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只允许自己断章取义，不许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在是没道理_风闻

七、义正辞严背后的虚伪诡诈：

日记中的5组悖论

（一）宽容异见 vs 乱扣帽子

“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是方方对领导和政府进行怀疑和批判时一贯的语词套路，方方以及方方的支持者都主张质疑精神是必需的。而方方更指“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得不同，容不得多样生态”的群体，不是极左便是极右（2月28日）。其中的极左分子被方方定性为祸国殃民式的存在，其特点是“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2月18日）。照此逻辑，方方应当是站在容得下异见和质疑、容得下多样生态的一边吧？

其实不然，方方在日记的多个地方表露出，她自己也正具备她口中“极左”的若干特征。如果说方方在日记中的许多表达属于“异见”，那么“异见需要宽容，但异见本身不宽容异见”这一问题在日记中就形成一种逻辑自指的悖论。因为方方给一切对其日记内容发表“异见”者乱扣“脑残者”“五毛”“韭菜”“战狼”“极左”“小粉红”“穷屌丝”“网评员”“爱国贼”“义和团”“文革余孽”“红卫兵”“时代的脓疮”“文化基因缺陷者”“缺乏共情能力者”等帽子，表现出一副不留讨论和自检余地的架势。

笔者的确发现《方方日记》的评论者中不乏在没有阅读日记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为骂而骂”、满是脏话粗口的批评者，也不乏对日记某些内容断章取义、过度解读，借其中的一点而高谈阔论、贩卖私货的批评者。笔者在通读了《方方日记》之后回过头再来看他们的批评，感觉他们的确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甚至有些批评还冤枉了方方、曲解了日记。但方方在日记中以偏概全的批判，以及她所极力鼓动的对政府追责，又何尝不是在没有了解事实逻辑的情况下充满恶意地为批判而批判、为追责而追责呢？方方只允许自己断章取义、充满恶意地解读政府，而不许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在是没有道理。

而这种逻辑自指的悖论表现得越明显，方方的批评者就越多，方方试图拉黑的对象也就越多，她就越把批评者想象为一股有组织、有预谋的“极左势力”，于是方方的逻辑自指悖论与负向舆论就形成一个无尽的互强循环，方方在“被害妄想症”中也越陷越深。在方方眼中，“极左势力”已然混进网管内部（2月18日），拥有后备队，是控制了诸多部门的最大黑帮（3月11日，15日，24日），与她所痛恨的官员们结盟并成为官员们的庇护人，让中国改革难上加难以致必定失败，而她自己则正是被这些“极左势力”随意凌辱的“意见不合者”（3月24日），殊不知她和堂吉诃德一样，只不过是在向风车宣战。

（二）记录真实 vs 散布流言

方方在日记中提到，她自己是一个曾被纪委工作人员评价为“廉洁、守规矩、敢于实事求是说话”的人（3月12日）。她认为，作家的责任是记录真实，“作家写作的最基本、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见证真正历史、恢复人类尊严”（3月16日）。她曾引述一个医生朋友向外省人推荐她日记时的评价，称看她的封城记录“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2月16日）。在疫情初期，在方方刚刚开始她的日记写作时，亦有不少读者在方方的日记下留言，“希望方方老师忠实详细的记录下这段历史”“希望从您这里可以了解到更多客观的信息”。可以认为，不论是方方的价值追求、自我认同还是读者的期待，这份日记或者说这份封城记录都应该是记录真实的。

那么，什么是真实？这是方方在疫情初期的日记中就向我们抛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在评论者与日记的互动中不断发酵。

