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些人为何如此痛恨中国的抗疫成就？_风闻

从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的一月底到二月底，西方有些人选择了隔岸观火，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幸灾乐祸，还时不时地指点挖苦中国人的抗疫努力。整个早春二月，他们都在享受着“末日狂欢”；然而，上帝的冷笑转瞬间冻结了他们的欢颜，一进入三月，中西方祸福易位，中国的抗疫形势一天天好转，西方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惨烈地接过了新冠疫情的下半场。

西方的狂妄和偏见成为新冠病毒的天然催化酶，在部分政客一次次轻松的表态之下，确诊人数狂飚突进，几乎以小时为单位跟政客们的嘴上功夫比赛着加码游戏。最终，这种数人头的死亡游戏仅仅延续到三月底，疫情就一举碾碎了政客们的铁嘴钢牙。

此时的中国，疫情大势已去，人们开始收拾心情打扫战场。

至此，人类在付出了数以十万鲜活的生命之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在一天天地变得清晰；但此时的西方社会，却升腾起一股郁怒尖酸的诡异之气，为全球的抗疫前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从最初对来自中国的抗疫援助欲拒还迎，到后来对产自中国的抗疫物资故意贬低，背后还不过是西方有些人的种族优越感，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西方学界、政界有一声没一声的向中国追责的聒噪却从根本上揭示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主流心态和被中国抗疫成就所激发的意识形态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并非始于本次疫情，但疫情将它瞬间放大了千百倍。），后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参与对前者的重塑。

西方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污名化中国，以信息发布不及时、不真实为由要求中国赔偿，背后战略用心极深。究其根源，无非是中国抗疫的成功和他们自己抗疫的失败，可以说，他们对中国抗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痛恨之极，原因有二。

其一：西方文化之困

我们不妨粗略盘点一下中国抗疫的几个数字：十天分离出毒株、十天建起一座专门医院、四万多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向武汉驰援、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瞬间封城，既而全国十四亿人封城、封村……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折射出的当然是越来越珍贵的集体意识和利他意识，这些在东方土地上随处可见的精神之花到了西方的土壤里却被视为异类或毒草。

西方得工业文明之先声，富裕了几百年了，他们就像狗衔尾巴一样转着圈地论证自己的先进逻辑也几百年了。自由和自我在他们眼里既是他们发达的原因，也是他们发达的结果，成为了他们先进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被他们捧上神龛，因而仙气加身，神圣不可侵犯了。他们对他人的死活漠不关心，对政府管制本能地反感，视威权如瘟疫。在他们眼里，铁腕治乱不仅不道德，简直就是反人类！

就算他们看不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早已异军突起，他们还可以傲慢地待在自己的套子里自娱自乐几十年。但套子毕竟不是金钟罩铁布衫，根本挡不住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他们先是在套子里傲慢地吼叫——我有自由民主之套，病毒能奈我何？！紧接着感觉不妙，病毒也喜欢套子里的环境，他们又想钻出套子逃命，但带了几百年的套子哪里是说钻就钻得出来的呢？

于是，戴口罩成了西方的世纪难题，开始还歧视主动戴口罩的人，扭扭捏捏了一个多月；居家隔离也大打折扣，因为没有中国社区人员和志愿者一样的人把菜送到他们家门口；率先沦陷的意大利被欧洲无情抛弃，连口罩也被拦截；他们攻击亚裔人士，污名化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如此等等，人性之恶全方位上演，让世界瞠目结舌。

我们可以想象西方政客们在一次次发出强硬的指令时，内心有多么不习惯和不情愿，因为这些指令几乎使用着中国政府过去的文件上现成的措辞，并且都是曾经被他们嘲笑攻击过的！他们深知自己的民众能有多听话，能有多大的抗压能力。

中国的抗疫无疑为西方社会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在巨大灾难面前，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必须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

这些早已融入东方人血液的基本认知恰是西方人身上最缺的东西，要让他们学会这些，恐怕比改造他们的基因还要艰难。

可是中国社会的抗疫成就在前，除非西方拿出比中国更优秀的抗疫答卷，否则，中国的做法在所有选项中就是迄今的唯一！

这一次，西方的文化被羞辱似地对比，中国不可恨吗？  

其二：西方政治之困

特朗普见疫情失控，立即就宣布死亡目标，说如果美国只死十万人就证明政府的抗疫工作十分出色！说这话有两层谋划，首先，美国大概率死不了十万人，疫情结束后，特朗普交出一张几万人的死亡成绩单，结果还浪费了几万人的死亡指标，当然是大功一件！这种先吓唬民众，把民众的期待压得低低的，最后给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结果，民众便无话可说。这是西方政客玩得熟透了的政治技巧。其次，万一死亡人数真的达到或超过了十万，也是有言在先，那就证明特朗普的科学预见能力和事态的严重程度，也证明确实该死那么多！总之，死多少人，特朗普都没有错，稳赚不赔！

