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 ——《方方日记》的文本、逻辑与问题（三）_风闻

五、新闻背后的政府、一线人员与民众：

日记中的新闻事件述评逻辑

有批评者说《方方日记》是新闻搬运机，并不能让读者获得更多信息。但盘点和总结方方搬运了哪些新闻，分析方方选取什么角度评论这些新闻，无疑对把握和评价《方方日记》极为重要。根据笔者的梳理，《方方日记》大体上涉及以下23种新闻，其中如“次生灾害”等的新闻种类中又包含若干条具体新闻消息。

本文不拟按照新闻事件的顺序重述方方的日记内容，而是试图将方方通过陈述新闻事件想要表达的看法做一归纳。

（一）疫情初期政府反应迟缓、行事僵化

方方在1月28日的日记中追述的1月17日百步亭四万人聚餐、1月21日省里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确实都反映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官员没有及时宣布进入灾害治理的“运动”状态。

不过从政治实践的逻辑来看，地方主官只有在综合衡量各种技术条件、权衡多种治理目标之后，才能判断官僚体系进入“运动”状态的最佳时机，让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病毒传播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达到平衡。专家组一直强调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有限性，根据临床案例在前期给出可防可控的意见。官僚系统不愿轻易改变常规运作的固有惰性，再加上处在“临近春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时间，政府以稳定大局、保证经济正常运转为重，为减少不必要的联想和恐慌而选择不贸然取消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活动，这种保守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专家组的建议往往也只是政府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日本等国家对待疫情的做法，其实也与武汉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如出一辙。恐慌只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和医疗体系的崩溃，交叉感染也将大幅提升死亡率，这也正是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之后武汉所出现的状况。

不过，方方指出的行事僵化问题也确实存在。单向的负责制与自下而上的问责性的缺失，使稳定和绩效压倒了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地方官员习惯于接受自上而下的指挥，他们自主判断和行动意识不足，没有指示就不知道怎么办，也担心自主行动万一出问题遭受秋后算账。因此，打破地方政府反应迟缓和中央政府全面动员的极化状态，从根本上改进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识。

当然方方不会深入思考政府反应迟缓和行事僵化的原因，她引述这些新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做学术探讨，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她的日记只需要站在上帝视角用“马后炮”的语言，高高在上地“凭直觉判断”问罪于政府，指责政府“愚蠢”“不善变通”“没有常识”“不实事求是”，判定百步亭万家宴、歌舞联欢会“基本上算犯罪行为”就可以了。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将问题引向问罪和指责政府官员，这是方方的一贯套路。

（二）政策执行教条化

突出这一看法的内容集中在1月30日的日记中。方方在该日记载了三个反映“硬核防疫”过程中政策执行教条化的新闻事件：一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二是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一人在家独居五天后饿死；三是许多武汉人在外像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方方评论说，“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

方方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教条化问题点明出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许多民众在得知这些新闻事件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方的日记中确有机智地为民执笔之处。若从学者的角度来看，缺少人道主义的“硬核防疫”体现的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问题。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本质上是基于恐慌而产生的非理性治理行为。就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区的基层防疫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中西部地区广泛采取的封路、封村甚至封户的“硬核”措施，另一种是以江浙沪为代表的沿海地区采取的技术化防疫方式。日记中的新闻做所以多出现于中西部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基层组织不被激活，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弱化，导致治理中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有效组织动员，于是在疫情突发之后近乎本能地采用了简单原始甚至有些粗暴的手段。因此“硬核防疫”的问题出在基层行政与民众的关系层面，不全然是行政体系内部的问题。

反观方方在日记中的表述，方方仅仅是抛出了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似乎在她的语境下是全国性的、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共同存在的严重问题。所有人都赞同执行中不能没有基本人性，不应该把文件教条化执行。但是关键问题是，为何会产生“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可见方方的日记没有推进人们对问题的思考，相反却有可能让人们在对日记的阅读中放大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估计和想象。批判政策执行官员的不满情绪就在这种对“应然”与“实然”的对比叙述和反差呈现中被进一步激化。