从日记的内容中，笔者梳理出三个答案。答案之一认为，被封杀、被禁言的异见就是真实，就是客观信息（2月6日，16日）。这种观点认为，没有被封杀和禁言的信息，一定含有粉饰遮掩、夸大宣传的要素，一定是赞美权贵、维护体制的精致利益主义者发出的声音，是导致体制公信力弱化、疫情蔓延的声音。在这样的对立思维框架中，世界上的声音其实简化为两种：虚伪的声音＝公开流通的信息＝肯定·宣传的声音，真实的声音＝禁言封杀的信息＝否定·批评的声音。“世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其实只是表明不应当封杀仅存的另外一种声音，即批评的声音，而并非容忍和承认存在批评“批评的声音”的第三种声音，因为批评“批评的声音”的第三种声音被认为等同于以粉饰遮掩、夸大宣传为目的的第一种声音。

其实，方方的日记内容本身就反驳了上述对立思维框架的荒谬性。我们必须明确，方方在日记中没有批评受难者和一线工作者，甚至对一线工作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按照上述逻辑，方方的这部分言论是虚伪的吗？想必方方及其支持者们都不会同意。

另一方面，方方在日记中批评了官员工作失误、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了官员需要解释的信息黑洞，并认为既然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专家以及湖北和武汉卫健委都有责任，批评他们是无可厚非的（3月10日）。疫情期间反思体制的应急能力、批评政府系统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的学者不在少数，媒体上也发表了大量此类文章，并非只有方方在日记中对此进行过批评。这表明，“批评”并不意味着“被禁言、被封杀”。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批评”是否等同于“真实”？方方在日记中的所谓“批评”，是否是建立在“认知”包装的“利益”和臆想编织的故事基础之上的无端批评和“莫须有”的问罪？从笔者对日记内容的梳理来看，此现象无疑是存在的。

基于此，方方在日记中的“批评”不但不能反映真实，反而存在捏造事实和编造谎言之嫌，这样的“批评”被封杀，对于方方来说其实一点也不冤。

答案之二，则认为真实存在于“现场”之中。那么什么是现场？日记中隐含着两种看法。其中一种认为，在武汉的个人生活体验就是现场，因此针对批评“方方不在现场”的舆论，方方回应称“我就活在现场之中”（2月28日）。另一种看法认为，武汉人的经历和见闻就是现场，因此方方将日记写作的功能定义为对各路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记录转达，她也曾表明对于某事“众说纷纭”请读者“各自判断”的态度（2月28日）。

实际上对于“在场者”而言，“现场”之中一定存在主体和客体。对于主体而言的所谓“现场”，其实是在带有个人生活体验的主体与客体提供的信息的交流互融中逐渐展开的。舆论中一种强调“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思维，它取消了“同情地理解”的有效性，也取消了一切田野调查和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应将这种主张修正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复调查核实、力求人物事迹和现象间关联的真实准确，是“在场者”必须去做的“田野作业”。换句话说，对于“在场者”而言，存在于“现场”之中的真实并非是自在自为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和“在场者”的努力，“在现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呈现真实”。

其实方方也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她日记中也曾写到“尽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无法进一步确认，也就没提”（2月25日）“我没有去核实医生和病人的说法是否有差异，只是如实照录”（3月20日）这样的话，表明她深知调查核实、反复确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将这一认知自律地贯彻始终。即使我们相信她的一些信息确实来自她在武汉这个“现场”对一线医生等人的“电话访谈”或“微信访谈”，但由于并没有进行交叉验证，又或者是她对信息的理解错误，她通过“现场访谈”得到的消息不但难以还原真实，反而成了“道听途书”“偏听偏信”“听风是雨”，几近于散布流言。

答案之三，也是最容易被利用来为散布流言者卸责的答案，是将真实视为个人表达的汇集。方方在日记中对这一观点并没有过多阐述，只是在3月4日写道：“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照此逻辑，方方承认她看到写到的都只是一个侧面，因此劝批评者不必求全责备。而胡锡进在3月19日的个人微博上展开论述了这一观点，产生了为方方辩护的效果：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个人的情绪和感受也需要大量诉说，这种诉说可以增进真实感，是宏大历史的幕布上少不了的颜色，是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在这种“真实观”下，“真实”被相对化、个体化、主观化，每个人的情绪、感受、表达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分有真实的一部分，就连制造谣言和散布流言在此逻辑下也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也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情感和内心诉求。最后，记录真实与散布流言从对立走向了统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真实相对论”的内核就是一种“价值虚无论”，它一旦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走向现实政治，其终极诉求便是舆论管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然而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存在边界。在“无所谓真假”的名义下真假不分、混淆视听，混乱社会价值观，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何况方方自己也未必真正认同这种“无所谓真假”的真实观，否则她又何必死咬政府“做假”“瞒报”、屡次提请官员引咎辞职呢？

