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毁长城的蓟州兵变：援朝战场下来的戚家军惨遭友军屠杀，主谋还被升官_风闻

编者按：万历朝鲜战争中浙兵（即所谓“戚家军”）的表现，一向有一些争议。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蓟州兵变，导致上千浙兵遭到友军屠杀，也毋庸置疑使人扼腕。

援朝战争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李必迪，合称南兵三营将。但其中，只有吴惟忠所部和戚继光有直接关系。《明史·王保传》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这里的三协南营兵，正是吴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红的戚家军无疑。戚继光由于东南抗倭经验，后来掌管蓟镇时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实际上蓟镇南兵巅峰时代曾多达2万，不过吴惟忠所率领的只有3000余人。在壬辰战争前半部分文禄之役中，浙兵主要的作战，一是平壤之战，二是安康之战。

▲抗倭老将吴惟忠

平壤之战中，吴惟忠部发挥的作用无疑非常之大。平壤之战分为两个部分，除了攻城之外，还需要夺取城外的制高点牡丹峰。牡丹峰之战中，吴惟忠“其军力战，死伤尤多，游击亦中铁丸，千总一员竟至殒命”，打得极为艰苦，付出了很大代价，得以迅速拿下牡丹峰。辽东副总兵查大受（原李成梁家丁）也率军参与了牡丹峰之战，但率领的是骑兵，也没有突出的表现记载。而骆尚志部南军在攻打平壤时，也有先登之功。虽然先登者不见得只有骆尚志，但是担任经略之职的宋应昌战前曾许诺首功归于南兵，战后却归于自己的中军官杨元，无疑令南军失望。

▲平壤之战

随后南兵又与日军发生了安康之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全部在场，因寡不敌众且缺乏骑兵支援而战败，阵亡300余人。事后吴惟忠一度遭受撤职处分。实际上吴惟忠等人是被川军系的刘铤逼迫出战，但责任却被吴惟忠承担。不过朝鲜人对此战评价颇高，认为日军战后也“力疲遁归”，使得庆州一带免于遭受更大破坏。

总体上，以戚继光旧部浙兵为主体的援朝浙兵，数量不多但战斗力较强，但与北兵甚至川军都有很大的隔阂，这也为他们随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朝鲜人则对于浙兵极有好感，因为他们军纪严明，不奸淫掳掠，骆尚志还积极教授朝鲜人武术阵法，因此朝鲜方的记载对于南兵多有美言。然而，在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庆长之役中，浙兵战斗力却下降很快，在蔚山之战中发生了“吴惟忠军虚惊撤走”的境况。这并非如同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浙兵打成了兵油子，而是蓟州兵变导致戚家军被屠杀之后，浙兵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为之心寒，不再愿意死战了。

在明朝后期，欠饷是普遍现象。北兵对此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中资源供养少量精锐家丁骑兵。但长期在抗倭战争中受到厚赏的浙兵无法理解接受欠饷行为，他们认为“我浙江皆是富家子弟”，应募当兵“皆是为名利而至”。当时常规的年饷银是18两，而应募东征则提高为43两，廪给也比较优厚，因此应募东征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宋应昌解职之后，明朝相关负责人考虑到朝廷的财政困难，希望以常规饷银来发放，因此戚家军的行为被称作“挟增月饷”。蓟镇新总兵王保代表北军的利益，对于戚家军鼓噪要求加饷的行为深恶痛绝，于是称其图谋兵变，在演武场上击杀多人，血流遍地。北军在屠戮南兵的时候，疑似顺手还抢了周边的商铺。所谓的“蓟镇兵变”的结果，被害者有数百到3300的说法。根据随后吴惟忠重新被起用，又到浙江新募1000多人来估计，有1000多名戚家军遭到杀害。这与麦克阿瑟屠杀讨要补助金的老兵一样，是令人心寒愤懑的无耻事件。

▲麦克阿瑟因屠杀老兵而崛起

屠杀浙兵，不仅仅是为了省这笔钱，更是因为南兵由于饷银问题闹事不止一次。但在当时中枢看来，张居正去世后，朝廷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欠饷是正常情况，士兵们应该适应，而不能适应的戚家军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异类。此时戚继光去世多年，已经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了。蓟镇兵变的结果，刽子手王保不但不用遭受任何惩罚，反而得到加官进爵，一时间导致群情汹汹。后来吴惟忠到浙江募兵补充，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蓟州兵变的恶性影响是长远的。短期来看，浙兵的素质和作战意志下降，导致庆长之役时步兵和火器力量的削弱，不利于守城战和攻城战。然而文禄之役后日军回避野战，使得北军的骑兵优势难以发挥。南原、蔚山两次败绩，都是在城邑攻防战中缺乏能够死战的步兵力量的结果。长期来看，明军家丁化的局面由此越发严重，戚继光军事改革的成果迅速削弱。明末对农民军和后金军作战的一系列不利局面，或许都能或多或少地联系到数十年前的蓟州兵变。

参考资料：杨海英《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