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民进党（上）_风闻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我们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美丽岛》

引子

1986年9月28日上午九点，台北圆山大饭店二楼的敦睦厅气氛热烈。这天召开的是年度党外选举后援会，132个会员原本要讨论的议题是年底“立法委员”的辅选事宜。

就在会议主持人游锡堃准备宣读议程的时候，有两个人突然举起手来申请临时动议，是律师谢长廷和尤清。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谢长廷把提前写好的遗嘱放在办公室，跟妻子说，“如果发生什么事，就当我出车祸了。”

谢长廷他们的动议只有两个字，但在当时的台湾确实有杀头的风险，这两个字就是：组党。这时候，运动人士朱高正站在椅子上高喊，“当年雷震他们功亏一篑被抓了，我们不应再错过机会，错过今年、遥遥无期！我正式建议：今天，现在就宣布组党！”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热烈响应，经过一番激辩，谢长廷提出的党名获得通过。下午六点，组党发起人费希平向守在门口的媒体大声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圆山饭店的消息让国民党措手不及，第一个向蒋经国报告的是文工会主任宋楚瑜，“报告‘总统’，安全局刚刚来报，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组党，请示要如何处理？”闻听此讯，晚年身体不好，躺卧在床的蒋经国说的第一句话是，“抓人不能解决问题。”

那一天过后，台湾的历史被分成两截。

最艰险的一年

1978年12月15日晚上十点，美国驻台“大使馆”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很简短，“大使安克志见信后，速到美军协防司令部接听重要电话”，那里有美国在台湾唯一能直通华盛顿的安全线路，可以防止被窃听。

使馆参赞班立德清楚这通电话非同小可，但是大使晚上出门前没跟执勤官交代自己的行踪。临近午夜的时候，他终于在一家俱乐部找到了穿着晚礼服跟大学生庆祝圣诞的大使先生，俩人坐上车就直奔司令部。

电话那头，美国对台事务负责人对安克志说，“立即照会蒋经国，卡特总统即将宣布与北京达成协议，自明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断交”。深夜急电，安克志料到了电话的内容，万没想到的是如此紧迫的时间。

 1965年9月1日，蒋经国参观美国载人航天基地

大陆改革开放后，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是大势所趋，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蒋经国曾在几个月前跟安克志约定了两个星期的“断交”缓冲时间。现在，距离卡特向全世界宣布只有不到10个小时。

凌晨3点，安克志通过电话找到了“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要求面见蒋经国，宋跟他说早上九点再来，安克志说马上，宋楚瑜愣了一下问，“是那件事发生了吗？”安克志回答，“必须见面才能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宋楚瑜只好赶到七海新村的官邸，硬着头皮叫醒了熟睡的蒋经国。随后赶来的安克志“照会”了美国的决定，并要求台湾当局不要在早上8点前对外泄露。

蒋经国的反应很镇静，他说美国将会后悔这项决定，然后拒绝了不提前通知外界的要求，“我要对人民的安全负责，我会采取我认为必要的行动。”

早上十点，蒋经国在卫星电视上观看了卡特的讲话，他明白台湾的“外交地位”将就此消失。当晚，他也通过电视发表了提振信心的讲话，还坚称“不会放弃‘光复大陆’的使命”。但是，突闻“噩耗”的台湾民众只能感受到“台湾被抛弃了”。

 台湾民众阻拦美国助理国务卿座车

高雄出生的音乐人侯德健怀着悲愤之情，连夜写下了那首传唱至今的《龙的传人》，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了词谱。为了疏导民意，国民党文宣部门助力了这首歌的传播，请来当红歌手李建复演唱，不过把歌词里的“洋人的剑”改成了“姑息的剑”。

1979年元旦当天，两岸气氛冰火两重。邓小平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举起酒杯，庆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台湾的蒋经国则在客气地送别安克志后，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美国将停止对台军售一年，这是卡特在谈判中对邓小平做出的让步。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