（三）谴责体制 vs 享受体制

关于这一点，其实澄清方方本人是不是体制内的人并不重要。根据方方自己的说法，她不是厅级干部，1992年的正高职称，退休后就是普通市民，也没有入党，现在社保拿退休金（3月12日）。不过就算方方是体制内的干部、是党员，她也有批评的权利。笔者向来认为“体制”与“批评”并不冲突，这次疫情中“体制”也在积极吸收学界的批评和建议，努力补齐自身的短板。然而，不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就会演变为“指责”乃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咒骂”。

方方的问题出在，她对体制的谴责和从体制那里获得的待遇，正好形成一对相互解构的对立关系，即她享受的便是她批判的。这种对立关系，有可能反映出她的“批评”属于以偏概全的“指责”。比如，她一方面指责政府官员“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不正视民生问题”（3月2日）“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3月13日），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正高职称的退休待遇，吃着政府安排的“爱心菜”（3月4日），在疫情期间仍然过着安稳的大院内生活，后者显然否证了前者的判断。

上述对立关系，还可能反映出方方本人分裂的“两面性”。比如她一方面表达着对谄媚于体制权力者的痛恨和鄙视（1月31日，3月10日），另一方面其自身又亲近体制权力，甚至享受着体制内的特权为她侄女带去的送机服务（1月30日，3月12日）。

总而言之，值得诟病的是方方“谴责体制”与“享受体制”所构成的相互解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典型的“双标”，并将舆论的战火引向自己的人格。

（四）有常识 vs 没常识

方方认为“常识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这句话阐明了常识与深刻的辩证关系，无可指摘。既然方方点明了对于常识的定义，那么读者往往就将方方预设为一位“有常识”之人。

而方方口中的“讲常识”是指将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反之，将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便是“不讲常识”（3月5日）。因此，生活与政治、“讲常识”与“不讲常识”就进入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其背后则暗含实事求是与形式主义的对立，以及个体意志、社会意志与行政意志、政府意志的对立。

比如，注重人道精神（2月14日）和“人生而平等”（3月5日）是“讲常识”，而让同样在病痛中求存货的人无法继续得到治疗、让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让一群人冲过去把有部分家庭成员感染的人家大门用铁杠封死、让有病的孩子在大人被隔离后饿死家中（2月14日），则是行政意志之下的“不讲常识”；引咎辞职是反映社会意志的“讲常识”（3月9日），在政府无预警情况下民间根据“软情报”的行动是“讲常识” （3月5日），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自己（3月17日）、在互联网中找寻现场（3月7日）也都是渗透个体经验和社会意志的“讲常识”，而学雷锋纪念日让老人家不够用（3月5日）、遇罗克因言获罪（3月5日）、已知人传人而仍未停止大型演出（3月5日，1月28日）、举旗帜合影留念（2月12日）、领导视察时做戏表演（2月12日）、垃圾车运肉（3月13日），以及空喊口号不做实事、科层文牍热衷空洞宏大概念（3月5日），则是方方笔下的“不讲常识”。