（三）领导无作为

方方特别关心新冠疫情的次生灾害，她在日记中透过非新冠病人的处境、未复工健康人的生存窘境、泉州隔离酒店坍塌事件、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处境等记录着次生灾害的具体表现。比如有关非新冠病人的处境，方方提到有些透析病人和癌症病人无处求医进而哭诉甚至跳楼（2月14日），有朋友的亲属患胆管癌无处医治结果活活痛死（3月21日）。为何如此？方方引述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封城之前那些无作为的领导心中完全无数，封闭快二个月了对众多老龄慢性病患者，癌症，以及急症患者完全无应对措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换句话说，是领导的心中无数、毫无作为导致了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在“领导无作为”这样的看法之下，方方急切地提出她自己的建议，比如将非新冠病人移送外省，倡议政府补贴这些同样是在顾全大局的病人（2月14日）。同样，当她得知许多企业因疫情倒闭（3月2日），湖北农民工有可能被其他地区农民工取代进而失业（3月2日，7日，9日，15日，16日），她迫不及待地转发微信群关于分区域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志愿者服务对接的呼吁书（3月2日），倡议政府许多事务可以同步进行而不必依次排队去做（3月 16日）。当她得知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处境，她则建议在统计人数、查看健康码后以一省一辆车的方式将这些外地人送到其省会，由当地指定酒店隔离（2月23日）。当她得知“各国都在给百姓发钱”，她也在日记中转述她看到的有关湖北应该发一些代金券的建议（3月21日）。此外，她还曾提议用（或转达他人提议）用中药“杂煮”和“闭门法”应对感冒（1月29日）、征用各级党校（2月2日）、在火神山运作前转运传染病人到邻省治疗（2月2日）、改“党建考核组”为“考核监督组”（2月19日）、开启“江中隔离模式”（2月21日），以及联合手机运营商建立国家紧急状态的反馈机制（2月25日）等等。可见《方方日记》中的“建言献策”不可谓不多。

有批评者指出，方方整天指挥政府怎么做，忽视政府的努力，其逻辑是“没人通知我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就要喷”。其实从后文笔者的分析将会看到，方方并不是忽视政府的全部努力，她的眼中依然有“做事的”政府部门，特别是一线工作者。她的不信任和批判，主要集中在管理层的领导身上。对“领导无作为”的认定，使她选择性地屏蔽了有关领导所作所为的正面信息的获取，进而导致她“马后炮”地提建议，于是激怒一些批评者讽刺她自我感觉“是社会管理达人，比中央智库还厉害”。

（四）领导不善主动担责却乐于自我表彰

有三段新闻信息体现方方的这种看法。一是有关中心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病情（3月3日）、在不具有防护设施的情况下飞蛾扑火般救治病人后成批倒下（3月3日、9日、11日、20日）的新闻。日记突出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伤亡惨重，将责任直指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申明他们决不能以“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由推卸责任，而是理应站出来忏悔、引咎辞职。在方方眼中，这些领导不做实事（“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3月9日）），在网上追责呼声不绝于耳（3月13日）、医院医护人员接连去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担责、“还能坐得住”（3月20日）。而即使这些领导被追责免职，也很有可能“换一个地方，再度出山”（2月13日），领导的脸皮简直是厚得不可理喻。

不仅如此，记述王广发和李文亮同入政府表彰的先进人物行列的第二段新闻（3月5日，19日），更显示出一个给武汉留下“可防可控”四个字与“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人，即使“欠下武汉人一笔债”让“三千枉死者的灵魂无法安息”（3月5日），却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仍可获得表彰。方方从不质疑李文亮等八人自行披露传染病的合法性问题，也不追问李文亮当初披露传染病信息是否具有为社会“吹哨”的动机，因此以李文亮为象征的正义之人与以王广发为代表的邪恶之人同列先进人物，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荒诞事实。