年初前途未卜，年末绿浪袭来，难怪蒋经国在多年后感慨道，“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

美丽岛

《龙的传人》一路高歌，同期的另一首民歌却因为本土意识过强被“行政院新闻局”列为禁歌，它就是台湾校园民歌旗手李双泽创作的《美丽岛》。这首歌首次公开是在英年早逝的李双泽的告别式上，由他的朋友杨祖珺、胡德夫编录而成。

1979年5月，一本名为《美丽岛》的杂志在台北诞生，创办团队都是活跃的党外运动人士。

发行人黄信介生于日据时期的台北，祖父是清代秀才黄宗河，甲午海战时统领七营兵力驻守岛内要塞，后来清廷命他解散部队撤到福建，以致抑郁成疾，悲恨而亡。

黄信介在194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为内战爆发未能成行，回台湾上了台北大学，在校期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步入政坛，在多年选战中逐渐对实行高压统治的国民党失去信心，转向支持党外运动。

社长许信良生于日据时期的新竹，大学时是国民党重点栽培的行政管理人才，还被送到英国深造。学成归台加入改革派刊物《大学》，随后当选台湾省议员。

1977年，台湾举行地方公职选举，许信良有意参选桃园县长，但因为他经常批评政府的提案，因“党纪考核不佳”未获提名。耿直的许信良自行宣布参选，结果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投票当天，桃园民众发现监选人员舞弊，把投给许的票压成废票，不料警方却将舞弊人员保护起来，致使一万多民众包围警局、掀翻警车，酿成有人伤亡的事件。引起全台关注后，投票所重新开票，许信良大胜当选，但在两年后被国民党弹劾下台。

副社长吕秀莲祖籍福建，她的先祖在1740年到台湾桃园垦荒，绵延七代成为当地望族。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硕士的吕秀莲得知断交的信息后，放弃读博回台投入党外运动。

总经理施明德生于日据时期的高雄，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释放后一病不起，幼年的施明德亲眼目睹抗议的民众在高雄车站殒命。高中毕业后，施明德考入陆军炮兵学校，据他自述，此举是为了“武装兵变推翻蒋家政权”。

1962年，驻守金门的炮兵少尉施明德因私下结盟被捕入狱，两年后以“首谋叛乱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拉开了这位不屈斗士前半生漫长的牢狱生涯。1975年老蒋去世，继位的严家淦下令全台减刑，已经坐了15年牢的施明德重获自由，出狱后他就加入了党外运动，继续对抗国民党的威权体制。

《美丽岛》就是这样一本汇集了全台湾“危险分子”的杂志，目标是成为“没有党名的政党”，所以在台湾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处，实际上就等同于地方党部。它在发刊词中写道，“玉山苍苍，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

 美丽岛杂志社创刊号全体工作人员（左二施明德，左五黄信介，右三许信良，右一吕秀莲）

走群众路线的《美丽岛》创刊号就大卖10万册，前四期的发行量均在10万上下，是台湾历史上单期发行量最多的政论性杂志。1979年9月，《美丽岛》杂志举行创刊酒会，国民党派人在场外聚众抗议，并投掷石块和电池，一片混乱中，有人喊“杨祖珺，唱《美丽岛》！”，于是，在场的杨祖珺唱起《美丽岛》，带领大家冲了出去。

随着知名度的上升，《美丽岛》杂志在各地的服务处不断遭人破坏，几名创刊人决定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在高雄举行游行，抗议当局的黑手。12月3日，《美丽岛》的陈菊向高雄当地派出所递交申请，未获准许。他们决定按照以往经验，先游行再让当局“事后照准”。

12月9日下午，高雄宪兵司令部以演习的名义宣布宵禁，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店即时关门，还派警察包围了《美丽岛》服务处。局势迫在眉睫，黄信介、吕秀莲带着杂志社全体人员在10日抵达高雄，一场改变台湾的游行开始了。