但是在中国，脱离个体和社会意志的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确的，在国家大力宣导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不得不屈从于个体和社会意志的现象。如果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不做实事的形式主义逻辑，中国也不会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那么，如何理解疫情期间政府的种种在民众看来似乎脱离“生活常识”的决策和行为表现？最不需要解释的一种“解释”，或者说普通人依从生活逻辑就能想象出来的“解释”，就是类似方方在日记中给出的解释，即政府“不讲常识”。但这种解释实际上低看了中国政府的运行制度，它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一切常识的总和，然而却忽视了在“生活常识”之外，还存在事关政治实践和政策实施的“治理常识”。方方没有尝试去深入理解“治理常识”，而是试图用“生活常识”的逻辑去推断和臆想“治理常识”，以她自己定义的“生活常识”为准绳去解释一切，将复杂的“治理常识”视之为“没常识”。其实，这却恰恰体现出方方的“没常识”——对中国政府治理逻辑的无知。  

（五）独立思考 vs 停止思考

方方在日记中屡次提及“独立思考”的理念。她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肩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独立判断能力”（2月28日），并称“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父母教导、老师教导、党的教导还有报纸和会议文件都是“垃圾”和“毒素”，不仅不能代替自己思考，而且需要进行清理，以使自己从“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3月18日）。

从方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所谓“独立思考”建立在对自己所生长的水土环境的否定和拒斥之上，只有通过心灵的自我封闭将自己从环境中彻底剥离出来，让自己漂浮在空中，似乎才能真正消除精神污染。在这种将自己从历史和环境中连根拔除的思维之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无从谈起。

信从方方所谓“独立思考”的支持者往往将“否定”理解为“独立”，认为负面舆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殊不知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倒向了对负面舆论甚至反动言论的无条件相信，正是这种无条件相信，让他们在“独立思考”的名义下真正停止了思考。

事实上，负面舆论不一定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相反只有本身已经具备辩证思考素质的人、具备对生活和政治的经验质感的人，才有能力恰当鉴别判断负面舆论，避免思维被负面舆论所俘虏。什么是独立思考？笔者认为，尽量抱持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心态，通过广泛学习和调查获得各个层面的信息，看到事实的复杂性，站在大多数人福祉的立场上，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进行较全面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不被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私欲所左右，不被资本和权力所捆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算得上是“独立”思考。

然而方方在日记中的思考是封闭的。她拒绝对话和讨论，带领她的支持者站上道德制高点，用“追责问罪”和“没有常识”代替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判断。对批评意见的狂躁情绪、受害者意识，以及引向自我封闭的普遍否定论，带来的恰恰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思维休克”。这种思考的停止状态，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谋略所乐见的。停止思考之时，就是对立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乘虚而入俘虏思考之机。这样的“独立思考”其实就是向敌对势力投怀送抱。

八、假问题之外的真问题：

日记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经过以上七个部分对《方方日记》内容的梳理，我们已经对日记有了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重新来审视《方方日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方方的许多批评者将矛头直指“日记本身全是负能量”“日记传递负能量”，还有一部分批评者认为问题出在方方本人的“光说不做”。那么《方方日记》的真正问题是出在这里吗？下面我们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伪善的“阳光”

在不少方方的批评者眼中，《方方日记》就是“负能量”的象征，就是否定前线抗疫，为一线工作人员射出无数流言子弹。有评论说，方方“贩卖绝望黑暗和恐惧”“像一个怨妇”“只想发泄自己的不满”，简直就是“翻版林黛玉，暮气森森，尽发牢骚”，至于日记则“没有任何对武汉人们鼓励的语言，渲染于事无补的悲观论调”“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一味地发表埋怨、追责、消极片面言论”。还有评论说，方方只看得到恶，“带着墨镜看世界，当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灵黑暗的人永远看不到阳光，也体会不到阳光的温暖”。

然而日记本身真如批评者所说，全是负能量吗？我们可以从横向的群体划分和纵向的疫情时段划分这两个维度，检视批评者的这一判断是否正确。

从横向的群体划分来看，日记中有不少鼓励武汉市民、让武汉市民看到希望的内容，整个日记的基调也从来没有否定抗疫本身，更没有批判和忽视在一线做实事、付出巨大牺牲的医护人员、警察、清洁工、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反而是对他们赞赏有加，也记述了不少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若是以方方没有描述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为由而批判日记，该批评者多半没有耐心阅读日记。就算批评者以一线工作人员的视角补充再多突显一线工作辛苦和不易的细节，也并不构成对日记本身的批判。日记中的“子弹”主要是集中射向医院和政府部门管理层的领导干部，日记的灰暗色彩主要来自对病人处境、疫情中的遇难者和丧亲者的描述，而日记的灰暗色彩本身也被方方极力引向对医院和政府部门管理层领导干部的追责问罪上去。