除此之外，武汉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的第三段新闻（3月7日），更是将领导“乐于自我表彰”的逻辑体现到极致。方方在日记中直陈“天天学习”的领导们“学反了向”，并说道：“对于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在方方眼中，一线的奉献者始终是可爱的，而害怕担责还乐于自我表彰的领导是可鄙的、令人生厌的。

（五）向上负责、形式主义与层层做假

方方带着“官员只向上负责”、“形式主义”和“层层做假”的眼镜搜寻新闻事件，只要新闻事件表现出相关迹象，她就立刻将新闻事件与她预设的价值判断进行关联，然后展开架空分析。这样的论述手法强行将局部的具体个案事件与一般性的价值判断牵连在一起，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和批判对象的扩大化，出现偏离批判目标群体的大面积误伤。

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批判对象扩大化的例证，出现在3月13日她对垃圾车运肉事件的评述中。对于这一事件本身，当然怎么批评也不为过，毕竟该事件确实是协调指挥的严重错误所导致。但这一事件仅仅是个例，主管官员已被立即问责和处理。方方的日记错就错在强行将个例引申到一届政府、一众官员这个全体概念上来，大肆谈论“一届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再来一次X冠病毒，依然会延续今年的灾难；一众官员，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着上司，垃圾车拖食品的事情，同样会一而再。没有以人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现今官员很大的问题”。但事实是，如果不是民生至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在疫情期间人们也不会买到充足供应的商品，保持总体稳定的生活。这届政府为稳控疫情做了很多实事，但几件处理不当的事情就成了方方笔下罔顾民生的证据，方方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维逻辑着实难以服众。

“误伤”则出现在方方对“举旗拍照”和“居民喊假”这两个事件的评述中。方方在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段视频：下沉社区的银行员工举旗拍照，之后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路边的垃圾箱。方方也许并不知道视频中的当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在日记中的表述是模糊的“一群下沉的人们”。她评论说，“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

方方只是看了一段视频，何以判定这群人是“先把形式做足”“先自吹自夸”，而没有做实事呢？视频中的那群人在处理防护服方面确实不甚规范，但用举旗拍照否定他们的一线工作，实在是有失公允。这些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举旗拍照，可能是为了交接班时打卡留痕，也可能是为了留作纪念，他们并不是政府干部，下基层工作的确不是他们的本行本业。方方只是预设“形式主义”的价值判断，看到一个有形式主义嫌疑的符号就兴奋不已，进而脱离实际展开想象、简化场景大肆评论。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方方评论走“马”换“蒋”的领导调动时，再次提到她希望领导“不再搞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不再讲那些重复又重复、颠来还倒去的废话空话”。可见方方的主要批判目标是领导，而不是冲在一线做实事的工作人员。对于“举旗拍照”一事，可以合理推测也许是方方将这群人误认为是下沉社区的政府领导干部，于是联想到长久以来她对政府领导干部形成的印象进而展开了批判，然而结果却是误伤了那些原本在一般事业单位工作、只是在疫情期间临时下沉社区开展带有志愿者性质的工作的一线工作者。

方方在3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中央领导人到小区视察遭遇居民楼多人高声喊“假的”，随后中央领导立即开会要求马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对于这条新闻信息，方方向“可靠朋友”核实了视频的真实性之后，谨慎表示“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否真有做假”。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因为日记主要是借该新闻表达方方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观念，即“领导视察之处，各种形式主义横行”，“层层做假”以致于基层也不得不如此。日记因此赞赏“喊假”的武汉市民，因为“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也不容易”（3月5日）。

然而方方的论述中有两点不妥。

其一，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一般观念嵌套对一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其实就是在诱导读者用方方给出的“层层做假”的观念解释这一事件，而方方又并没有确证小区是否真有做假，这样的逻辑诱导就是在误导读者，制造问题的严重性，将读者的怨气引向体制本身。

