杨树浦码头，周恩来登上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在迷离的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驶向法国。

这一天，恰好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三周年。

一个多月前，邓小平也在这个码头上登船赴法。

一路风浪，一路颠簸。36天之后，船在马赛靠岸。周恩来两年多的留法生涯，从此开始。

和邓小平不同，周恩来没有当过学生，也没做过工，主要靠稿费生活。周恩来到法国后，严修按期给他寄钱。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在初抵法国的几个月时间，周恩来采写了大量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

如果没有后来的一些事情，周恩来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

一战后，法国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很多留法勤工俭学者陷入了困境。他们每天只能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不少留学生甚至病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这时，华法教育会又宣布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

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留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这次斗争虽遭到法国警察的阻拦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答应给勤工俭学生继续发放每人每月150法郎生活维持费。

周恩来就此事件，为《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在另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周恩来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然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后来，中法两国政府勾结，决意驱逐104名闹事学生，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先发队”成员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遭遇。他在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

原本在英式的保守和俄式的暴动中摇摆不定的周恩来，经过此事，渐渐倒向了共产主义，成了职业革命家。日后，他和他的同事们，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改变了中国。

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写有一本《周恩来传》。他在书中写道：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三

浪奔，浪流。码头上的那些青年，有人乘船漂向远方，有人转身留在陆地。

毛泽东就是留下的那个人。

尽管曾组织大批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但毛泽东本人却没出国留学。有人说他语言不好，也有人说因为没钱，还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这些或许都是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觉得留在国内更便于研究问题。

毛泽东回忆说，留在国内探索，“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知道的还太少。

他不去留学，还受到另一个青年人胡适的影响。比毛泽东大两岁的胡适，1920年时，已经名满天下。因为胡适赞成“多研究些问题”，深受胡适影响的毛泽东，不出国留学，也是顺理成章。

虽然自己不去留学，但毛泽东喜欢到码头送别友人出国。他曾风尘仆仆地四次前来上海，送别友人赴法勤工俭学。

同学少年时曾借给毛泽东《世界英雄豪杰传》的萧三，后来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浦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去了。”

小小的码头，留不住毛泽东。

1919年，毛泽东在第三次来上海时，遇到了麻烦。与前两次一样，起点也是北京，这次他走了25天。他身上的钱，只够买到去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毛泽东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巧的是，他遇到一位同学。这位也不富裕的同学，慷慨地借了10块钱给他。于是，毛泽东买了一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

浦口车站，就是朱自清父亲艰难地翻过月台买橘子的那个车站。

到浦口的时候，毛泽东又身无分文了。

他在夜车的硬木椅子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自己仅有的一双旧布鞋也被人偷走了。

那天上午，毛泽东又饿又冷，光着脚走出了浦口车站，在通往江边的拱形长廊里来回徘徊。

毛泽东的运气总是很好。

快到中午时，在火车站外，他遇见了一位老熟人。这人叫李中，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一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借到钱之后，毛泽东先是来到车站旁边的百货公司，买了一双新布鞋穿上，然后二人又到车站饭店吃了一顿有剁椒鱼头的热饭。1951年，毛泽东写信邀请李中来北京，不幸的是，这位老朋友在赴京途中病逝了。

到了上海后，毛泽东知道有一大笔钱资助学生留法，还可以资助穷得叮当响的他回湖南。

因为太穷，毛泽东在上海还帮过别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在上海期间虽然很穷，但毛泽东仍不忘关心家乡湖南。他向报刊投稿，呼吁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推进湖南人民自治。

孙中山、陈独秀，拜访这些大人物，也是毛泽东来上海的目的。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自认为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年后，28岁的毛泽东出现在一个湖边的码头，登上一条船，开启一个大时代。

1945年8月24日，国共彻底撕破脸之前，让毛泽东当初下定决心不去留洋的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

“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四

青年时代偶像胡适的话，只能让毛泽东轻轻一笑。

1949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秩序。这时，距离1920年5月9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于杨树浦码头送别留法好友，已是29年之后。

又过29年，1978年，接过毛泽东权柄的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向西方打开大门。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掀起了第三次出国留学的浪潮。这一次的规模，要远远大过前两次。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只要留学生有三分之一的人回来，就继续派。

打开国门勇敢地走出去，给了中国辉煌的四十年。

走出自我自满，才能延续辉煌。

码头，连接了陆地和海洋。

1920年，连接了1919年和1921年。

留学生，连接了中国和西方。

在波诡云谲的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承接了之前的42年，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什么样的时代？

当我们谈论中国，就不能不想起那个时代和那些青年。   

当我们怀念100年前的青年时，就是怀念他们有理想，有行动，敢于突破。

抛掉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破除那些陈腐的条条框框，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青年美，则中国美。

上海滩的码头边，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奔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