从纵向的疫情时段划分来看，日记的不满、埋怨和追责主要针对的是疫情前期的处置不力。不论方方主观上是否甘心，日记对疫情后期的政府表现和疫情的总体向好态势都持肯定态度，并借医生朋友的原话打消舆论对“方舱政治休舱”“新增患者归零存在瞒报”的疑虑。

因此，《方方日记》的确不存在“全是负能量”的问题，甚至单纯从文本字面的意义上说，似乎日记中还洒着些许“阳光”。

然而，这正是方方的写作策略和文本的欺骗性所在。如果将《方方日记》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系统，那么“阳光”的部分与“灰暗”的部分绝对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游离的关系。其中的“阳光”其实发挥着俘获读者中的温暖寻求者对方方的信任和情感依赖，将其裹挟并最终推向与体制的对撞境地的作用。

（二）阴森的“温暖”

相比于第一种批评直指《方方日记》本身的能量属性，第二种批评指向日记对读者和社会所带来的效果评估。不过，方方的许多批评者在对日记做效果评估时，也多预设了“日记全是负能量”这一有关日记本身的本就有失偏颇的判断。因此在这部分批评者眼中全是负面发泄、毫无阳光和希望可言的日记，自然只会人们让大灾大难面前人心惶惶，武汉的人们看了《方方日记》只会更加抑郁、更加不安，《方方日记》不光不能为寒冷和恐惧中的武汉人雪中送炭，反而是在雪上撒冰。甚至有批评者称“在她笔下武汉已然是人间炼狱”，他身边有人说看了方方的日记“想杀了作者杀光身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于是抵触基层工作人员的救治工作”“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虚假场景所传递出的恐怖信息，经网络上数千万读者放大后，惊慌失措的人流挤占本就不堪重负的医疗资源”。

但是方方分明告诉过读者，武汉“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大气的城市”（2月2日）。方方的立场从来没有与一线工作者对立，也在日记中的多处告诉过读者，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有多么辛苦，一些爱斤斤计较、扯皮拉筋的居民会为一线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工作负担，读者何以因此反而抵触基层工作人员的救治工作？批评者又是否去调查核实过，究竟有多少惊慌失措挤占医疗资源的人流真的是因《方方日记》中关于“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信息而起？

又有一些批评者将“指出问题”定义为“负能量”，认为只要是指出了问题就是揭露了“阴暗面”，因此批判方方的日记传递负能量。这样的批判显然站不住脚。党和政府从来不回避问题，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和挑战。如果害怕揭露问题，只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和光明美好，片面强调政府高效、信息透明、“乐观主义有理、微观悲剧无聊”、歌颂灾难中的英雄主义而无视普通民众的牺牲，甚至不允许哭泣，当然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热爱光明，乃至让这种强光损害了我们的视力（3月20日）。如今的时代，当然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3月19日）的时代。事实上，疫情期间也不仅仅只有方方在指出问题。一线工作者、学界和媒体都在以大量社会已经付出的悲惨代价为背景，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指出制度体系在应急机制方面存在的各种短板。对于这些问题何以发生的追问和反思，是为了改进体制机制，避免灾难重演。反思和正视问题的起源，当然不是所谓“阴暗的东西”，相反恰恰是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正能量”。因此，《方方日记》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她指出了社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方方描述的病人、疫情遇难者和丧亲者的惨状和悲情，属于传递“负能量”吗？日记在2月16日谈到这个问题，方方说“仅武汉死亡人数就是一千多，我的文章才提到几个？连零头都不到”。也有评论认为，“至于她说的武汉那些惨状，也八九不离十，我有朋友在武汉，说的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对于许多在武汉的读者而言，日记中的惨状并不出人意料，武汉的读者也并不一定会觉得这是阴暗负面的内容而愈加抑郁恐慌，相反，“看方方日记，知道还有那么多不曾被报道过的悲催人生，深感自己无比幸福。当了解到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跟你一样悲惨或比你更悲惨的人时，会心有戚戚焉，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何况《方方日记》中确实存在看似安抚人心和给人以希望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读者在日记下留言说：