其二，在没有确证小区是否真有做假的情况下，方方赞扬武汉市民“喊假”，佩服他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让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其实已经表明方方倾向于认为小区做假是真实的。但事后当事小区已有居民陈明“喊‘假’者才假”，并分析说物业没有动机造假、志愿者送菜也不是第一天，“喊假”者只是一些想要低价菜、爱心菜甚至免费菜，甚至借助流量和目光解决小区早已存在的停车费和物业费问题的“刚人”。正是这业主中的少数人，通过“呐喊”放大自己的意志绑架了民意，做着让真正做事的人寒心的事，注解着“不一样的声音未必正义”这一直接可以反驳方方立场的道理。

因此，方方借由该新闻试图传达的观点，不但与事实并不相符，反而可能有害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公平。

（六）一线人员尽力工作，民众应予理解配合

表达该想法的日记内容，增添了日记中表面情绪的复杂性，体现出方方的“爱憎分明”：一方面，对行政管理层人员的不实事求是、形式主义和教条执行表达谴责和批判；另一方面，对一线官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在日记中通过表达自己的看法，对部分民众表现出的不满情绪进行纾解。

比如，日记在1月28日记载了一场“市长摘帽子事件”，是说李克强总理来汉考察时，原本戴着帽子在一旁陪同的周先旺市长摘下帽子交给助手。有舆论认为在大灾大难面前，总理作重要指示时，周市长还有心思密切关注领导戴不戴帽子这种小细节，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在日记中，周市长也是“正领着市府众官员为抗疫四处奔波”的一线官员，“他的疲惫和焦虑一眼可见”。方方推测他“甚至想过事平之后自己将会有什么下场”，必然会有“内疚、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类”的心情，但他仍需“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件天大的事情”。日记评价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口碑一直不错”，提议“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看待这场帽子事件，比如“或许他觉得，这样的寒冷天气，他戴了帽子，而总理没戴。他比总理年轻，这么戴着，显得颇为不礼貌，于是摘下来交给助手”。可见日记对周市长的处境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也极力引导舆论对周市长进行正面的理解和评价。这也确实引发不少网友对周市长的赞扬，如“看他几次采访说话都是实在而且坚决的，无多的空话套话，敢于在最困难的时候面对直播拷问……是最接地气、最敢于直言的一位实干家”等等。

又如，当武汉市宣布展开“三天时间找出所有四类病人”的拉网式排查后，方方的日记满溢对“下面办事人员”和“区长们”的同情。2月21日的日记说道“武汉有多大，城区结构有多复杂，非小区居民有多少，以及城乡接合部有多混乱，就算让办事人员三天跑一遍都很难，更不说细查”，并补充“武汉历史上是个码头起家的城市，平时散漫惯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根筋犟人。从耐心说服，到强行带离，这一过程要动用不少人，更要花费不少时间”。2月25日，方方更是直言“面对尚有900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阔大，众生复杂，逐户敲门排查，难度实在太大”，“碰上不肯开门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总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并表达了对防护用具不足的社区人员和公务员在工作中被感染后传染家人的担忧。方方表示，“领导们尽量不要把话说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会给他们以时日，而领导作决策，也要给下面办事的人以时日。太急了恐怕无益”，而她很担心“那些区长们，不知道三天后，是不是被撤的一个都不剩。但愿主政领导只是想重槌敲山鼓，并非情急下陡坎”。可见日记中突出的追责问罪色调，在遇到一线工作者时，就隐去得无影无踪。方方的追责问罪对象主要瞄准的是发号施令却不办事的领导层，她对“一线办事者”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则表现出十分了解、充分理解的姿态，而民众和“领导们”似乎都成了她教育和说服的对象。

