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与石正丽合作过的美国研究人员认为病毒泄漏的可能性极小_风闻

艾琳•伍德沃德

商业内幕 2020年5月2日

有一种边缘理论认为，新冠病毒是偶然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研究人员研究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传染病，并且就在此次疫病大流行爆发前还做了这种研究。因此，随着有关大流行如何开始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这个实验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hewPottinger）今年1月要求情报机构调查关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提法。但是中情局官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流行病学家乔娜·玛泽特（Jona Mazet）说，没发现就有没发现的道理。她过去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过并对他们进行过培训。

“我们共同努力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安全规程，对此我是了解的，这极不可能是一起实验室事故，”她告诉《商业内幕》。这里有四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

原因之一：实验室的样本和新冠病毒不匹配

武汉病毒研究所内有中国唯一的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是世界上仅有的十几个实验室之一。在这类设施中，科学家研究人类已知的最危险和最具传染性的微生物。该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包括病毒学家石正丽，已经收集、取样和研究了在中国蝙蝠中传播的冠状病毒。2013年，在昆明附近的石头洞，石正丽和她的合作者找到的蝙蝠群落，就是最有可能传播SARS的蝙蝠种群。

在她的团队对新冠病毒进行测序后，石正丽告诉《科学美国人》杂志，她很快检查了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看是否存在事故，特别是发生在处置过程中的。然后，她将新的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团队收集的其他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信息作了相互比对。他们不匹配。

“这真的让我如释重负，”石正丽告诉《科学美国人》说，并补充道：“我好几天都没合眼。”

玛泽特见到石正丽并和她一起工作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起的大流行病预警计划PREDICT。该计划在30个国家培训了工作人员并资助了实验室，其中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秋天关闭了PREDICT计划。

“我最近跟她谈过了，”玛泽特谈到了石正丽。“她绝对肯定，在疫情发生之前，她从未发现过这种病毒。”

玛泽特补充说，石正丽 建立了一个安全、共享的数据库， PREDICT计划的 成员可以把他们的工作上传到数据库里公开发布。

原因之二：实验室实施了严格的安全规程

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外交电报，2018年，美国官员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但玛泽特说，石正丽在实验室和现场的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现场，他们穿着最高等级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多层手套、护目镜、全身防护服和口罩，”她说。（然而，她指出，她并没有亲自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法谈论那里做过的所有研究。）玛泽特补充说，从蝙蝠身上采集的样本会被立即分装到一些小瓶及其他一些容器中，小瓶中装有让病毒失去活性的化学物质，而在其他的容器中则让病毒保持存活。

然后，将所有样品当场浸入液氮中，使其冷冻，之后将小瓶消毒并运送到实验室。在那里，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的科学家卸下这些样品并放置到负80摄氏度的冰柜里。

玛泽特说，日后对这些样本进行研究时，研究人员只使用已灭活的、不具传染性的样本，并补充说，装有活病毒的小瓶被是被封锁保存在一个特殊的区域里的。

原因之三：新冠病毒是一系列人畜共患疫病爆发的最新一例

专家说，冠状病毒更有可能是从动物宿主跳到人类的最新疾病带来的，而非源自一次泄漏。

这种跨物种跃迁，称为溢出事件，也导致了埃博拉和SARS的爆发。这两种病毒都起源于蝙蝠，基因研究也几乎证实了新冠病毒也是如此——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病毒的基因密码中有96%是与在中国蝙蝠种群中流行的冠状病毒共享的。

每四个新出现的传染病中就有三个来自其他物种;这些病原体被称为人畜共患疾病。冠状病毒是上个世纪第七种溢出到人类的人畜共患疾病病毒。

2009-2010年H1N1大流行——猪流感——始于猪群，随后造成近30万人死亡。人们还通过与受感染的家禽直接接触感染了禽流感。其他大流行性流感毒株，包括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同样可能是始于鸟类的。

在过去45年里，至少有4种流行病可以追溯到蝙蝠。

原因之四：在平时人们要比穿戴防护装备的研究人员更易感染

玛泽特说，从蝙蝠身上采集到样本的洞穴和野生栖息地对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因为人类可以接触到在动物中传播的活病毒。

石正丽的研究人员是穿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搜寻这些洞穴的；但是游客、猎人、偷猎者和其他在某种程度上靠动物生活、食用或买卖动物的人却缺乏防护地在这种地方游荡。

管理PREDICT计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关系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扎克上周告诉独立媒体机构NPR，他的同事“发现东南亚每年有100万到700万人暴露”于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

“那就是溢出的路径。对于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来说，这再明显不过了，”他说。

2019年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甚至预测蝙蝠或将成为中国新的一次冠状病毒爆发的根源。这是因为大多数冠状病毒——那些影响人类和动物的冠状病毒——在中国都可以发现，许多蝙蝠“在中国就生活在人类附近，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人类和牲畜，”作者说。

溢出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玛泽特说，有些携带疾病的物种我们以前从未与之有过互动，随着人类进一步侵占栖息着那些物种的野生栖息地，溢出事件的频率将会增加。研究过去的溢出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哪些栖息地发生此类事件的风险最大，有助于科学家对下一次大流行做出预测。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提供过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为期五年的赠款，自 2014 年以来，石正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小组从这笔赠款中获得了近 60 万美元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外溢。这笔赠款由生态健康联盟管理，于2019年又延长了5年。

然而，在4月17日白宫的简报会上被问到这笔资金后，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政府将"很快结束这笔拨款"。

一周后，国家卫生研究院取消了它。

中美研究者之间的信心受到侵蚀

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告诉路透社，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恶意”指责是“无中生有”，并与现存所有证据相矛盾。

玛泽特表示，实验室泄漏论的持续传播可能会影响美中两国未来的科学合作和信息共享。

“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学范畴的事情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如果自己就是那些被置于显微镜下的人，那谁还会想为此而努力呢？”玛泽特说。“我认为，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真正危险在于，像我和石正丽这样的专家可能因为政府的压力而无法继续合作去识别那些病毒。”

这将使发现新冠病毒的来源，连同预测下一次溢出并为之做好准备都变得更难。

玛泽特补充说，她担心这种互相指责的博弈在短期内甚至会置人们的生命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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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矛头指向别的最有机会研制出疫苗的国家，还有什么理由期望这些国家与我们自由分享疫苗呢？”玛泽特说。“现在协作是关键，否则你就是让各国各自并行地搞开发，而你又不能指望美国啥事都是最好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