“温暖平实，很害怕现在普遍的歇斯底里。”

“如雨后的阳光，给封城中的潮湿阴冷的江城带来一丝丝温暖。好欢喜。”

“每天看到老师的文章，心里就觉的安稳、平静些。读着舒服，又有骨气。”

“是冬日里的一抹曙光。至于那些乱讲的人，夏虫不可语于冰。”

“喜欢看你的叙述，像是心里话都有人唠唠，阅读的过程令人抚慰。加油，大家一起挺过去。”

“方方老师的文章读起来很温暖，在这扈气横行之时，仿佛一股清泉，真实记录下每一个凡人的普通生活，虽然心酸无奈，却也向世人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你的文字和你记录的那些人，让我又感到人性的温度。让我又愿意不管遇到什么都期待春暖花开！”

“方方日记是我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

——相信这些评论都是由心而发、有感而发，这些是他们阅读后的真实感觉。这也说明《方方日记》的问题并不出在对惨状和悲情本身的记载上。

日记里还存在对于心理疏导方式的探讨，比如让身陷痛苦的绝望者痛快地发泄。那么，这一点属于传递“负能量”吗？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正如方方在3月2日的日记中所说：“谁说哭过、发泄过，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国家将4月4日清明设为全国哀悼日，其实也正是一种全国性的心理疗愈机制，让哀恸者在这一天痛快地发泄，为的是来日的继续前行。至于记录就诊和死亡的故事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不是揭伤疤，也是因人而异，关键在于引导，而方方也仅仅是建议而已。

以上所述皆可表明，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方方日记》并不一定仅仅传递“负能量”。当然，在《方方日记》这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这样的“温暖”之所以在日记中存在，其实是为方方向政府追责问罪的主体逻辑服务的。当读者在这样的“温暖”中彻底放松警惕、停止思维之后，方方便可轻易操纵他们的情感和思维逻辑，让他们与方方一同将矛头指向体制本身。

（三）“光说不做”

还有一种批评意见从对《方方日记》的批判转向了对方方本人的批判，并将“说与做的关系问题”作为其批判的主要视角。在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强调“既要说，更要做”，其理由有二：一是知易行难。他们认为“话谁都会讲，关键是做事”，“不缺批评者，缺的是建设者”；二是行更有益，在他们看来，“光说不做，于事无补”，“毫无建设性的指责对党对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建议方方到一线当志愿者。

但方方在日记中回应称，她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曾一度走路艰难，“要求我出门当义工真的不合适。实在承受不起义工的活。万一跌一跤或再闪了腰，那才是真给政府添麻烦”（3月12日）。这则段落又成为批判的把柄，有批评者称“她自己一听要当义工就说腰不好不能走路，平时可是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和开车出去帮女儿送菜的”。也许她是成心逃避当义工，不过与她能不能真正成为义工相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她能不能理解和把握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前文已经分析过，她在日记中多次述及这一内容，加上她有过当码头工人的基层经历，她对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绝对不能说有着很深的隔膜。

“既要说，更要做”的支持者，推而言之也许同样会支持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的号召。但在如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处于分工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指出问题、提建议的人不一定必须上前线成为政府官员和各类一线工作者，“学界”虽然需要接地气，但也仍然具有其相对的独立地位。况且“说”的意义也许比“做”更加深远，旁观者有时会比当局者更精准地把握问题，对于实践的批评和反思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做”。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说，更要做”并非方方及其日记的核心问题所在。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常被批评者所诟病的“日记本身全是负能量”“日记传递负能量”以及方方的“光说不做”，并非《方方日记》的问题根源所在。日记中的“阳光”和向读者传递的“温暖”的确带有强大的迷惑性和引诱性，方方借此收获了许多读者对她的好感，但这仅仅是问题发生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方方日记》的问题根源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四）卸除社会责任的“新闻”与标榜纪实的“小说”