再如，当某部门将山东寿光捐给武汉的“爱心菜”送到超市去卖而遭非议，网上流传向市政府投诉的电话录音时，方方却也没有不由分说地指责政府部门的做事方式，相反她表达了对政府部门做法的赞同态度。在2月19日的日记中，方方详述了她表达赞同态度的理由：“如果不是直接捐赠给医院食堂，或是送到有贮藏能力的部门，更合理有效的方式，还是拿去超市，以平价菜卖给市民。超市至少有存放仓库，有分配能力，有散发渠道。而卖菜的钱，或可以捐赠方的名义交给慈善部门购买医疗物品，或可返款给对方，继续送来平价菜，供给武汉市场。这是双赢双益的事。”她还谈到，“自疫情以来，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辛苦异常，要求他们把捐赠的蔬菜再分赠到各处，难度实在太大。尤其现在，人手少，车辆少，一卡车青菜来了，处理起来不是易事。捐赠实物如遭浪费，最终浪费的也是捐赠人的好心和善意，以及他们的财产”。可见在这里，方方冷静理性地分析了政府部门做法的合理性，并且站在社区工作人员做事的角度，直陈“爱心菜”在分配环节易遭遇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对于做事的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方方再次表达出她的同情和理解。

类似地，关于网上一位武汉女性批评社区团购套餐制的汉骂录音，方方首先表示从领导登门、中百超市整改来看，汉骂起到了效果。但同时她也提到团购管理的不易，批评“有些居民颇难伺候，不只是买生活必须品，还要买整箱啤酒什么的”，“让负责团购的志愿者们搬运起来累得够呛”（2月22日），表现出她对一些居民欲求不满、提出无节制多样化要求的反感。在这里，她的立场是站在团购组织者和志愿者一边。

还如，在火神山医院运作初期，日记内容主要反映医院医疗环境不错、病人也很乐观，方方表达了对病人早日病愈、所有事情更加合理有序的期待（2月4日）。即使2月14日有消息称因大风雨雪天气，火神山有几间病房屋顶被掀开，方方在日记中也并没有借此指责医院施工简陋，而是希望病人能安稳转移，“在大劫难中度过这个小的劫难”（2月15日）。

同样地，在方舱医院运作初期，许多民众纷纷质疑集中隔离是否增大交叉感染风险（2月4日）、抱怨舱内条件太差之时，方方在日记中解释说：“只用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时间仓促总会有点乱。后续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并引述武大冯天瑜先生从负责武展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朋友那里得知的消息，告诉读者“方舱内将会安装多台电视，设置图书角、充电岛、快餐角，并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2月6日）。在这里，方方并没有跟着质疑方舱的民众一同发牢骚，或是居高临下地指挥一线决策者“应该如何”，而是站在一线决策者的立场，安慰民众说许多方面一线决策者其实都已考虑到，并在逐步实施和改善现有状况，同时教育民众说“最难的时候已经度过，现在越发不能焦急。让那些流动病人能安卧室内接受隔离，接受医护人员治疗，对大家都是好事。否则又会有多人加重病症或倒在路上。我们只能稳住也忍住，只有总局势控制住了，所有人才能真正得到安稳”。2月25日，方方同样站在大局观的立场下，以冷峻的笔调叙述“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愈也不愿出舱”的新闻消息。这些病人病愈不愿出舱的原因在于“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方舱医院条件好起来，却导致这样一批占用医疗资源的人产生，的确“有点像冷笑话”。按照笔者的理解，方方叙述这段话的立场是谴责这批病愈病人、维护一线治疗现场的。

方方在日记中有关“方舱医院”的其他段落也遵循同样逻辑。如2月7日的日记叙述方舱已上正规，效果将开始显现，方方写道“现在大家并没有太多恐慌，只是有些郁闷。随着方舱生活条件的完善，病人们也开始适应里面的生活”，还插入了一个被她评为“今天听到的最暖心故事”的“方舱爱情故事”。而2月12日的日记中，方舱医院的场景里出现了“领导”和象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方的叙述笔调就转为：“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方评论道：“这歌虽然人人会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最后两句反问确实有失妥当，反映出方方对轻症患者身体状态的不了解，也让舆论批评方方是不是反对方舱唱歌调节气氛，得出“武汉人沉闷你不安，方舱唱歌调节气氛你又不安，你就说应该怎么做”的批判论调。但方方的反问，正是在对方舱的场景还原中领导、官员与病人的对立图式下出现的。方方多半想表达的是对官僚形式主义的批判，因而诉诸于对床上病人个人权利的强调。