高雄之夜

12月10日上午，国民党在阳明山召开全会，蒋经国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要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要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小蒋话音刚落，情治系统就向他报告了高雄可能出现的情况，小蒋指示军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晚上六点，游行正副指挥施明德、姚嘉文带着两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队伍中有多位民众手持火把前行。与此同时，南部警备司令常持琇在火车站等到了黄信介，黄跟常说，“借我一个会场，我们保证和平集会，11点就散会”，常中将同意了。

不料，等两人坐车到会场的时候，常中将的帽子被不明人士打掉，他一怒之下将承诺作废，还下令出动了镇暴部队。会场没了，施明德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变更路线，把中正四路的小广场当作临时会场，按黄信介、姚嘉文、施明德的顺序开始演讲，现场人数越聚越多达到数万，军警围成的圈外是如潮的民众。

晚上八点半，集会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镇暴警察开始向现场施放催泪瓦斯。见此情景，施明德指挥民众往服务处的方向退，但率先冲向南台路口的人已经和宪警爆发激烈冲突，双方都受伤惨重。

这时候，一部分群情激奋的民众高喊“打倒特务统治”冲入了高雄第一分局，仍在演讲的吕秀莲试图稳住现场的情绪，杂志社的人要求常中将撤退镇暴部队以劝离民众，后者则坚持先驱离民众再撤部队。

就在双方互相僵持之时，冲突扩大，民众用棍棒和石块对垒手持盾牌不断收紧的包围圈，骚乱一直持续凌晨两点半。事后官方称军警约有183人受伤，民众无人受伤，受到质疑后又改口民众有50多人受伤。

夜里12点的时候，被催泪瓦斯熏得眼睛火辣的记者们还在等待上面的电话，《台湾时报》采访组副主任李旺台心里嘀咕，“平常连工厂废气外泄这样的小事，文工会都来电指示，今天这件捅破天的事居然没有电话”。

半小时后，李旺台决定豁出去了，以“镇暴部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为题”，配了几张民众与宪警对峙的照片，把稿子发了出去。陈菊问他，“你看会抓人吗？”李旺台说，“估计会有大动作。”

第二天早上，“警备总司令”、“安全局长”和国民党秘书长齐聚蒋经国的办公室，党内很多人都要求严办，蒋经国面色沉重地说，“过去我父亲在时候，他说我心里有事不说出来。今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管‘国家’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难，我个人决心是以身许国，以心许民，希望全党同志都能了解我的态度和心意。”

案上一点墨，民间千滴血。

下令前，蒋经国又把“省主席”林洋港叫过来问，本省出身的林洋港也说了心里话，“‘国法’是一定要执行的，可是栽培一个人才，好比我们种树一样。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带头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建议您，是不是执法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爱惜人才。”

其实，林洋港想说的是“从轻发落”，但他不敢说出口。最终，在权衡党内团结和改革进程之后，蒋经国决定下令抓人，截止到1月8日，《美丽岛》杂志骨干成员全部被捕，再加上当晚参与冲突者一共抓了152人。

抉择与陈情

美丽岛事件以及随后的大搜捕引发了国际关注，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都想起了当年的“二二八”，陈若曦、杜维明、许倬云、余英时、李欧梵、聂华苓、於梨华等27位学者签署了一份联名信为被捕的人求情，大家推举作家陈若曦回台，把信送到蒋经国手里。

陈若曦在台湾出生，长大后留学美国，1969年跟丈夫前往大陆定居，经历了四年的“文革”，期间根据所见所闻写出了一部获得台湾文艺奖的短篇小说《尹县长》，蒋经国曾推荐过这篇小说，“每个人都应该看看这个书”。

聂华苓跟陈若曦说，“你能不能回台湾一趟？”陈不想回去见小蒋，之前台湾首届吴三连文学奖请她回去领奖，她就托辞没去。

陈若曦回道，“向特务头子求情，有用吗？国民党会理睬一个海外作家的呼吁吗？”聂华苓用了激将法，“《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被抓时，海外人士曾希望胡适返台向老蒋求情。他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到今天都不原谅他。”听到这儿，陈若曦没法再拒绝了，她心想“胡适都不被原谅，我要是不回去还不得被台湾同乡骂死？”，只好同意了。