《方方日记》究竟属于什么文学体裁？从“方方日记”的命名来看，方方写的是日记。然而日记写作者在写作动机中已经预想了书写内容的公开发表，并且确实进行了公开发表，这与日记本身的私密属性相冲突，因此“方方日记”显然不是真正的日记。

按照方方自己的说法，“方方日记”的体裁属于“日记体”文学（2月28日）。“日记体”文学是对日记表达视角和书写形式的模仿和转用，而不再带有“私密性”基因。与日记一样，“日记体”文学以第一人称为叙述主位，从书写者的个体视角出发，不加修饰地记录个体能够感知和体会到的琐事和即时感想（2月17日），因此是“纯粹个人记录，不可能宏大叙事，非小说非新闻”（2月28日）。

虽然方方宣称“方方日记”不是“新闻”也不是“小说”，但日记的内容却总是与“新闻”和“小说”脱离不了干系。

先说“方方日记”与“新闻”的关系。正如前文所梳理的，方方的日记中有大量对于新闻事件和疫情消息的引述，还少不了方方借这些新闻和消息发表个人的政治评价性言论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在作者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情况下全部公开发表。既然如此，日记中对于新闻和消息的记述就一定要力求真实准确，作者在下笔时就理应具备相当的社会责任意识。前文也分析过，方方并不是不知道力求真实准确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如此，她仍然记述了尚未证实或背离事实的信息。因此，方方必须为她记述的这些虚伪信息负有社会责任。然而，方方却在3月10日的日记中说：

作家除了写作，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适合去承担社会责任。没有胆识，没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胆小，容易焦虑，那何必要他担呢？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担，有人享受这种承担，从来如此。不用去强求人家。这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一说。

在这篇日记中，她还说：

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从我这里，看不到整个局面，这是很显然的。初写时，当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看。

在日记中信息的真实性饱受质疑之时，方方写下这段话，貌似论述的是带有一般性的道理，其实极有可能是为达到尽力卸除自己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效果。引述她觉得真实的未确证信息，并据此联系自己的所谓“生活常识”而妄加评论，在引起巨大不良社会反响之后，却又不敢承担原本雄心勃勃试图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生在方方身上的悖谬荒诞之处。

再说“方方日记”与“小说”的关系。方方曾在日记中坦诚告诉读者，她的主业是写小说。她认为，小说经常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相濡以沫、携手共行，在附身助人的过程中表达人情和关怀，守护被历史遗弃的人事和被前进的社会冷落的生命。小说会呈现与弱者同命相怜的气息，给他们带去陪伴、温暖与鼓舞。她说：

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但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小说会告诉他，落后也没关系，很多的人跟你一样，不止是你一个人孤单或寂寞，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也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焦虑和脆弱。（2月17日）

虽然方方否认写日记是写小说，但不难发现她在日记内容中体现的“日记—弱者”关系定位，与她在此处说明的“小说—弱者”关系定位是何其一致。鉴于这种高度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方方就是以一种写小说的心态而编织建构她的“日记”。然而方方的虚伪就体现在，她并不承认这种写小说的心态，反而坚称她的心态是“纪实”。把“纪实”等同于写“小说”，这就难怪她的日记善用夸大和渲染局部的手法以偏概全，以致达到真假一如的境界了。

（五）自我确证的臆想逻辑

前文已经澄清，指出社会和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并不是“负能量”。与提出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环节则在于通过充分的经验事实，论证问题的真实存在、分析问题的发生逻辑。

