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如何解决消费疲软 问题？_风闻

现在的中国如何解决消费疲软 问题？无论怎么央行怎么宽松货币，最终这些钱还是进入股市，有人说股市上涨可以带动消费，用股市带动经济，最近股市又震荡不安，毕竟脱离基本面，只要有点风吹草动，股市就震荡。现在最主要的是消费乏力，消费乏力 实体经济必然不好，然后恶性循环。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薛洪言　苏宁金融研究院 院长助理

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刺激消费的难点不在收入（收入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相对好操作，如稳就业、降税补贴甚至直接发钱等），而在消费预期，或者说消费欲望。

人们不愿意消费或不敢消费时，仅刺激收入端是没有效果的。

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大前研一谈到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一代不如一代（老年人的消费欲望本来就低），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久久不能复苏；而年轻人之所以缺乏消费欲望，源于“对未来尤其是老年生活感到不安”。其实，日本老年人的福利待遇非常好，年轻人的不安，源于日本巨大的国家债务。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走出“衰退的十年”（之后顺延为“衰退的二十年”、“衰退的三十年”），日本政府频频出台刺激政策，为此背上巨大的债务，负债率全球居首。

民众不免担心，如此高的负债率大概率不可持续，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待自己年老时，未必还能享受到，消费心态发生根本转变，“年轻人既不想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生子，从30岁开始就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不停地存钱”。据此，大前研一认为：

“国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因此，将美国那种高欲望社会的经济对策用在日本这种低欲望国家，一定不会有成效。”

中国自然不是低欲望社会，我们仍处于欲望高涨时期，通常利率一下降，我们就想着买房、买车、买家电，一旦小有积蓄，就想着换个大房子，或去海滨度假城市买个休假房。但在疫情之下的特殊时期，人们会从高欲望转向低欲望，从“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储蓄”，消费心理发生了重要转折。

一位学医的朋友从医学视角做过一个类比，以呼吸为例，屏住呼吸1分钟，人会报复性地大口喘气；屏住呼吸3分钟（存在于理论中），人可能会直接陷入昏迷，呼吸微如细丝，大口喘气是不可能了。

经济体何尝不是如此。被疫情冻结1个月，疫情解除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被疫情冻结半年，企业关门、员工失业，哪里还有报复性消费呢？

国内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一点。国内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强力控制，“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的现象并未大范围出现，人们的收入还在，储蓄也在；但国外疫情仍在蔓延，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政策要求下，人们的生活接近常态却又不是常态，企业复工复产却又受限海外订单萎缩。加上全球疫情不明朗，人们防御性心理开始占上风，从扩张性消费转向防御性消费，对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下降。

从2020年1季度数据看，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22%，其中，粮食食品零售额保持正增长，需求强劲；通讯器材、饮料、文化办公用品和日用品，同比降幅有限；而金银珠宝类、家具类、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产品，需求出现明显滑坡。

几乎所有消费品类增速下滑，源于线下场景受阻；不同品类间的降幅差距，则受消费心理变化的影响——必需型消费还在，但改善型消费需求低迷。

如何激活消费欲望？面对“有钱却不花钱”，我们要求解的，不仅是一道经济题，更是一道心理题。

消费心理学家发现，当消费者内心不定时，会逃避做决定。比如说，高考成绩揭晓后，无论考得好坏，学生们大都愿意旅游放松一下——成绩好，权当是犒劳一下自己；成绩不好，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权当积蓄力量。而在成绩公布之前，考生们焦急地等着成绩出来，这个时候他们没心思考虑毕业旅行的事情，虽然这样并不明智——越早制定出行计划，旅行费用越低。

于疫情之后的国内消费者而言，人们在等待国际疫情得到控制、国内经济真正企稳复苏的信号，在此之前，他们内心不安，拒绝做出消费决定——人们会推迟购车购房计划，推迟装修计划，不愿意更换家电，对任何大额支出都心存警惕。

