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纽约为什么不如西雅图？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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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4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将西雅图与纽约的抗疫反应做了比较。与纽约的严重相比，西雅图的疫情似乎及时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最坏的结果。那么，西雅图做了什么是可取的，纽约又在哪些方面做错了呢？

来源：《纽约客》作者：Charles Duhigg

01

西雅图把话语权交给了科学家

美国首例新冠确诊出现在西雅图郊区，离传染病专家弗朗西斯·里多(Francis Riedo)医生工作的医院不远。当他听到病人的详细情况时——一名咳嗽、发低烧的35岁的男子走进一家紧急护理诊所，告诉医生他刚从中国武汉回来——里多自言自语道，“一切都开始了。”

一个多星期以来，里多一直在与一群同事发电子邮件，其中包括西雅图的顶级公共卫生医生和华盛顿州的高级卫生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流行病学家。

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里多，都曾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接受过名为“流行病情报服务”(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E.I.S)的培训。

E.I.S.的校友被认为是美国抗击疾病爆发的精英部队。这个项目有三千多名毕业生，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州和地方政府工作。

里多是西雅图柯克兰市Evergreen Health的医院的传染病医疗主任。在得知第一个国内诊断后，他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从急诊室护士到接待员——从那时起，交流与行动同样重要。

传染病疫情既是一场医疗危机，也是一场交流紧急事件。里多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必须询问进入医院的公众是否曾出过国；如果有人有呼吸问题，工作人员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病人最近与其他人的互动，包括这些活动在哪里发生。你永远不知道，里多解释道，哪一次偶遇会造成一场灾难。大流行有许多可怕的可能性，但信息能够带来帮助。

起初，只有近日去过中国、或接触过确诊者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检测。即便陆续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住院，其中包括一个住在附近养老院——柯克兰生命护理中心的病人。

医生无法为他们检测新冠，因为没有一个患者有去过中国或接触过相关者。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医院的病人都在抱怨他们的疼痛、发烧和呼吸问题，并表现出与新冠相关的症状，但没有人确诊。里多想开始警告人们，疫情爆发的证据正在增加，但他只有怀疑，没有事实。

2月底，CDC开始允许对不明原因的呼吸道感染或“发烧和/或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里多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他是当地卫生部的一位急诊室的同事。

他问这位同事，他医院有两个患者需要呼吸机、但并没有得流感或其他呼吸疾病，如果他提交他们的样本，她会做新冠检测吗？

当时，美国只发现了16例新冠，而华州只有一例。

“我不记得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病人，”里多说。“我以为结果会是阴性的。但我们认为最好马上开始收集数据，这也能确保实验室没有问题。”里多让同事他把样本送了过去。

里多还记得，当地的其他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一项名为“西雅图流感研究”的项目。几个月来，他们从志愿者身上采集鼻腔拭子，以便更好地了解流感是如何在社区中传播的。在之前的几周里，研究人员暗中违反了CDC的指导，在实验室里自行检测新冠。

他们发现，一名西雅图郊区的高中生被确诊，他最近没有出国旅游的经历，也没有与任何来自中国的人交流过。这孩子病情较轻。如果研究人员没有做测试，感染可能永远不会被检测出来。

那天晚上7点40分，里多接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打来的电话。他送来的两份样本都是阳性。里多从另外9名医院病人身上提取了样本，八名确诊阳性，其中七个人来自生命护理中心。

里多寄来了更多的样本。大多数患者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一名有严重呼吸问题的50多岁男子。三天来，那名男子的数十名家人一直守在他的病床边，进出医院，从家里去上班，去餐馆吃饭，与人握手，无意中让自己和他人暴露在病毒之下。

当时，还没有已知的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学校、餐馆和工作场所都开放。股市接近历史高点。

第二天，这个50多岁的男子死了。这是在当时，美国已知的第一起死亡病例。

里多马上给所有认识的人发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抑制期已过，病毒已经逃走了。

2月28日，就在里多知道生命护理中心爆发新冠时，这个消息也传到了E.I.S.的另一位成员杰夫·杜琴博士(Jeff Duchin)那里。杜琴博士是西雅图及金县的首席公共卫生医师。

杰夫·杜琴博士的推特头像也呼吁人们多洗手

对杜琴来说，该群集表明已经发生了一场区域范围内的疫情。他告诉金县行政长官陶康斯坦丁(Dow Constantine)，是时候开始考虑限制公众集会，让居民呆在家里了。这个建议让康斯坦丁觉得很疯狂。全国只有24例确诊病例，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怎么能说服人们不再去酒吧，更别说不去公司上班了，就因为几个老人生病了?

康斯坦丁说，“杰夫意识到他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他说，如果我们建议马上保持社交距离，就不会有人接受。所以问题是：我们今天该说什么，好让人们在明天做好准备?他们能给出的最极端的，不会被人嘲笑的建议是什么?四天之后，他们又会后悔没说什么?