1月8日，陈若曦乘坐的飞机刚一降落台北，广播里就传来“请陈秀美女士到机舱口来”的提示。精神紧张的陈若曦走到舱门口看见一个男的，她觉得这个人是特务，故作镇定地跟对方握手，还问“先生贵姓？”，结果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回答“我是你弟弟”，离台18年的陈若曦差点哭出来。

到了“总统府”，陈若曦把联名信交给了蒋经国，小蒋当场拆开来看，陈对他说，“我从机场坐计程车过来的时候，司机说现在大家都不敢讲话，提起美丽岛就恐慌，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听到“二二八”三个字，小蒋的脸色马上变了，低声说，“一定不会，陈小姐你太过虑了。”陈若曦接着说，“这个事件不是叛乱，不该用军法审判。”小蒋问她，“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性质？”陈一时语塞，脱口而出“严重的交通事故”，旁边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气得站了起来，小蒋挥手让他坐下。

早有准备的蒋经国不紧不慢地说，“高雄事件是先有‘叛乱’行为，才有军警迫不得已的镇暴，有位妇人当街跪下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这个画面你也从电视上看到过吧。”陈若曦确实看过好几回，她无言以对，情急之下说，“那也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表演的‘苦肉计’吧。” 蒋彦士这回更生气了，从座位上弹起来挽起袖子要干上一架。

蒋经国仍旧不为所动，但神情有些无奈地说，“我以人格保证，我们不会行使苦肉计。”起身告辞前，陈若曦得到了蒋经国的承诺，“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会不安的。”

她返美的航班被改成了头等舱，来送别的沈君山说，“蒋彦士还在生气，他说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

 左起：陈若曦、姚嘉文之妻周清玉、谢长廷

后来，有记者问陈若曦：“你头一回见‘总统’时，向他反映了台湾计程车司机的什么问题吗？”陈一脸茫然，原来蒋经国两天后到高雄视察的时候，指定要坐计程车，把随从们弄得莫名其妙。

大审判

人抓了，如何审判关乎台湾的国际影响，蒋经国定的决策是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从轻处置，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了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轩等8名主要被告。

时任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建言，“我反对用军法审判，因为宪法规定了，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小蒋很不满，旁边的人提醒他，“军法重，很可能是死刑”，采纳部分意见的蒋经国跟相关人员说，“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

1980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台湾当局欲公开审判异议分子”的报道，内容是陈若曦和记者的谈话，情治部门急了，表示其根本不知道会公开审判。同时，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在国会谈起高雄事件的看法，内外施压下，小蒋决定美丽岛事件的军法大审采用公开审理的原则。

针对外媒的报道，37岁“新闻局长”宋楚瑜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了西方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其在台湾的采访权。29岁的哈佛在读博士马英九则在他担任主编的《波士顿通讯》上抨击美丽岛事件被告人，称台湾不该有美式言论自由。

 宋楚瑜召开新闻发布会

审判临近，几名主犯的家属们开始聘请辩护律师，以每名被告两位律师为原则，筹建了十五人的辩护律师团。这些律师都担心自己办完这个案子就会被吊销执照，或是成为下次叛乱的被告，但还是在见到被告人家属的那一刻，放下了手头的案子。

施明德的家人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尤清，转达了施明德的话，“如果不是尤清给我辩护，我就不要辩护”，尤清答应了，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如果我不辩护，就像医生碰到车祸不救人一样。”

不仅是施明德，尤清还答应了另一位被告张俊宏。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拿着委任状找到了谢长廷和苏贞昌，据谢回忆，他一看到周清玉，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大概会改变了，他对家人说，“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资格再做律师。”