消费者在等待经济趋稳的信号，因而不会积极花钱；问题是，若消费者不积极花钱，经济就很难真正趋稳。政府促消费政策要破解的，就是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令消费者内心不安定的究竟是什么呢？能否保住饭碗，薪资是否会下调，年终奖会不会泡汤，房贷会不会有一天没有着落……

消费者的这些诉求，部分取决于所在企业，部分也受政府直接影响。如2018年城镇职工收入数据显示，国企员工收入占比36%，疫情之下，大概也只有国企员工的消费预期是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国企员工和公务员群体，试行每周2.5天休假制度是有用的，因为预期稳定，闲暇时间很容易转化为消费支出。但对于收入占比64%的非国企员工而言，2.5天休假制度的消费刺激效果不大，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

为了让人们安心，政府突出“稳就业”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过整体来看，由于稳就业政策过于宏观，很难传导至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层面，人们会说“虽然就业大环境在变好，但万一我被裁员怎么办”，于是，只要还有1%的不确定性，人们就还是不敢消费。

再精准的稳就业政策，都不能消除人们心中这1%的不确定性。于是，人们一边念着咒语般的“以防万一”，一边继续存钱。此时，为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除了宏观层面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外，还需要从微观层面找对策。

不妨先看下“双十一”的消费案例。每年的“双十一”，消费者都会尽情剁手买买买，房贷压力不管了、钱包缩水也顾不得了，为什么呢？最大的刺激因素就是便宜，价格全年最低。同理，李佳琦和薇娅的直播间之所以让消费者瞬间失去理智，魔力也源于“名牌+折扣”的组合。

受此启发，多方联合，财政出消费券、金融机构贴息、商家出折扣、平台出场景，精选几个消费品行业再造“双十一”，用难得一见的“折扣价”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或许能够达到精准刺激消费的目的。

长期挑战：降低储蓄率中国经济已步入消费驱动时代，刺激消费，不仅仅是应对疫情冲击的短期之举，更是推动经济长期转型发展的不二方略。刺激消费，就不得不降低储蓄率。

储蓄的另一面是勤俭节约，一直被视作美德，降低储蓄率，是否意味着要抛弃勤俭节约的美德？一定程度上是的。在历史学家眼里，“美德是一种实用的智慧”。美德是流动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社会形态歌颂不同的美德。

在投资驱动时代，居民储蓄为企业投资提供资金，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和助力，高储蓄自然值得提倡；过渡到消费时代后，社会不再需要这么多投资，要求把储蓄转化为消费，这个时候，国民高储蓄的习惯就从助力变成阻力，不值得提倡了。

如《有闲阶级论》一书所说：

“群体公认的生活方式，是个体对人类生活中何为正确、良善、得当和美好的共识。人口、技术方法或生产组织发生进步时，至少对某些社群成员而言，他们若想方便而有效地采纳变化的生产方式，就必须改变其生活习惯；在此过程中，他们对于生活习惯中何为真、何为美的原有概念，将无法继续保持。”

经济力量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时，要求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进行相应调整，若调整不及时，传统生活方式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碍，这也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应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投资需求下降、储蓄依旧高企时，经济会发生什么：

企业不需要投资，借贷需求下降，银行吸收的庞大存款无法转化为贷款，压力山大。为了维持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只能推动存款利率下降，直至零利率、负利率。同时，银行将大举购买国债，把存款转化为生息资产。此时，政府支出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政府通过负债拉动增长，总是有限度的，过度负债，就会爆发财政危机，不可持续。

其实，这就是日本正在经历的困境。在大前研一看来，日本之所以从“失去的十年”演变成“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根本原因就是国民的高储蓄和低消费。

就我国而言，当前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刺激消费应对疫情只是一件小事，疫情总会过去。如何持续提高居民消费欲望、降低储蓄率，才是中国经济长期转型面临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