即使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来说，权衡利弊也是痛苦的。

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公共卫生监督员和环保局官员的会议上，一名分析师在描述关闭西雅图学校的可能后果时情绪激动。成千上万的孩子依赖学校提供早餐和午餐，或者从学校护士那里获得胰岛素等药物。如果学校关闭，其中一些学生可能会挨饿；其他人可能会生病，甚至死亡。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关闭，家庭暴力事件会上升。还有那些不得不停止工作的医疗服务人员，因为他们不得不呆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每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会产生无数涟漪。

西雅图首先从关闭学校着手。康斯坦丁认为宣布学校停课是一种有效的沟通策略。当人们看到学校关闭时，他们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联系了微软公司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请他考虑让员工在家办公。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微软在西雅图很重要，能起到带头作用，它迅速转向了远程办公，并向其他企业证明，这种转变或会顺利进行。3月4日，全国范围内只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微软员工也没有被诊断出患有此病，但公司要求员工尽可能呆在家里。

亚马逊也告诉许多当地员工在家工作。一位西雅图居民称：“突然有10万人呆在家里。光看交通下降，你就知道大事发生了。”

2月29日，康斯坦丁召开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里多、杜琴和凯西洛菲（Kathy Lofy）——另一位E.I.S.的校友和华州最高卫生官员——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从那以后，华州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卫生信息的交流拱手让给了科学家。

康斯坦丁告诉《纽约客》，他理解为什么政客们“想要站在风口浪尖，抢尽风头”。他还指出，西雅图有很多“与在国会同样的问题，有党派偏见和毒性。”

但是，他说，“每个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团结在一条信息后面，同意让科学家带头。”

3月11日，当西雅图的学校正式关闭时，学生和老师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的教室。家长们自愿让孩子呆在家里。

手机跟踪数据显示，在前一周，去上班的人数下降了四分之一。几天之内，甚至在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发布正式的在家办公命令之前，西雅图就有近一半的员工自愿离开办公室。3月15日，当酒吧和餐馆被正式关闭时，许多酒吧和餐馆已经人去楼空。

今天，华盛顿州只有不到2%的新冠病例。在Evergreen Health医院，医院管理者已经停止了每天的危机会议，因为病人的接诊速度已经放缓。他们有空床和多余的呼吸机。管理人员仍然感到担忧，但谨慎乐观。“感觉我们可能在海啸来袭之前就阻止了它，”里多说。“但当我看到纽约的情形，会感到非常艰难。”

02

纽约让政客成为主角

最初在纽约市爆发的新冠疫情与在西雅图出现的疫情大致同时出现。但这两个城市在应对这种疾病方面的经历明显不同。到4月的第二周，华盛顿州每14000名居民中大约有一人死亡。纽约的死亡率几乎高出六倍。

这种分歧有许多解释。纽约的人口密度比西雅图大，而且对公共交通也更加依赖，这迫使通勤者不得不密切接触。两地的文化也可能导致差异。西雅图以内敛和冷淡的印象著称，而纽约人更加直接。纽约也比西雅图有更多的贫穷和不平等，还有更多的国际旅行者。此外，正如疾病建模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ease Modeling)的高级研究科学家迈克·法穆拉雷(Mike Famulare)说的那样，“在疫情中，总是有一些好运气和坏运气的成分。”

然而，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在疫情的早期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行动和交流方式。西雅图的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说服人们呆在家里，听从科学家的建议。而尽管纽约的公共卫生部门备受尊敬，但纽约的领导们行动迟缓，传达的信息更加混乱，让政客们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与纽约市卫生和精神卫生厅(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虽然从技术上讲，纽约市卫生和精神卫生厅在他的控制之下，但它试图独立运作。

3月初，当康斯坦丁要求微软关闭办公室，让科学家们站在新闻摄像机前时，白思豪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发表演讲，淡化新冠的风险，尽管纽约市刚宣布第一批病例。白思豪最初表达了谨慎，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新冠的情况掉以轻心”，但他很快告诉居民要继续帮助该市的经济。

3月2日，他在纽约首次出现病例的后一天发推文说：“尽管有冠状病毒，继续你的生活+离开纽约。”他还鼓励人们去林肯中心看电影。

在西雅图学校停课的那一天，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没有生病，如果你不属于弱势群体，你就应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科莫告诉记者，“我们应该放松。”他说，大多数感染者会很快康复，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说，“我们甚至不认为情况会像其他国家那么糟糕。”

白思豪和科莫的直觉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领导人的工作是缓解民众的恐惧，提振经济。然而，在疫情期间，所有这些都被颠倒过来了：政治家的工作就是煽动我们的不安，因为等到我们能看到危险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切都太迟了。

纽约市的流行病学家对白思豪和科莫的信息感到震惊。哥伦比亚大学的疾病建模专家杰弗里·萨满(Jeffrey Shaman)说：“你只要看看西海岸，你就知道它正在向我们逼近。这就是为什么西雅图、旧金山和波特兰下令关闭。但纽约“犹豫不决，不让人们呆在家里。”