由此分析，方方只有在以一线工作人员的立场组织叙述话语时，才透显出她仍然会用大局观进行思维，这一场景中的一线工作人员、一线决策者和民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一旦场景中出现所谓“领导”、“政府”，方方的大局观思维就立刻转变为维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思维，这一场景中的领导、政府多半被放置在与民众对立的一面。

​六、“作恶”背后的追责逻辑及其自我解构：

日记中的政治想象与再审视

（一）“作恶者”与“瞒报者”

《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话题，最早是从关于一种微博技术的讨论中引申出来的。1月25日的日记谈及，这种微博技术可以让用户自以为消息已发出，但实际上却无人读到。该技术效果被定义为“高科技作恶”。有读者在方方的该篇日记下评论说，高科技作恶不比瘟疫弱。而通篇日记对于瘟疫本身的作恶所述极少，只有2月15日的日记论及新冠病毒的狡猾，让治愈者复阳，并出现无症状感染者。该篇日记据此称新冠病毒为“流氓病毒”。

实际上，方方论及“高科技作恶”、论及“病毒作恶”都仅仅是一种铺垫。日记认为，“高科技作恶”的背后，是操作高科技的人作恶；“病毒作恶”的背后，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官僚系统疾病和社会疾病（1月30日）。被方方称之为“脑残者”的“病毒人”须为“病毒作恶”承担至少50%以上的责任（1月27日），因而“病毒作恶”本质上被界定为“人祸”，是“比瘟疫更毒辣”的“人作恶”。

当然日记中提及的“人作恶”也有多种方式，比如往电梯和门把手上吐口水、倒卖捐赠物资、拦截医院急需医疗用品、造谣构陷他人等（2月15日）。然而最为主要也最为严重的作恶方式，则被日记凝缩为两个字：瞒报。日记认为，疫情前期的瞒报是疫情从初始演变为灾难的主因（3月16日），瞒报让防疫工作耽误了二十天时间。顺此逻辑，疫情期间的遇难者就是被瞒报者所杀，而这些“他杀”的亡灵及其家人、所有医护人员和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以及难以回家的流浪者，就需要找到瞒报者是谁——日记再三强调这一点：

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2月27日）

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们隐瞒！（3月2日）

瞒报者被方方判定为少数特定主体。而在追问“瞒报者是谁”这一问题之时，自然浮现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为何瞒报”（3月16日）。显然“瞒报者是谁”和“为何瞒报”这两个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认定存在瞒报的事实。那么方方凭什么认定存在瞒报的事实呢？其实日记在对“为何瞒报”这一问题的解释中，也就顺带说出了她认定存在瞒报事实的理由——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且停报的时间段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3月18日）。客观现象是，通报的感染人数出现停滞。而方方将“停滞”解读为主观“停报”，所谓“停报”便是“瞒报”，方方理解的“瞒报事实”就此产生。此后要做的便是理解瞒报的原因。方方联系自己从1993年开始参加整整25年“两会”的经验，对“瞒报事实”进行解释：

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1月23日，3月18日）

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是习惯性动作。（3月18日）

尽管人命关天，但开会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1月23日）

日记讨论至此已经相当清楚，市卫健委和媒体是瞒报者。然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2月27日和3月7日的这两段连续发问，无疑表明仅仅回答“瞒报者是谁”，找到少数几个特定主体，还不足以彻底究明灾难的责任主体。日记中说“总得有人为此承担责任”（2月27日），但让市卫健委和媒体承担所有责任是不适当的，因此日记将责任主体扩及“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2月27日）以及“渎职者”（1月29日），并称如果不能改“两会”时间就只能改这些责任主体“好面子”的陋习（3月18日）。

（二）“追责”的必要性、时机和方式

以下就进入到日记对“追责问题”的讨论环节。

首先，日记指出追责的必要性。方方认为，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严肃的反思以严苛的追责为前提（3月9日）。同时，如果不追责，政府就会丧失公信力，民心就会受伤（3月14日），官方就会无法向天下人交待（3月23日），并且各种灾难会无休无止，因为为政者会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国家兜得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3月14日）。国外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迟缓，也并不能洗脱武汉市应对疫情时对耽延防疫时机的责任。

