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实力雄厚，对抗孙中山的军政府，是无知还是大胆？_风闻

作者|   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来源|   浩然文史

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自从商鞅变法、秦统一中国以来，商人都被放在社会阶层的最底端，商人不能乘车、不能做官、也不能穿丝绸衣物。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这样一群商人，不仅地位崇高，而且还敢对抗政府，甚至喊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要求孙中山下野。 

一、广州商人团体

清末民初时，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商人团体实力强大，影响力广，对政治的参与度也较高。广州商团，原名“粤省商团”，一开始是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牵头组建的，而粤商维持公安会的前身是晚清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从一开始，广州商团就带有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基因。

位于华林寺的粤商自治会旧址

在黄景棠、陈惠普、李戒欺等一批商人倡议下，1907年11月，粤商自治会宣告成立。粤商自治会领导了反对英国窃取西江权益、抵制日货、维护领土主权等一系列爱国斗争运动，但在辛亥革命前夕，自治会的骨干人物发布了一份《广东各团体因乱事布告中外同乡书》，批评革命党人的起义运动扰乱了商务和治安，甚至提出华侨不要对革命党人提供支持。这样的操作导致粤商自治会声誉受损。

民国后，粤商自治会不复存在。民国时的广州商人政治性团体是粤商维持公安会，但也是原粤商自治会的主要骨干人物发起创建的。

1912年初，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了粤省商团，后改称“广州商团”，一开始商团的定位是商人团体的自卫武装，因为时局动乱、匪患严重，商团开始扩张，到1916年已有10个团，成为广州城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商人团体的力量被承认，在广州格外明显，清末民初，广东地方政府大员到任之后，都会会见各商人团体的头面人物，以获得商界支持，在广东能否取得商人团体的支持与合作，成了官员甚至政权能否顺利实施统治的关键。

二、孙中山军政府入粤

1923年，孙中山率领讨贼军（粤、桂、滇联军）进入广东，讨伐陈炯明，粤军第一、三师通电起义响应，陈炯明的军队迅速溃败，土崩瓦解。孙中山又一次在广东建立了大元帅府，任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组织政权。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权后，迫切希望把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然后北伐，解放全国。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的共产主义路线引起商界恐慌。

军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就向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各路军队包烟包赌，纪律很差，经常跟商人发生冲突。所以商界对军政府越来越不满，双方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解。

商界就开始以广州商团的武力为后盾罢市。1924年3月底，所有的银号与华资银行罢市；5月，为抗议征收轮渡附加费，航商全体停业罢航，为抗议特种药品捐，药业各行罢市；6月,当押行也罢市了。除广州以外，广东省其他地方也不断发生罢市事件。

三、商团事件爆发

1924年8月，军政府扣留了广州商团购买的9000余支枪械和300多万发子弹，理由就是枪支数量多于买枪护照中申请的数量，而且运输军火早于申请买枪护照的时间。

商团多次组织商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返还扣留武器，都遭到政府拒绝。很快，商团再次号召商人罢市，威胁政府返还枪支。军政府宣布广州戒严，商团也开始策划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以实行联防等。

在事件的早期阶段双方进行了谈判，都做了一定的退步，政府返还了部分枪械，商团按照政府要求通电拥护大元帅等。

大元帅府旧址

局势稍稍缓和。

结果，10月10日，又爆发了商团和工团的冲突，商团拥有精良的武器，致使工团伤亡惨重，局面再次紧张起来，商团在西关地区构筑街垒，张贴标语，要求孙中山下野，推翻军政府。

孙中山下定决心武力解决广州商团事件，加之苏联的武器援助抵达，10月15日凌晨，黄埔军校的一、二期学生联合部分军队和工农军，在鲍罗廷等人的指挥下，一举击溃商团军12000余人。团长陈廉伯逃往香港，副团长陈恭如投降，当天晚上西关商业区开市。

其实，在孙中山下定决心采用武力之前，并不是没给过商团机会，1924年6月29日，大病初愈的孙中山出席军、警、团会操，向商团授旗，并讲话称“民能自卫，更宜扶植”。廖仲恺也曾邀请商团首领加入国民党，但被拒绝。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成了一场流血冲突。

黄埔军校学生进入广州

广州商团事件的发生责任不在单独一方。商团方面意图维持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甚至扩大，以致有人提出“以扣械始，以倒孙终”，试图推翻革命政府，不过商团的权力是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府都不可接受的。政府方面不可能接受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存在一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且不受控制的武装团体。所以说，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文史君说

商人试图与政府对抗，甚至想要颠覆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是那个特殊时代下的产物。商团的存在本就是一种畸形，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枪就有发言权”的制度变态的产物。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国民党争取工农力量的背景下，商团是不可能和革命政府走到一起的，所以双方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参考文献

吴群力：《“广州商团事件”鸟瞰》，《广东史志》1994年第4期。

邱捷：《近代广东商人团体与广东政府》，《近代史学刊》2001年00期。

丁身尊：《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的斗争》，《华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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