一位官员称，卫生监督员“非常非常生气”。尤其令卫生官员感到愤怒的是，白思豪一直告诉纽约人，如果他们怀疑自己被感染了，就应该出去做个检测。3月4日，他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你感觉有流感症状(发烧、咳嗽和呼吸短促)，并且最近去了一个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地区……去看医生。这与城市卫生监督员所建议的正好相反：人们需要呆在室内，如果感到不舒服就打电话给他们的医生。前往医生办公室或急诊室只会增加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然而，白思豪的部下已经开始对该部门的沟通进行管制，包括在Twitter上。最后，在3月15日，卫生部才被允许发布帖子：

“如果你生病了，就呆在家里。”

“如果你在3 - 4天内感觉没有好转，请咨询你的医疗服务人员。”

“检测只能用于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

“纽约市的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得好像他们接触过病毒……没有生病的纽约人也应该尽可能呆在家里。”

一位市议会成员告诉《纽约客》，卫生官员“几周来一直试图公开这么说，但白思豪拒绝相信专家——这令人难以置信。”

到3月初，该市卫生部已经向市长提交了许多关于遏制病毒传播的建议。由于没有足够的诊断工具来进行广泛的检测，公共卫生官员提议进行“哨点监测”——要求当地医院向卫生部提供从有类似流感症状但检测结果为流感阴性的人的样本。

通过检测这些样本，该部门可以估计病毒在城市中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以前的疫情爆发中，这类研究在指导政府应对方面非常有用。

在纽约市，卫生部门开始收集样本，但这项举措很快遭到了抵制。根据联邦健康法律，对于那些没有同意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病人，这种拭子必须是匿名的。这意味着，即使市政官员知道有许多人感染了病毒，他们也无法确认其中任何一人的身份，更不用说警告他们了。市长办公室拒绝授权化验棉签。好在之后，市长办公室最终对哨点监视样本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于3月23日开始检测——几乎是在第一次收集样本的一个月之后。到那时，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除了纽约市与卫生部之间的分歧，白思豪和科莫这两位长期的竞争对手都试图占据中心舞台。两人甚至开始公开争吵——在媒体上争论谁有权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

白思豪曾经反对关闭学校，他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底层阶级的捍卫者，而关闭学校会对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代表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工会曾威胁说，护士、护理员和其他人员可能会呆在家里，除非政府提供照顾孩童的计划。

不过，白思豪最终还是同意了卫生官员的要求。3月16日，在与卫生保健联盟达成妥协后，城市学校关闭，科莫下令关闭所有体育馆和类似设施。

白思豪和科莫一直争吵不休。3月17日，白思豪告诉当地居民“现在就要准备好可能的居家命令。”当天，科莫告诉记者，“不会有任何‘你必须呆在家里’的规定。” 然而，三天后，科莫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让纽约州进入“暂停”状态——这与华盛顿州与加利福尼亚州发布的“待在家里”命令基本上没有区别。

今天，纽约市有着和西雅图一样的社会距离政策和商业关闭规则。但是由于纽约的建议比西雅图的来得晚，而且沟通也不那么一致，所以对改变人们的行为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谷歌从手机上收集的数据，到3月6日，近四分之一的西雅图人都在家工作。

在纽约市，又过了一周，同样比例的人也这样做了。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说，如果纽约早10天实施居家令，可能会减少50%到80%的新冠死亡。

据信，纽约有1.5万多人死于新冠。截至上周，华盛顿州有不到700人死亡。纽约人常听到救护车警铃的呼啸声，居民目前呆在家里的比率甚至比西雅图还高。市长和州长还在为谁能重新开学等问题争吵不休——但他们变得比之前更加强硬了。

在某种程度上，白思豪和科莫的拖延是有道理的。好的政治家应该担心贫困儿童失学，就像他们担心未知的传染病一样。在疫情中，即使政治家出于善意，但如果说错了话，发出了错误的讯息，这可能会让许多人丧命。

03

CDC被排除在外

自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领导了新冠特别工作组那天起，除了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博士之外，CDC的所有人都被排除在外。

“CDC被下令缄口，”该机构的一名前高级官员告《纽约客》。“他们不能接受媒体采访。这些人一生都在为预防传染病而训练——他们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公共卫生部队——但他们被要求闭嘴!”

从那时起，疫情期间的主要发言人就不是科学家，而是唐纳德·川普总统——一个出了名的敌视科学的政治家。

很明显，一些混乱已经占据了上风。虽然CDC在3月中旬正式建议美国人保持社交距离，但有五个州的州长拒绝命令居民待在家里。(其中一个州，南达科他州，现在正在与一场大的疫情作斗争。)

联邦政府领导人给出了自相矛盾的建议——最初，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在4月3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又重新推荐了口罩。川普的每日简报是混乱和矛盾的。几天之内，他威胁要隔离纽约市，然后又改变了立场。在宣布他打算在两周内“重新开放”美国经济后不久，他又呼吁增加30天的社交距离。

CDC的士气一落千丈。一名前CDC高级官员说：“现在和我聊天的每个人都很沮丧。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但是他们觉得被忽视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如此沮丧、抑郁和悲伤。我们本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机构，我们知道如何说服人们。相反，我们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所学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