其次，日记讨论追责时机问题。在疫情最为焦灼的时期，方方的主张是暂缓追责，待疫情结束后再行追责：

疫情之后，那些不作为的主要官员们自己想好怎么向人民谢罪吧！（1月23日）

现在不多说，事后看他们自己怎样出来向人民谢罪！(1月24日)

事平之后，所有过程该反思的该拷问的该质疑的该惩罚的，都得公开透明地做。让人人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1月29日）

只是现在，我们更希望他们打起精神，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继续带领湖北人民走出艰难时日，以此来获取人民的宽恕和原谅。（1月30日）

先等城开，再等交待。（2月27日）

而到了疫情明显向好的3月以后，方方开始主张趁着人们记忆和感觉尚在，逐步开展事因追查和追责工作：

现在已是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3月2日）

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3月3日）

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迅速成立追责小组（3月7日）

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3月9日）

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而追责，也是必须要做的（3月18日）

可见方方对追责时机的选择是经过理性考量的，并非如一些并没有认真阅读日记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迫不及待”“非要在战时煽动人民情绪添乱”。也有评论者认为，抗疫与追责并不矛盾，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这里就牵涉到有关追责的第三个问题，即追责的具体方式问题。

第三，日记讨论追责方式问题。方方认为，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责任绝不可能通过免职或撤职就能了结（2月27日），是否有刑责则需过问法律（3月7日）。但日记中仍然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引咎辞职”（3月14日）作为追责方式中首先需要进行的第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出，方方追责的主要瞄准目标是有可能做到“引咎辞职”的主要领导。3月18日的日记说“不用担心追责后没人做事，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也表明真正在一线做事的人员并不在方方的追责之列。3月7日的日记将方方追责的目标群体罗列出来，主要包括“主政官员、宣传部门的主要官员、媒体一把手、卫生部门主要官员、医护人员大批死亡的医院官员等”。由于“中国官员少有反思自己，更不谈引咎辞职”，方方号召民众写“敦促书”敦促官员引咎辞职（3月7日，14日），并强调武汉市民有责任有义务这样做，因为这是“为枉死者讨公道”，若不这样做则是放弃追责，“将背负耻辱”（3月24日）。

然而方方的问题出在，她频频提及“引咎辞职”，却罔顾抗疫过程中政府已撤职多人的事实。书记和省长换将，湖北省从上到下处置了数百人，主要领导的更换已经表明了中央“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的态度。既然如此，就不由得让人发问：方方，你还想干嘛，再枪毙几个给你助兴，还是煽动群众造反逼宫？

（三）追责目标再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涉及追责目标的再审视问题。而这一点恰好构成对上述追责讨论的解构。

从“引咎辞职”的追责方式来看，追责目标似乎限定在主要领导这个群体之内。然而，“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以及“渎职者”难道就仅仅限定于这个群体吗？其实，方方在日记中已经给出了答案：“疫情至此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2月4日，3月18日）追责目标确实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

方方早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就说“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2月29日则借用网友提供的词汇，称这种推诿为“甩锅比赛”。实际上，推诿和甩锅也正是“中空构造”的多方合力的一种体现。其中：

专家组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却被否定（2月29日），第三批来汉专家袁国勇也称院方似乎已准备好（3月8日），他们掉以轻心，轻率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1月30日）；

医生则集体沉默，虽已上报，但没人通知民众（2月29日），并且由于试剂盒下发晚而无法确诊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3月8日）；

官员称听取专家意见，并且《传染病防疫法》规定传染病向社会公布消息，必须是由国家卫健委或是国家卫健委授权省级卫生部门进行（2月29日），在唯上不唯下的逻辑下“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没有看到文件便寸步不行”（3月2日）“光讲套话、光会学习、光会压制讲真话的人”（1月24日）；

