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谛：脱钩是常态，全球化很偶然_风闻
ATM观察-2020-04-30 00:12
开篇先普及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常识，
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
很多人一定会说是财富。但这是错误的，国家的第一追求是安全！
安全而非财富，才是人类的第一需求，无论是基于集体的国家，而是基于个体的个人，都是如此。
只有当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财富才会成为国家和个人的第一需要。多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无忧的世界，才会错误地认为财富乃是国家利益的第一追求，这是严重的谬误，往往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错判。
只有理解了这种逻辑，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全球化，为什么会有脱钩，以及为什么某些情况下，脱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而且，国家间的脱钩，恰如人的生死一样，是最稀松的常态，没必要大惊小怪。信任多了，安全感强，就会融合，信任少了，安全感弱，就会脱钩，就跟夫妻离婚一样痛苦却平常。
历史上的经贸脱钩：
15世纪汉萨同盟的崩溃，中北欧商业城市的经济衰败；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近东和北非，地中海贸易链崩溃，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霸权衰败；
17世纪前期尼德兰与西班牙脱钩，西班牙经济衰败；
17世纪晚期英国光荣革命，英国与尼德兰合并，英国经济崛起；
19世纪初俄国、瑞典、葡萄牙与英国经济短暂脱钩，四国经济皆陷入崩溃境地；
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后，俄国与英法经济逐渐脱钩，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发生多次激烈贸易战，双方实现经济上的不断脱钩，直至战争；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克罗地亚经济脱钩，四国经济皆陷入崩溃，并呈现长期动荡；
1939年-1940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战，经贸脱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革命成功，中国与西方实现脱钩；
20世纪中期，匈牙利、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西方经济脱钩，经济一落千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叛乱；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实现脱钩；
21世纪初期，俄国因克里米亚危机与西方在经贸上逐步脱钩；
大概如此，实际上还有更多，不便累述。
总之，从长期历史角度看，政治敌意增加，脱钩是稀松平常的外交现象。
二战之后，为了帮助欧洲恢复经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原本这个计划包括苏联，但在苏联与美国的谈判中，美国刻意提出了要求苏联经济改革和开放诸多关键要害部门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苏联无法接受的，斯大林对负责谈判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我们希望获得美国的经济帮助，但答应美国人的要求，无异于把苏联的安全置于美国的鼓掌之中”。最终，这种美苏一体化努力破功，世界裂为两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战后苏联的不安全感非常强，她对安全的渴望远远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她坚决拒绝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美苏关系还远远没有恶化。
安全是国家外交追求的第一目标，只有在这个目标得到满足之后，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才会去寻求基于开放贸易的财富。
安全感越强的国家，就越底气开放，安全感越稀缺的国家，则越会以猜忌的眼光看待假象的敌人，也就越没有底气开放。当两个大国相互疑惧、安全感不足的时候，开放就是一个奢侈品，对安全的渴求会迫使他们设置重重藩篱，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1947年的苏联刚刚经历了惨痛的战争，面对极盛的美国，又怎敢进行开放化的改革？在1980年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又怎敢对心怀叵测的强大西方开放自己？
全球化时代的形成，不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冷战胜利的短暂副产品。当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当全世界的国家都承认西方的世界霸权，当任何力量都不能威胁西方后，安全得到极大满足的西方才会推动所谓的更大范围全球化，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融成了今天的情势。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偶然。当西方的绝对优势变成相对优势，当西方的绝对安全变成相对安全，当一系列事态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刻的恐惧之心，那么对安全的渴求就会迅速凌驾对财富的欲望。
这一点无需过于从过于生僻的理论中寻求经验。我们中国人只需要认真打开两个故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一，澳大利亚是经济上最依赖中国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26%以上，常有中国打喷嚏，澳大利亚就要陷入萧条的说法。但问题是，这一次对中国搞“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恰恰是最积极的——实际上，过往几年的其他针对性行动，澳大利亚也是最积极的。
中澳之间的贸易额如此之大，发挥作用了吗？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外交中，安全问题比财富收益更重要。
第二，中国人熟知的日美太平洋战争改变了中国国运，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1939年7月，美国决心废除日美商约，1940年美国跟日本打贸易战的时候，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来自日本的订货为美国带来了最大额度的贸易顺差，美国太平洋东岸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美国华尔街大鳄拉普曼是财长摩根索和总统罗斯福的好朋友，他曾代表华尔街游说美国政府，“如果日美决裂，那么美国企业将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但问题是日美还是脱钩了，而且非常彻底。
为什么呢？因为安全问题，在外交中，安全问题远比财富收益更重要，当1939年日军进军南洋之后，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对日外交的首要考量。
我们谈论的贸易损益和华尔街影响，大部分都只是太平时代，安全无忧下的逻辑，但问题是，未来是个相互疑惧，安全感极度缺乏的世界，国家追求的首先是安全，而不是财富，这才是历史的真谛。
在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关头，贸易额改变过什么吗？华尔街有过影响吗？或许文学家告诉这些要素很关键，但历史即将以残酷的未来活生生地告诉你，或许有影响，但真的少得可怜。
最后，不要忘记一句国际关系史上的名谚：
“与阻止日军进入印度支那相比，几个企业的破产根本不值一提”
——1941年3月，面对华尔街的质疑，美国国务卿高级顾问、远东政策制定者霍恩贝克这样回应对日禁运的初衷
最后讲一个关于脱钩的笑话：
1938年8月24日，面对日趋沉重的日美贸易脱钩的忧虑，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第38集，162-165页）撰文中分析了日美脱钩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日美贸易关系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
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
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废铁销售企业纯粹依靠日本的订单维持，对日禁输将激发他们的强烈不满；
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禁止输入会迅速伤及美国制袜业者，这是劳工密集行业；
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美国每年从日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黄金硬通货。
在日方看来，美国不可能承受日美贸易脱钩的后果，他们做不到。后来呢？从1940年夏到1941年7月，美国先后对日本发起五次大规模的毁灭性贸易禁运，使得日本经济迅速陷入崩溃的边缘，只能选择战争。
原创 王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