然而，方方的日记明显缺少通过充分的经验事实论证问题真实存在的逻辑环节，更没有深入事理的机制分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套在所谓“独立思考”和“生活常识”的观念指引下，永远可以获得自我确证的臆想逻辑。

首先，这套逻辑建立在二元对立框架之上。在日记中，“大善”与“大恶”处于对抗关系中，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构成一对处于零和状态的反衬关系，抗疫大局与个体生命的尊严势不两立。为了突出二元对立，日记往往通过抽象化、标签化、脸谱化的手法，将复杂的事实引向简单的极化状态，

其次，这套逻辑惯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日记中常出现以少数群体的利益绑架大多数群体的利益，用局部意义定义整体意义，将具体个案事件强行嫁接一般性价值判断，用个别地区的政策实施问题否定一届政府，将疫情遇难者和丧亲者的“命苦”上升为全体中国人特征的论述思维。然而这种论述思维却包装在追求平等博爱的亮丽包装之下，因此具有较强的欺骗性。

最后，这套逻辑结论先行，借题发挥的演绎思维是其主要展开方式。“瞒报”和“人祸”是日记的核心结论，这一结论不是从复杂的经验事实中一步一步归纳得出，在方方的“生活常识”中这一结论似乎就是自明的，方方只不过是打着“反思”和“追问”的幌子却频繁运用演绎思维，四处搜寻表现出相关迹象的事例，然后强行贴上她的结论标签以自我确证而已。因此我们看到，方方善于借题发挥演绎私人经验，将有关疫情的各种话题都引向对政府的追责和批判，而话题所涉及的事实本身与结论之间往往就是“两张皮”，存在巨大的逻辑跳跃和思维缝隙，显出生硬的主观臆造色彩。

（六）精神错位

《方方日记》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写作者本身的精神错位。具体而言，写作者的精神错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方对他人与对自己的价值分裂；二是方方的主观时代与当下时代的精神错位；三是方方的国家认同与其国民身份的精神错位。

方方对他人与对自己的价值分裂，通过日记中的若干“双标”现象突出表现出来。比如她一方面号召全体武汉人为自己而哭，另一方面，自己却怡然自得地享受各种“被援助”的生活，自外于她笔下要一同痛哭“武汉人”；一方面感叹医务人员的物资短缺、表达对于谄媚的痛恨，另一方面却又笑纳20个N95口罩、认为亲近和使用特权顺理成章。

方方的主观时代与当下时代存在精神错位。她的思维仍停留在文革时期，而她的情怀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将一切与己异见者视为“极左”的文革思维，显然违背了这个以多元开放为主色调的时代精神。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左与右相互拉锯、国家与个人充满纠葛的时代，是知识界将站在文革结束后的荒岭上“启蒙”大众奉为使命、知识分子追求英雄文人的幻觉和优越感的时代。但在如今这个中国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社会信息源高度开放的网络媒体时代，社会舆论早已超越了左与右的解释能力，认准单一绝对的至高价值然而居高临下的“启蒙”，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逐渐沦为一个伪命题。这使得日记在对批判声音的回应时，带有更多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被害妄想的色彩。

方方的体制认同与其国民身份存在精神错位。联系她出版过的小说中对土改的否定、形似国民党党旗的微博头像、近日日记在国外出版后她的回应，以及方方笔下“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这么苦啊！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灾难深重？”（2月20日）的设问、从表面的国际主义立场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日记内容（如3月24日），和日记中竭尽全力追责政府甚至呼求民众写“敦促书”逼宫政府（3月7日，14日）的表现，方方对政府和党国体制几乎不存在发自内心的认同，虽然她似乎表现出对于普通国民的认同。但是在国民国家林立的当下世界，不认同国民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对普通国民的背叛、就可能为国际竞争对手作嫁衣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下中国，不认同政府和党国体制、缺乏中国的政治常识，就必落入二元对立的思维网罗，从而走向自我否定、成为“精神跪族”的道路。始于知识结构老化、终于偏离国家和民族立场的反体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记》的最根本问题，更是《方方日记》最大的危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