国家卫建委则“亡羊补帖”称1月14日已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表明当时已推测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但会后却又完全没有执行政策，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疫情防控措施（3月9日）；

自媒体随时“不告知原因”地删帖（3月6日）；武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在割裂“爱国家”的大爱与“爱老婆”的小爱并不屑于“小爱”的价值取向下（“七字遗书”事件，2月21日），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从来报喜不报忧（3月18日），不但没有提醒市民反而误导市民；记者在疫情前期选择缄默不语，忘记了关注社会和民生的职责和使命，在警方训诫8个“造谣网民”后没有继续跟进、追问8位网民的身份及其造谣动机、了解医院医生正在成批倒下，以致“艾芬发哨子、李文亮吹响了一声”之后“无人接哨”，“哨音被彩色、笑脸、红旗、鲜花和欢呼覆盖”（3月14日）；

最后，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或帮凶。比如被训诫的8位当事人在遭受训诫后，在明知领导做错的时候选择了沉默，即选择了配合和妥协，且沉默了很久，因为某些原因而放弃了原则。比如拐点还没来，就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2月12日）；疫情还未结束，“连胜利的书都看到了封面”（2月27日）；危机过后，便开启迅速遗忘模式，“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3月2日）。方方极力倡议疫情后建纪念碑（3月2日）、民间写手记录见闻感受和丧亲者的悲惨故事（3月9日），其初衷也正是为了给这次灾难留下一份集体记忆。

当追责目标在再审视中扩及几乎整个社会系统之后，“引咎辞职”显然不再适用，将一切责任推给政府和少数官员的追责问罪套路自然也不攻自破。

（四）“瞒报”是否存在？

在重新审视追责目标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追责的逻辑起点，即“瞒报”本身是否一定成立。

    事实上，武汉市不太可能因召开两会而瞒报：一是直报系统不是唯一的信息报告机制；二是国家卫建委专家组和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之初就一起工作，不存在信息是否上报的问题；三是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行政干预的存在，尤其是主要领导指示；四是“对外公布信息”与“内部信息”不可混淆，“两会”期间没有向公众发布信息，最大可能是疫情应对策略决定，而非“瞒报”。

因此，方方追责的逻辑起点就可能站不住。不过不论是否瞒报，武汉方面的确都需要对疫情负责，但关键是要搞清楚责任的性质问题。在现有央地关系下，武汉市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条件瞒报，同时导致疫情演变成灾难的追责目标并不限定于主要领导，因此从追责的结果来看，武汉市各单位主要领导所负的责任一定不是全责。

方方对“人作恶”和“人祸”的判断，反映出她对中国政府决策背景知识的欠缺，这种判断更多是基于偏离常识的想象。反过来说，方方这种亲和于普通人想象的判断，很容易诱使普通读者将地方瞒报作为对疫情的责任判断，进而使读者得出与方方一样的追责结论。不过日记中再审视追责目标的论述线索，则变相瓦解了一味追责问罪主要领导的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自我解构了日记的政治攻击性。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方方的追责诉求主要是针对疫情前期的控制不力。日记对于疫情后期的评价是“没有瞒报，控制得力”。当有舆论怀疑方舱休舱是“政治休舱”时，方方引述医生朋友的评论“现在的政治是彻底控制疫情传播，彻底清零，积极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会要求提前关舱。传染病是隐瞒不了的！这一重大是非问题必须相信政府！再大的胆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传染病不彻底控制必然蔓延，谁都隐瞒不了的！”，认为“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3月16日）。当有舆论担心政府隐瞒数字时，方方再次引述医生朋友的坚决恢复“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3月24日），消除民众以及她自己对政府的疑虑。

日记在此处没有过多分析，只是以原文引述的方式，大段展示医生朋友代给的结论，因为方方头脑中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多半只能导出“政治休舱”和“瞒报”的结论。而她此时只能接受医生朋友的结论，即使她或许还无法将此结论完全消化成她自己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在日记中如实记述了医生朋友给出的结论，这一点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