英国政府一度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群体免疫”的应对策略，如此残酷的行为居然能有个如此高大上的名字，真是多亏了他们！那不就是自生自灭吗？他们死也不想封城和停工，因为金融市场会着急。

特朗普的死亡指标当然要偏向弱势群体，他自己也承认黑人等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感染和死亡，英国的群体免疫也当然最让弱势群体无助和绝望。美英的选择血淋淋地地揭示了西方民主政体的本质——只对部分人负责。

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选票，只要获得了51%的选票（仅仅是有效投票数的51%，并不等于全体国民的51%），他们就合法当选了，所以他们本质上就是“51%政党”。另外的49%（实际是大多数国民）是可以被合法忽视的，这是他们的价值选择习惯，也是他们的政治伦理。

西方民众习惯了接受这种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何况他们的政府一定会温情脉脉地为每具新冠遗体附赠两枚“民主”和“自由”的精致标签呢。

要是没有新冠疫情的冲击，西方生活本该一切如常；要是没有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西方政治本该一切如常。

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中国党和政府选择了“一个都不能少”。于是有了举全国之力几乎改变地球面貌的抗疫壮举，也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抗疫成就。按最严谨的数学模型，至少有数万中国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过去，中国在面对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这类重大灾难时，一样是举国体制和全力以赴，但那些毕竟只发生在中国，外国民众无法感同身受，因而无法全方位地触动他们的对比和思考。这次同一个世界，同一种病毒，将全人类置于同一个考验面前，其可比性如日昭昭。

过去几千年，人类在面对一种全新病毒时，都要在短则几十年，长则上千年的时间内死伤无数后，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靠悲惨的群体免疫获得新生。这可算是人类抗疫救灾的1.0时代。

但这次中国政府在面对新冠病毒时偏不信邪，偏要扭转乾坤，硬生生把一个世纪恐怖压缩成两个月长度的惊魂抗疫。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一下子将人类社会引入了抗疫救灾的2.0时代！

要是没有这些，西方政客本可以一直安步当车的，他们身上的遮羞布缝缝补补、洗巴洗巴还可以用很久，但中国的抗疫将它们一下撕得粉碎。大潮退去，大家都脚踏实地，技巧没用了，大家都要用蛮办法，下硬功夫。

在生存与死亡的终极差异面前，还要强调意识形态等种种差异当然就是耍流氓。那些以科学的名义被宣告死亡的西方亡魂如若被中国的人本情怀激活了，他们一定会向西方政客们发出了狞厉的灵魂拷问。

可以肯定，今后再次出现重大灾难时，西方民众对政府在救灾表现上的要价一定会向中国政府看齐。

这意味着，今后再次面临重大灾难时，西方政府必须像中国政府一样全力以赴，不准再说“我尽力了！”还要把自由和自我至上的民众凝聚成一个整体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路狂奔。

且不说西方这架马车是否禁得起这种颠簸，这首先就要西方政客们学会“为人民服务”，玩笑是不是开大了点？

如此说来，难道中国政府不可恨吗？

西方政客在生命至上的基本人道主义和群体免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痛苦摇摆了两个多月，早被搞得精神分裂了。但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向中国学习，因为那样做就是在亲身证明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权的先进性和合法性。在他们眼里，目前的抗疫方式之争早已超出了医学的范畴，上升为文化优劣之争和政权模式的合法性之争，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国的抗疫成就已经成了他们的巨大负担。

所以他们才会一再污蔑中国政府在疫情信息披露上不及时、不透明，发誓要向中国追责索赔。为此甚至不惜与世卫组织等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群体作对，定要将中国的有效抗疫模式和巨大抗疫成就虚无化和污名化，在法理和道义上全盘否定中国政府这种无限责任模式存在的意义。

他们这个策略背后也有两重阴谋：万一追责成功了，所有恶毒指控自然就站住脚了，当然是最好结果；即便追责不成功或者说着说着就不了了之了，至少成功营造了一个有杀伤力的话题，话题本身就是战斗力。

但不管西方政客如何巧妙摆布西方社会对人类抗疫的观察视角和镜头的光谱，也无法颠倒黑白，他们信口雌黄的能量终究是有上限的。疫情发展到今天，所有人对各国抗疫表现的评价标准已经简化为生或者死的二元单选题了。

行文至此，笔者深感新冠病毒并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性之恶。

中国文化中，信口伤人是令人羞耻的，自高自大是令人羞耻，没有担当、诿过他人也是令人羞耻的。

羞耻之心是文化修养的基础成分，奉劝某些西方人士，在学会羞耻之前，请不要和中国人谈文化；在学会担当之前，请不要和中国人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