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老成持重的韩琦，也曾有过魄力，一天之内搞掉4个宰执_风闻

作者|   烂柯人

来源|   浩然文史

清平乐中的韩琦

热播剧《清平乐》中，出现了一个与仁宗幼年相见，被仁宗看中并一直倚重的官员——韩琦。韩琦由谏官到三朝宰相，有怎样的为官智慧？他先是支持庆历新政，后来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样是改革变法，他的前后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呢？其间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一、入职谏官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人。韩琦出身名门，少年得意，弱冠之年就高中榜眼。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入朝做官，当时新进的士子都向往馆阁高官，但韩琦只担任一些通判之类的小官，甚至于明道二年（1033年），还任监左藏库这种闲官，他倒是也能处之自若。

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景佑二年（1035 年），韩琦到了谏院，成了一名谏官。韩琦在当谏官时，不畏权贵，“时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论列之”，意思是说，别人都不敢说的，他就敢说。宝元元年（1038年），各地因灾荒流民四处流散，而宰辅集团却拿不出任何办法，耿直的韩琦就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是庸官，一天之间，四个人都被罢了官。

清平乐中的韩琦

同时，他还积极地为正直的范仲淹发声。他为谏官三年当中，上70余条奏疏，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被采纳。北宋真宗时，台谏的势力很弱，基本上人微言轻，受宰相的压制。但韩琦敢言敢谏，开直谏之风气。到仁宗朝，台谏的势力压过宰相，夺中暑职权。仁宗时，宰相王曾称赞他说：**“比年台谏官多畏避为自安计，不则激发近名。如君固不负所职，谏官宜若此。”**意思是说，以前的谏官都不大行，但你做的很好，谏官就应该像你这样！

《开封府》中的宋真宗

凡是涉及国家大事、公事，韩琦都要据理力争，丝毫不让。但在私下，韩琦以宽宏大量著称。据宋人笔记《墨客挥犀》记载，韩琦在当地方官时，曾买到一个心爱的玉酒杯，将其视作珍宝。有一次宴请宾客，他拿出玉酒杯装满美酒让宾客欣赏，但一个下人不小心碰到了桌子，酒杯便跌下来打碎了，宾客们都惊呆了。这个下人也吓傻了，跪在地上等候发落，但韩琦十分大度地说，他并不是有意为之，何罪之有？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

清平乐的少年韩琦

二、西夏战争前后

真正让韩琦走上历史前台的，是宋夏战争。李元昊建夏称帝后，对宋王朝发起攻势。仁宗朝中开始的态度是主守，但元昊寻机会在三川口大败宋军。消息传到朝廷，京师震动，朝臣展开新一轮激烈的辩论。仁宗最终采纳了韩琦的建议，对西夏用兵。同时，仁宗任韩琦为陕西安抚使，调往西夏前线。

影视剧中的李元昊

韩琦之所以能得到仁宗的重用，主要是因为韩琦对边事十分关心，他在做谏官的时候就曾多次上谏，注重北边对辽、西北对党项的防御，应当居安思危，防契丹跟党项变卦。但当时的宋廷因为承平日久，不重视边防，韩琦又人微言轻，上疏没有奏效。但他屡次上疏无疑给仁宗留下了关心边事的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韩琦虽然为文臣，但他也十分重视武略。他说：**“如果为儒而不知兵，为将而不知书,一旦用之，则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败辱随之。”**宋代重文轻武的思潮影响之下，选帅多选文臣，文臣节制武将。但任军职的文臣，一般有一种儒将的追求，勤习兵法，以杜预、陆逊等人为榜样，韩琦就是如此，所以仁宗就非常信任他。

韩琦

韩琦在出发去陕西前，还不顾风险举荐范仲淹同赴西北边境。当时的范仲淹，因为犯言直谏而被贬到越州，仁宗说敢为范仲淹申辩，就视为朋党。韩琦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以全族性命做担保，保举范仲淹。于是仁宗任范仲淹为都转运使，协助韩琦。

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韩琦到达前线后，“昼则奔走长途,夜则评遣局事”。经过仔细的考察分析，韩琦认识到宋军的缺陷是“兵弱势分”，因此他工作的关键就是练兵，加强军队之间的配合和策应能力。但韩琦年轻气盛，轻敌而导致急功近利，尤其是对军粮后勤工作不重视。在好水川之战中，他的部将任福贪功冒进被埋伏，而宋军粮草难以供应，大败。韩琦上疏自劾，被贬到耀州。在任地方官之后，韩琦也慢慢反思，变得越来越稳重。

清平乐中的韩琦

三、两次变法

宋夏战争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但宋廷已逐渐意识到宋廷的危机。一方面，国内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流民越来越多，时常发生动乱。另一方面，国家面对辽和西夏的威胁，时力不从心。而且自北宋初年积累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仁宗感于困局，便锐意变法，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此次改革以范仲淹为主导，韩琦为副手。

清平乐中的富弼

韩琦在新政过程中“先上七事，后陈八事”。韩琦后八事是针对北宋的一些弊端，主张罢黜庸才，选贤举能、消除冗官现象等；前七事基本都跟军备建设有关。当时正值宋与西夏和议，西夏与辽勾结狮子大开口，宰相晏殊厌兵情绪严重，主张一切顺从。但韩琦坚决反对，认为国家应该注重边事，加强军备，选拔军事人才。

这时，韩琦主战的倾向转向主和，主张在河东（今山西）和河北广建要塞，做好战略纵深。同时，因为开封四面平地无险可守，他建议营建洛阳，蓄财屯兵，国家有难好有退路。可惜这条建议没被重视，如果受到重视，北宋可能不会迅速被金灭掉。

清平乐中的晏殊

但新政面临的阻力太大，利益受损集团开始反击。反对派给改革派扣的帽子是朋党，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却毫不避嫌，欧阳修甚至作《朋党论》，辩称朋党有**“君子之党”结党为公，有“小人之党”结党为私。自己是“君子之党”。但帝制时代，任何统治者都忌讳臣下组成政治团体，所以仁宗改变主意，终止了新政。其实，韩琦对这一问题十分谨慎，避谈朋党，说自己“惟义是从,不知有党”。**

清平乐中的欧阳修

新政失败后，韩琦自请出任地方官，后来又回到朝中。转眼已到神宗年间，韩琦已任首相。此时的北宋，危机已经潜伏得越来越深，但此时的韩琦，历经沧桑，做事越来越稳重，只求就事论事，补救时弊。但这种做事风格，显然无法满足锐意变革的青年皇帝神宗之意，于是神宗罢了韩琦而任王安石。但王安石变法的许多举动偏离初衷，扰民甚为严重，于是韩琦带头反对新法，最终在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下，王安石出京，新法废除。

清平乐中的曹后

文史君说

韩琦弱冠中榜眼，可谓少年得志。出任谏官之际，韩琦初出茅庐不怕虎，敢言敢谏，做出了“一日之内以片纸罢四宰执”的伟绩。在之后的宋夏战争中，韩琦因急功近利而遭大败。但正是这次大败，让他思考人生，重新定位自己，行事越来越成熟稳重。他的一生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但他前后态度差异很大，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原因呢？

其实，韩琦不是反对变法，他也致力于拯救北宋的困境。但是他所经历的，让他变得更加谨慎，不赞成幅度巨大的颠覆性变革。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取财于民，对于长期担任地方官，深知民间疾苦的他，是万万不忍加重百姓负担的。新法后期执行的偏差导致民怨沸腾，让韩琦不能坐视不管。对比来看，王安石重“利”，而韩琦更重“义”。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刘思丽：《北宋政治家韩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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