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随同邓小平访美_风闻

《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你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

在从北京飞行17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我比较高，而邓小平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小平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小平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小平才能听到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小平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周刊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邓小平及其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次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她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脸上马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说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年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

在美国时，邓小平无论走到哪儿都引起巨大轰动。在林肯中心，美方为邓小平举行了一场欢迎演出。当邓小平走上台去祝贺演出成功时，受到观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在得克萨斯，他出席了一次专为他举行的斗牛表演，他头戴一顶牛仔帽，引来当地民众长时间的欢呼。

在邓小平结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国访问回国后，我就从国际司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