最后，首犯黄信介还少一位律师，有人推荐海商法律师陈水扁，被告家属有点含糊，“陈水扁，那个少年仔，敢出来吗？”打通电话问，“现在黄信介先生想请你做辩护律师。”没想到电话那头一下就答应了。

陈水扁本来不想接，但是妻子吴淑珍骂他，“你当个什么律师？没有正义感，不敢接！”结果陈就同意了。

 美丽岛大审辩护律师团（前排右一陈水扁、右二苏贞昌，右三谢长廷）

3月18日，美丽岛大审正式开始。在开审前的2月28日，被告人林义雄的家中发生血案，他六十岁的母亲和七岁的双胞胎女儿被刺身亡，震动全台，至今仍是悬案。

林宅血案发生后，心里打鼓的辩护律师团反而拧成了一股绳，愤怒压过恐惧的他们决定拼了，军事审判庭成了手足无措的一方。在律师团的感召下，被虐待招供的被告们纷纷翻供，众人以必死之心慷慨陈词，连法庭上的女警都被感动落泪。

九天的大审临近尾声，吕秀莲的最后陈述让旁听席上的沈君山哭得一塌糊涂，施明德说了一句，“让我一个人死就好了”。判决结果，黄信介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人均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庭审现场

美丽岛大审的公开审理和控辩双方言论在报纸上的全文刊出，让台湾民众了解了党外运动的来龙去脉和高雄事件的真相，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台湾社会的未来。

圆山民进

1979年大事不断，台美“断交”，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再加上美丽岛事件，都让蒋经国思绪万千，他曾授意“行政院长”孙运璿组织过一场辩论会，邀请岛内和海外学者，分成“保守”和“开明”两派展开激辩。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历史学者许倬云的自传所述，他在1980年7月参加过这场辩论，地点在“行政院”，孙运璿和蒋彦士分坐两边担任主席，蒋经国在楼下看闭路电视，会中每句话他都听得见。

蒋经国、蒋介石、孙运璿（右一）

许倬云是“开明派”的主辩，他的意思是台湾不开放就没有安全，不开放就不能得人心。他认为舆论必须开放，一定要废除事先检查或事后报备的出版制度，不要限制报纸、杂志的数目，让它自由竞争。

本方队友怕他说得太过火，就悄悄跟他说，“倬云注意喔，你万一给人家暗算了怎么办？”许倬云不在意地说：“So what？真要给我暗算掉，除非把我丢到火车底下，如果放我一枪的话，会搞出国际事件来。”

许倬云

那次辩得很激烈，最后没有分出胜负，却激发出孙运璿和许倬云想为两岸做点事的计划，从两岸学者在海外交流，到设立化解歧见的香港办事处，甚至还曾计划筹募200亿美元资金，帮助大陆当时亟需做的基础建设等。

可惜的是，因蒋经国健康不佳，没有精力亲自督办，计划最终功败垂成。如果那时能积跬步至千里，“台独”的思想绝不可能在今日台湾如此横行。

1980年底，因和美国“断交”中止的“立委”选举重新恢复，美丽岛事件的被告家属和律师都积极参选，谢长廷、苏贞昌和陈水扁从此走上政坛，二十年后，他们实现了《美丽岛》元老林义雄当年安葬亲人后，含恨离台时说的那句话，“有一天，我们会作主人”。

只叹热血易洒，主人难做，曾经的热血青年在手握大权后，因贪腐弊案成为阶下之囚，而为其辩护的正是当年在“美丽岛”一同并肩战斗的同志，这位律师对着被告席上的那位律师洒泪直言，“‘总统’先生，权力可是出自于你啊！”

 1986年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而一切的希望与扼腕，都从1986年9月28日，圆山饭店二楼那132个人的热烈呼喊开始。

上集完，欲知后事如何，待血钻下回分解。

END

本文作者：东木褚，血钻故事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东亚，北美。

部分参考文献：

1、《蒋经国传》，陶涵

2、《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

3、《三见蒋经国的印象》，陈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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