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不安全感越强？_风闻

**摘要：**本期向大家推荐的是Xiaomin Liu等2019年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的Job Insecu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in Australia一文。作者使用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调查第14期（2014-2015年）数据探讨移民身份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明显更高，但这种差异在抵达澳大利亚11年以上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改变了移民身份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之间的工作不安全感差异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尤其是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而言，差异会持续存在。持续的语言技能支持和预防歧视可以促进移民融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

这是社论前沿第S1620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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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指的是感知到的失业风险以及与该威胁相关的忧虑）是研究最广泛的社会心理工作压力源之一，并已被证明与各种身心健康不良影响有关。工作不安全感因人而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人更容易产生工作不安全感、临时合同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较高，体力劳动者与老年工人也是如此。

移民是一个特殊群体。除了出生国家以外，流入地语言能力以及到达流入地的时间可能会对移民的工作压力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语言障碍会降低移民的工作机会。除了语言上的困难，移民工人可能还面临诸多挑战，如：歧视、缺乏社会支持和专业网络。因此，他们更可能从事不稳定的工作。移民工人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因而他们面临着更高的工作不安全感。由于所谓的双重劣势，移民身份与性别、年龄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工作压力更为复杂。但是，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比较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工作不安全感的状况。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尽管移民普遍存在工作不安全感问题，但很少有关于澳大利亚移民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在本研究中，作者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移民工人和本地工作之间的工作不安全感是否存在差异；（2）性别、年龄、学历或职业技能水平是否改变了移民身份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关系。此外，作者提出两个假设：（1）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特别是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或最近新到达的移民更可能遭受工作不安全感；（2）移民工人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的工作不安全感差异在女性、低学历、年纪较小以及从事低技能工作的人中可能更大。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该调查开始于2001年，通过面对面或电话等方式对15岁及上人员进行访谈。本研究使用的是第14期数据（2014-2015年），HILDA自我完成调查表（SCQ）提供了移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工作不安全感等信息，在2014-2015年调查中共有15423人完成了SCQ。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5-64岁、被雇佣且有关工作不安全感的所有问题均做出了回应的受访者，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9043人。

移民的情况通过三个问题测量：（1）出生国家（COB），分为在澳大利亚出生和在海外出生，为虚拟变量；（2）主要语言，分为澳大利亚出生、除澳大利亚外的英语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三类；（3）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分为在澳大利亚出生、在海外出生5年及5年内到达、在海外出生6-10年到达以及在海外出生11年及更早之前到达。

作者使用HILDA中的量表测量工作不安全感，共3个问题“我的工作有一个安全的未来”“我所在的公司五年后仍会继续营业”“我担心工作的未来”，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共七个选项。前两项与第三项问题相反，需重新调整统一方向，将三项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工作不安全感越强。以往研究表明，这些题目具有良好的内部异质性。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技能水平。

结论与讨论

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相比，移民工人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明显更高，但这种差异在抵达后11年以上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改变了移民身份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与澳大利亚本土工人之间的工作不安全感差异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尤其是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而言，差异会持续存在。这可能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更可能从事专业工作，需要较高的语言技能，而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可能会存在比较多的语言障碍，使得未来失业风险增加，从而导致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强。因此，继续进行语言培训或特定目的的语言培训可能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更有利。

考虑到工作不安全感与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的持续存在值得进一步关注。本研究还表明，提高移民的英语水平以及防止歧视的政策与做法可以减少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差异，促进移民融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工作不安全感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身份的不一致，使得他们工作匹配度偏低、工作满意度低、辞职意愿高、流动性较大。

在解释研究发现时，应考虑本文存在的一些局限：（1）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可能无法全面得出移民身份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2）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移民可能不包含在内，从而可能低估移民的工作不安全感；（3）虽然一些移民的主要语言不是英语，但他们会说英语，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结果有偏误；（4）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HILDA中不包括按种族划分的直接衡量指标，因此无法进一步分析；（5）使用的是自我完成调查表，而部分被访者没有回答工作不安全感相关问题，这批人更可能有着更高的工作不安全感；（6）双语采访仅用于澳大利亚最常见的非英语语言，且仅适用于少数情况，而自我完成调查表仅以英语提供，可能会低估移民和非移民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