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随同邓小平访美_风闻
拿了桔子跑哇-2020-05-03 17:55

《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你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
在从北京飞行17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我比较高,而邓小平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小平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小平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小平才能听到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小平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周刊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邓小平及其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次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她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脸上马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说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年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
在美国时,邓小平无论走到哪儿都引起巨大轰动。在林肯中心,美方为邓小平举行了一场欢迎演出。当邓小平走上台去祝贺演出成功时,受到观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在得克萨斯,他出席了一次专为他举行的斗牛表演,他头戴一顶牛仔帽,引来当地民众长时间的欢呼。
在邓小平结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国访问回国后,我就从国际司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